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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海洋强国”，是7月30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重要内容。然而，回顾历史，自1840年英国人闯入封建中国之前，古代中国其实不乏“海洋帝国”的辉煌，这份辉煌是如何被一步步断送的呢？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其新书《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大一统文化下的专制制度最终使得中国的经济高度发达，能够自给自足，从而得以“自转”，日渐奉行“大陆孤立主义”，导致最终的“闭关锁国”。而正是中国的闭关锁国，导致西方与中国连接的丝绸之路的中断，迫使欧洲文明最终发展为海盗文明—海洋文明。
也就是说，一个以大陆为中心的古文明帝国的闭关锁国间接导致了另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的海洋文明的诞生，新的文明壮大后，继而又对原先的古文明帝国带来极大的冲击。
这就是中国古代失海的内在与外在关键因素。
失海的必然性
大一统的文化成为古帝国辉煌的重要因素，却也使失海成为必然。
当11世纪至12世纪，西方由于长期分裂与黑暗的封建制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把思想和商业还给老百姓时，同期的中国得益于大一统，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农耕文明时期的中国具备了闭关锁国的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土地之广袤和粮食之充沛足以养活全体国民，二是人口之众多足以满足工商生产的市场供求。而及至大明，中国又先后有了“水稻革命”和“棉花革命”，将古代的中国经济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并终止于此。从此之后，在长达400年的时间里，中国成为一个不再进步、超稳定的小农社会，一个与“世界公转”无关的、“自转”的帝国。
事实上，直到工业革命，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一个四通八达的运河网络连接主要河道和人口中心，中国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繁荣的贸易地。中国当时占世界GDP的比重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在过去的十八个世纪产量的总和还多。
此时的中华帝国，海军力量也很强大，中国的船队可以载着皇帝到处征服和拓展。然而，中国没有跨海殖民，甚至对海外疆土不屑一顾。中国自我封闭的辉煌成就造就了一种盲目自满感。中国的精英们认为中国是唯一的文明。这一传统的中国中心秩序体系妄想一直保持到当代。
短暂的南宋海洋帝国
可以说，直至清朝中期，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技术上，古中华帝国仍拥有极大的优越感—因大一统而得以国强民安，以鹤立鸡群的姿态立于世界之林。
不过，值得玩味的是：虽然唐宋航海技术大发展后，中国一直是西太平洋区域最重要的海上势力，中国商船频繁往来于黄海、东海、南海，甚至印度洋的各个港口。但中国海上军事力量的真正崛起却是在中央集权统治相对薄弱的南宋。
和历朝历代一样，宋朝的主要威胁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养兵、巨额战争赔款，使得宋朝国库空虚。公元1068年，为摆脱“内忧外患”，王安石强力推行新法。众所周知，新法以失败告终。但是，正是在这次变法中推行的海外贸易一策，使大宋得以南宋的形式，又延存150年。
在新法中，海外贸易被赋予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朝廷还在外贸重镇广州率先施行了《广州市舶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海贸易法规。
虽然南宋本身处于劣势，但靠着强大的海上贸易，南宋开始拥有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海上力量的水师。这支水师拥有十几种舰艇，其中一种叫“飞虎”的船，已经开始使用螺旋桨推进，“上平如衡，下侧如刃”，易于破浪前进。同时，这支水师还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系统：火器—此时的欧洲人还在苦练剑术，不知火药为何物。
公元1130年正月十六，宁波港外波涛汹涌，南下的金军迎头碰上了严阵以待的南宋水师。金军一触即溃，仓皇北顾。再之后，金人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水师在黄海水域遭遇南宋水师的致命一击—自此，金军再也没有能力消灭偏安的南宋。
强大的水师决定了南宋王朝的安危，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现象绝无仅有。
摆脱了生死存亡的威胁，南宋必须面对庞大的经济压力。
南宋统治者将目光投向了大海。为了鼓励海外贸易，南宋的历代皇帝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政策。在朝廷的鼓励下，在利益的驱动下，庞大的商船队扬帆出海—指南针正是在这一时期发明的。这不仅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拉开了现代世界的帷幕。
凭借无可比拟的实力，宋代的中国船长们牢牢掌握了环印度洋航运的控制权，还将贸易航线延伸到了非洲东海岸。由此而来的巨额收入，源源不断地流入南宋国库。自秦汉以来，中国政府的主要收入依赖农业税收，但在南宋，商业税收首次超过了土地所得，这在传统中国是孤例。
甚至，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南宋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而它放射出的光芒，沿着海路，逐渐辐射到整个亚洲。而随后更加强大的元朝最终征服南宋，也是靠强大的水军，而非铁骑。对于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元朝给予了“所在州县并与除免杂役”的优待。公元1291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有幸目睹了元帝国强盛的海上事业，并写就了众所周知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
1511年：失海元年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明朝中央高度专制集权王朝的建立，断送了中国强大的海权。
吴晓波认为，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对闭关锁国以及社会组织的散沙化有着天然的渴望。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由赤贫起家的皇帝，朱元璋深谙此道—只有“画地为牢”，把民众牢牢地拴在土地上，才难以产生逸出国家权力的“乱民”—而水稻革命、棉花革命保证了该国策的有效实施性。
明洪武四年，即公元1371年12月，朱元璋的一纸禁令使延续了1500多年的民间航海和自由贸易趋于窒息。在以后的岁月里，朱元璋多次下诏彻底禁止民间海洋贸易，甚至连渔民出海打鱼都在被禁之列。
如今，朱棣时期的郑和下西洋被认为中国海上力量的重新展示。但也仅仅是展示而已。朱棣依旧坚持“开国禁海”的祖制，继续限制民间出海，官营船队的主要目的也只为宣威，而非盈利—事实上，从一开始，反对“下西洋”劳民伤财的声音就不绝于耳。 但此时中国海上的力量仍不可小觑。郑和七次下西洋，六次造访马六甲（当时被中国称为满剌加）。它处在战略通道上，是亚洲出海口门户，谁控制这里，谁就是亚洲海洋霸主，因此受到明朝廷的高度重视。从15世纪到16世纪，马六甲与明王朝维持着密切的关系。那时的南中国海真正成为中国的内海。
一切止于1433年。这年4月，郑和下西洋途中死于古里；同年8月，明宣宗朱瞻基敕令拆除所有船只并销毁所有造船记录。中国的航海史从此成为一个打不开的折页。中国技术卓群却自愿退出航海远征的事业，而这时西方航海家们却正在中国罗盘的指引下，驾驶着“像房子”一样的帆船，向富饶的东方一步步逼近。
同样是在1433年，僻处欧洲西南一隅的小国葡萄牙的国王若昂一世也去世了，给继位者亨利王子留下一纸向东方发展的海上扩张政策。盛极一时的马六甲，很快引起了这个西方新兴海权国家的觊觎。终于，在1511年，这个大明王朝的藩属国被葡萄牙人攻陷。
失去了马六甲的明朝，使帝国最南端的海上大门大开，从此再无法阻挡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中国台湾学者张存武说，葡人之东来才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而当时名义的宗主国明王朝，皇帝与大臣同样无能、短视，他们对马六甲的陷落表现出无动于衷。面对马六甲朝廷的屡次求援，明朝廷除了一再声明要求葡萄牙退出马六甲外，再也没有任何作为—实际上，虽然此时离强盛一时的大明海军“自杀”已近百年，但其海上力量仍不可小觑—即便再过100年，大明的海上力量依旧可令远来者闻风丧胆。
公元1633年10月22日，郑芝龙在金门料罗湾打败9艘不可一世的荷兰战舰。该战彻底摧毁了荷兰人在南中国海建立的贸易霸权。1640年，荷属东印度公司与这位中国“海上国王”达成航海与贸易的若干协定，并开始向郑芝龙朝贡。所有在澳门、马尼拉、厦门、台湾、日本各港口间行驶的商船，都须接受郑氏集团管理。
但遗憾的是，大明的最后一支海军力量毁于清朝。公元1646年，郑芝龙叛明投清。但清廷没兑现让他成为“三省王、闽粤总督”的承诺，反将之处决。数年后，率海军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的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所建立的台湾政权也向清廷投诚。古帝国的海上力量彻底烟消云散。
新文明冲击波
由少数民族掌控的清中央政府，比农民朱元璋更害怕不可控的海上力量。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清廷再次下令各省商船禁止前往南洋贸易，严防定居南洋的华人返回国内。
显然，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其对子民的恐惧及控制，远大于对外敌的恐惧及控制。
事实上，清廷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海防的问题，康熙在晚年曾告诫自己的孙子：“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需安不忘危。”但除了增加几门岸炮外，清政府三次颁布“迁海令”，把沿海30里的居民全部迁往内地，并禁止人民出海贸易。用人为制造的无人区，来隔离可能来自海外的威胁。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评论：“归根到底，他们是倾向倒退，眼光向里，防守和排外的。”这是几千年来形成的陆地文明文化作祟使然。正如基辛格在《论中国》中所说：这显示，中国的决策者面对可能的外敌，最大愿望不是征服（尽管也有主动发起军事行动的情况），而是避免被侵略和防止蛮夷的联盟。通过经济贸易刺激和政治舞台的技巧性运用，中国劝服邻族人按中国中心的规范方式生活。对那些不听话的蛮夷，中国会采用离间计将其分化瓦解，这就是著名的“以夷制夷”方略。甚至，当被打败时，中国人可以屈服于蛮夷，就像元朝和清朝之初那样，作为将他们中国化的前奏。
所以当欧洲“蛮夷”开着炮舰抵达中国海岸时，清朝官员仍想用“以夷制夷”的传统策略来面对新挑战。英国人破门而入后，他们把欧洲其它列强也请进门来，希望先挑起列强之间的争夺再操纵他们。
但事实证明，这种策略失效了。因为，这一次来的不再仅仅是一个或几个民族，而是一种文明。
一批有头脑的士大夫意识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新局面。1841年8月的一天，将被发配新疆的林则徐将《四洲志》等译著和翻译的外国书报资料，赠与挚友魏源，希望其能尽快编撰成书。之后，魏源用10年时间，编成了100卷的巨著《海国图志》，一反重陆轻海的陈旧观念，为中华民族勾画出一幅宏大的海洋蓝图——国家应创设一支强大的近代海军；大力发展工业和航运业以推动国内外贸易的发展；扶植南洋华人垦殖事业。
魏源的《海国图志》在邻国日本得到空前的重视。日本政府曾特别命令将该书译本分发给陆军、海军、政治领袖和学校。据说，从1854年到1856年，短短3年间，《海国图志》至少被翻印了21个版本。
但是，在大清朝，《海国图志》却一直束之高阁—这种张力向外的海洋文明与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有着强烈的冲突——直到1874年近邻日本企图染指中国领土台湾后，清政府才被迫匆忙筹建水师。1891年，英国《伦敦武备报》在详细评估之后，认为中国海军排名世界第8，而日本海军则为第16位。因此，当1894年，日本为控制黄海的制海权，主动向大清开战后，世界并不看好日本。但最后却是北洋水师惨败。
失败原因可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给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的劝降书来窥一斑：“贵国目前的处境……源于一种制度……这是几千年的传统：当贵国与外界隔绝时，这一制度可能是好的。现在它却过时了。在今日的世界里，已不可能与世隔绝了。”“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出不了海洋就守不住海岸，而失去海洋也最终将失去家园。”“您知道，30年前日本帝国处于何等艰苦的境地，您也知道我们是如何抛弃旧体制，争取新制度以求摆脱威胁我们的困难。贵国也应采取这种新的生存方式。如能这样，就会一切顺利，否则它就可能灭亡！”
现在读来，这封劝降书是何等地振聋发聩！而显然，清廷海军的创建者李鸿章也是深谙其中道理的，留下“所谓练兵、海军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的感叹，在强大的制度惯性面前，无力回天。
历史就是这样令人唏嘘。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其新书《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大一统文化下的专制制度最终使得中国的经济高度发达，能够自给自足，从而得以“自转”，日渐奉行“大陆孤立主义”，导致最终的“闭关锁国”。而正是中国的闭关锁国，导致西方与中国连接的丝绸之路的中断，迫使欧洲文明最终发展为海盗文明—海洋文明。
也就是说，一个以大陆为中心的古文明帝国的闭关锁国间接导致了另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的海洋文明的诞生，新的文明壮大后，继而又对原先的古文明帝国带来极大的冲击。
这就是中国古代失海的内在与外在关键因素。
失海的必然性
大一统的文化成为古帝国辉煌的重要因素，却也使失海成为必然。
当11世纪至12世纪，西方由于长期分裂与黑暗的封建制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把思想和商业还给老百姓时，同期的中国得益于大一统，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农耕文明时期的中国具备了闭关锁国的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土地之广袤和粮食之充沛足以养活全体国民，二是人口之众多足以满足工商生产的市场供求。而及至大明，中国又先后有了“水稻革命”和“棉花革命”，将古代的中国经济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并终止于此。从此之后，在长达400年的时间里，中国成为一个不再进步、超稳定的小农社会，一个与“世界公转”无关的、“自转”的帝国。
事实上，直到工业革命，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一个四通八达的运河网络连接主要河道和人口中心，中国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繁荣的贸易地。中国当时占世界GDP的比重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在过去的十八个世纪产量的总和还多。
此时的中华帝国，海军力量也很强大，中国的船队可以载着皇帝到处征服和拓展。然而，中国没有跨海殖民，甚至对海外疆土不屑一顾。中国自我封闭的辉煌成就造就了一种盲目自满感。中国的精英们认为中国是唯一的文明。这一传统的中国中心秩序体系妄想一直保持到当代。
短暂的南宋海洋帝国
可以说，直至清朝中期，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技术上，古中华帝国仍拥有极大的优越感—因大一统而得以国强民安，以鹤立鸡群的姿态立于世界之林。
不过，值得玩味的是：虽然唐宋航海技术大发展后，中国一直是西太平洋区域最重要的海上势力，中国商船频繁往来于黄海、东海、南海，甚至印度洋的各个港口。但中国海上军事力量的真正崛起却是在中央集权统治相对薄弱的南宋。
和历朝历代一样，宋朝的主要威胁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养兵、巨额战争赔款，使得宋朝国库空虚。公元1068年，为摆脱“内忧外患”，王安石强力推行新法。众所周知，新法以失败告终。但是，正是在这次变法中推行的海外贸易一策，使大宋得以南宋的形式，又延存150年。
在新法中，海外贸易被赋予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朝廷还在外贸重镇广州率先施行了《广州市舶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海贸易法规。
虽然南宋本身处于劣势，但靠着强大的海上贸易，南宋开始拥有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海上力量的水师。这支水师拥有十几种舰艇，其中一种叫“飞虎”的船，已经开始使用螺旋桨推进，“上平如衡，下侧如刃”，易于破浪前进。同时，这支水师还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系统：火器—此时的欧洲人还在苦练剑术，不知火药为何物。
公元1130年正月十六，宁波港外波涛汹涌，南下的金军迎头碰上了严阵以待的南宋水师。金军一触即溃，仓皇北顾。再之后，金人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水师在黄海水域遭遇南宋水师的致命一击—自此，金军再也没有能力消灭偏安的南宋。
强大的水师决定了南宋王朝的安危，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现象绝无仅有。
摆脱了生死存亡的威胁，南宋必须面对庞大的经济压力。
南宋统治者将目光投向了大海。为了鼓励海外贸易，南宋的历代皇帝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政策。在朝廷的鼓励下，在利益的驱动下，庞大的商船队扬帆出海—指南针正是在这一时期发明的。这不仅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拉开了现代世界的帷幕。
凭借无可比拟的实力，宋代的中国船长们牢牢掌握了环印度洋航运的控制权，还将贸易航线延伸到了非洲东海岸。由此而来的巨额收入，源源不断地流入南宋国库。自秦汉以来，中国政府的主要收入依赖农业税收，但在南宋，商业税收首次超过了土地所得，这在传统中国是孤例。
甚至，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南宋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而它放射出的光芒，沿着海路，逐渐辐射到整个亚洲。而随后更加强大的元朝最终征服南宋，也是靠强大的水军，而非铁骑。对于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元朝给予了“所在州县并与除免杂役”的优待。公元1291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有幸目睹了元帝国强盛的海上事业，并写就了众所周知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
1511年：失海元年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明朝中央高度专制集权王朝的建立，断送了中国强大的海权。
吴晓波认为，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对闭关锁国以及社会组织的散沙化有着天然的渴望。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由赤贫起家的皇帝，朱元璋深谙此道—只有“画地为牢”，把民众牢牢地拴在土地上，才难以产生逸出国家权力的“乱民”—而水稻革命、棉花革命保证了该国策的有效实施性。
明洪武四年，即公元1371年12月，朱元璋的一纸禁令使延续了1500多年的民间航海和自由贸易趋于窒息。在以后的岁月里，朱元璋多次下诏彻底禁止民间海洋贸易，甚至连渔民出海打鱼都在被禁之列。
如今，朱棣时期的郑和下西洋被认为中国海上力量的重新展示。但也仅仅是展示而已。朱棣依旧坚持“开国禁海”的祖制，继续限制民间出海，官营船队的主要目的也只为宣威，而非盈利—事实上，从一开始，反对“下西洋”劳民伤财的声音就不绝于耳。 但此时中国海上的力量仍不可小觑。郑和七次下西洋，六次造访马六甲（当时被中国称为满剌加）。它处在战略通道上，是亚洲出海口门户，谁控制这里，谁就是亚洲海洋霸主，因此受到明朝廷的高度重视。从15世纪到16世纪，马六甲与明王朝维持着密切的关系。那时的南中国海真正成为中国的内海。
一切止于1433年。这年4月，郑和下西洋途中死于古里；同年8月，明宣宗朱瞻基敕令拆除所有船只并销毁所有造船记录。中国的航海史从此成为一个打不开的折页。中国技术卓群却自愿退出航海远征的事业，而这时西方航海家们却正在中国罗盘的指引下，驾驶着“像房子”一样的帆船，向富饶的东方一步步逼近。
同样是在1433年，僻处欧洲西南一隅的小国葡萄牙的国王若昂一世也去世了，给继位者亨利王子留下一纸向东方发展的海上扩张政策。盛极一时的马六甲，很快引起了这个西方新兴海权国家的觊觎。终于，在1511年，这个大明王朝的藩属国被葡萄牙人攻陷。
失去了马六甲的明朝，使帝国最南端的海上大门大开，从此再无法阻挡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中国台湾学者张存武说，葡人之东来才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而当时名义的宗主国明王朝，皇帝与大臣同样无能、短视，他们对马六甲的陷落表现出无动于衷。面对马六甲朝廷的屡次求援，明朝廷除了一再声明要求葡萄牙退出马六甲外，再也没有任何作为—实际上，虽然此时离强盛一时的大明海军“自杀”已近百年，但其海上力量仍不可小觑—即便再过100年，大明的海上力量依旧可令远来者闻风丧胆。
公元1633年10月22日，郑芝龙在金门料罗湾打败9艘不可一世的荷兰战舰。该战彻底摧毁了荷兰人在南中国海建立的贸易霸权。1640年，荷属东印度公司与这位中国“海上国王”达成航海与贸易的若干协定，并开始向郑芝龙朝贡。所有在澳门、马尼拉、厦门、台湾、日本各港口间行驶的商船，都须接受郑氏集团管理。
但遗憾的是，大明的最后一支海军力量毁于清朝。公元1646年，郑芝龙叛明投清。但清廷没兑现让他成为“三省王、闽粤总督”的承诺，反将之处决。数年后，率海军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的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所建立的台湾政权也向清廷投诚。古帝国的海上力量彻底烟消云散。
新文明冲击波
由少数民族掌控的清中央政府，比农民朱元璋更害怕不可控的海上力量。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清廷再次下令各省商船禁止前往南洋贸易，严防定居南洋的华人返回国内。
显然，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其对子民的恐惧及控制，远大于对外敌的恐惧及控制。
事实上，清廷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海防的问题，康熙在晚年曾告诫自己的孙子：“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需安不忘危。”但除了增加几门岸炮外，清政府三次颁布“迁海令”，把沿海30里的居民全部迁往内地，并禁止人民出海贸易。用人为制造的无人区，来隔离可能来自海外的威胁。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评论：“归根到底，他们是倾向倒退，眼光向里，防守和排外的。”这是几千年来形成的陆地文明文化作祟使然。正如基辛格在《论中国》中所说：这显示，中国的决策者面对可能的外敌，最大愿望不是征服（尽管也有主动发起军事行动的情况），而是避免被侵略和防止蛮夷的联盟。通过经济贸易刺激和政治舞台的技巧性运用，中国劝服邻族人按中国中心的规范方式生活。对那些不听话的蛮夷，中国会采用离间计将其分化瓦解，这就是著名的“以夷制夷”方略。甚至，当被打败时，中国人可以屈服于蛮夷，就像元朝和清朝之初那样，作为将他们中国化的前奏。
所以当欧洲“蛮夷”开着炮舰抵达中国海岸时，清朝官员仍想用“以夷制夷”的传统策略来面对新挑战。英国人破门而入后，他们把欧洲其它列强也请进门来，希望先挑起列强之间的争夺再操纵他们。
但事实证明，这种策略失效了。因为，这一次来的不再仅仅是一个或几个民族，而是一种文明。
一批有头脑的士大夫意识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新局面。1841年8月的一天，将被发配新疆的林则徐将《四洲志》等译著和翻译的外国书报资料，赠与挚友魏源，希望其能尽快编撰成书。之后，魏源用10年时间，编成了100卷的巨著《海国图志》，一反重陆轻海的陈旧观念，为中华民族勾画出一幅宏大的海洋蓝图——国家应创设一支强大的近代海军；大力发展工业和航运业以推动国内外贸易的发展；扶植南洋华人垦殖事业。
魏源的《海国图志》在邻国日本得到空前的重视。日本政府曾特别命令将该书译本分发给陆军、海军、政治领袖和学校。据说，从1854年到1856年，短短3年间，《海国图志》至少被翻印了21个版本。
但是，在大清朝，《海国图志》却一直束之高阁—这种张力向外的海洋文明与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有着强烈的冲突——直到1874年近邻日本企图染指中国领土台湾后，清政府才被迫匆忙筹建水师。1891年，英国《伦敦武备报》在详细评估之后，认为中国海军排名世界第8，而日本海军则为第16位。因此，当1894年，日本为控制黄海的制海权，主动向大清开战后，世界并不看好日本。但最后却是北洋水师惨败。
失败原因可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给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的劝降书来窥一斑：“贵国目前的处境……源于一种制度……这是几千年的传统：当贵国与外界隔绝时，这一制度可能是好的。现在它却过时了。在今日的世界里，已不可能与世隔绝了。”“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出不了海洋就守不住海岸，而失去海洋也最终将失去家园。”“您知道，30年前日本帝国处于何等艰苦的境地，您也知道我们是如何抛弃旧体制，争取新制度以求摆脱威胁我们的困难。贵国也应采取这种新的生存方式。如能这样，就会一切顺利，否则它就可能灭亡！”
现在读来，这封劝降书是何等地振聋发聩！而显然，清廷海军的创建者李鸿章也是深谙其中道理的，留下“所谓练兵、海军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的感叹，在强大的制度惯性面前，无力回天。
历史就是这样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