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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是对申连云教授《怎么译：从“操控”到“投降”》一文的回应，指出“操控”和“投降”之争实际上还是围绕“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孰重孰轻展开的。异化翻译有其实践方面的优势，但是作为矛盾统一体的另外一方的“归化”策略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需要寻找一种和谐的理念来调和看似悖立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 翻译策略 操控 投降 归化 异化
1.前言
2010年《外国语》第二期刊登了申连云教授题为《怎么译：从“操控”到“投降”》的文章，表达了他对全球化背景下该采取何种翻译策略的看法。文章指出，传统的翻译概念，比如“忠实”、“动态对等”、“神似”等都包含一种以自我为目的的操控逻辑。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应当放弃对原文的操控，以原文自身为目的，尊重原文自身的价值。他认为翻译要“克服自我中心，放弃‘操控’，让他者的本真状态自我呈现”。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实现翻译的优化，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下面谈谈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2.“操控”与“投降”之争
申文指出：“任何阐释不可能是一种纯知识活动或理性认识活动，而必然是一种极具政治和伦理色彩的话语实践活动。意识形态的保守性使它总是在自己的统一性和连贯性中进行阐释活动，它怎么虚构出一个原意来，也就怎么表明它在另一些方面害怕意义的自由流动、组合、分解和增生。这种对意义自由流动的阻碍，对齐一性、同一性的诉求就是操控；它操控人们只能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框架内解释和思维。”相应地，他认为“所谓‘投降’，就是放弃操控；进而言之，就是对自我中心的去除，对自我目的的放弃，恢复自身的尊严和价值，让他者从自我的一个实用计划中摆脱出来，恢复其原有的初始性和独特性。”细细品味其中的深层含义，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对矛盾的概念：“操控”和“投降”实际上与美国翻译理论家Lawrence Venuti在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中提出的“归化”和“异化”这一对相互关联的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按Venuti的说法，归化法“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译语文化”，而异化法则是“对这些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民族偏离主义的压力，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境”。因此，“操控”与“投降”之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归化”与“异化”之争。
“异化”和“归化”是直译和意译的发展。在1813年，德国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马赫在一篇关于翻译的不同方法的演讲中指出：“有两种翻译方法：译者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前一种翻译方法就是我们常说的“异化”，后一种就是我们常说的“归化”。Venuti可以说是“异化”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反翻译论”的概念。这种翻译刻意在目的语的文本中，在风格和其他方面突出原文之“异”。Venuti公开声称：“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翻译理论和实践，以抵御目的语文化占主导地位的趁势，从而突出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差异。”实质上，异化派是主张译文应以源语和原文作者为归宿，注重展示源语的表达方式，刻意保留文化异质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各种不同文化也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融合，各族人民之间彼此了解的需求也日益剧增，因此主张异化的队伍越来越庞大，申连云教授提出的“投降”说与上文提到的“异化”说大同小异，他是“异化”说庞大队伍中的一员。
说到“异化”，我们就不得不提与之相对存在的“归化”。Nida可以说是归化翻译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在自己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系列著作中构建了一个宏大的结构主义归化式翻译理论体系，提出了“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的概念。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出发，把目的语读者置于首位，并仔细分析源语信息的意图。“译文基本上应是源语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在Nida看来，动态对等（功能对等）的目的是，译文的表达方式应是完全自然的，并尽可能地把源语行为模式纳入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范畴。这种关于翻译的概念不强调读者为了理解源语信息一定得接受源语文化的模式。因此，他提出了“功能同构”的策略作为解决的办法，以求在不同体系中取得相同的效果。这与申文中的“操控”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3.“操控”、“投降”存在的问题
申连云教授提出的“操控”及“投降”的概念是存在一定局限性的，尤其是他将翻译与政治议程挂钩的研究做法我不敢苟同。他提出的“投降”式翻译实际上无法带来真正的民主也并不会改变民主的价值。正如后来的研究者对Venuti的“异化”思想提出的质疑那样，比如Barbe（1996）声称异化翻译仅仅是“知识分子的幻想”，Rajagopalan（1998）更是确信极端地展示外国文本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挫败，等等。这些批评与质疑都是针对Venuti鼓吹的异化策略的政治动机和片面作用而提出来的。这样的质疑同样可以拿来与申连云老师的观点商榷。总之，我认为申文中提出的绝对二元论是其观点的主要缺陷。
首先，极端的“投降”式的翻译方法不仅会导致本族人民固有观念的加强，而且将使译文与读者的距离疏远。为了保留源语文本的异质性却牺牲了其本来应该传递的意义，这样的译文往往会使用一下生僻怪异的古雅词语、俚语等，从而使译文晦涩难懂，这样就大大降低了传递给读者的源语文化信息，导致普通大众难以阅读文学经典，从而极大地阻碍了文化与信息的广泛传播。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是供不懂原文的人阅读的，如果只是为了照顾源语意识形态的独立性，而大量使用怪词、古词的异化翻译就会加重目的语读者的负担。事实上，这种投降式的翻译只能局限于狭小的学术圈子，并没有考虑到广大普通读者的需要，因而只是一种“精英主义理论”。
其次，申文提出的投降式翻译并不能促进民主文化交流，译者无法以此方法改变民主价值观。采用这种投降式翻译法，不但把英美等主流文化驱逐出去，而且把本民族的文化边缘化。十九世纪英国杰出的阿拉伯语翻译家Burton在其译作中，不仅保存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如实再现了充满东方智慧的图书形象，而且保留甚至凸显了原文中英国正统文化难以接受的所有内容，为英语读者提供了一幅准确的、人类学的东方生活与气质的图画。在译作中，作者大量照搬了原作的语法结构，频繁使用古英语词汇，属于典型的投降式翻译范例。作者对阿拉伯文化和阿拉伯文本的怪异化处理反而印证了英美读者对阿拉伯文化的刻板形象和东方主义形象，并帮助他们接受殖民主义话语，强化了英语文化的优越性。由此可见，单纯的投降式翻译尽管尊重了原文的初始性和独特性，尊重了原文自身的价值，但是却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大大加强了主流文化的优越性，产生了过犹不及的效果。
最后，申文提出的这种投降式翻译策略是针对将弱势文化翻译成强势文化时使用的一种策略，目的在于抵制文化霸权主义。那么在将强势文化翻译成弱势文化的时候，这一策略能否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弱小国家如果采用投降式翻译策略，势必会导致文化独立和文化地位的进一步瓦解。Shamma认为：“要利用译文中的差异来挑战西方读者对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评价，所涉及的两种语言和文化的权力关系必须适当，源语文化的政治权力应该与译语文化持平，甚至应高于译语文化，所以，挑战流畅的翻译原则对于处于平等权力关系的欧洲文化间的互译可能非常有效，但翻译在全球政治权力中位居边缘国家的作品时，这种策略就不一定奏效了。”从强势文化到弱势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操控式翻译有时反而能对强势文化的霸权形成一种抵抗，而投降式翻译却可能颠覆译语规范，破坏本来就不堪一击的译语文化，在不经意间也许就沦为文化殖民主义者的同谋。
4.结语
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翻译对文化的重塑和构建在跨文化交际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人甚至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的保存，社会的发展，首先应归功于翻译。”翻译活动是一项复杂的活动，虽然翻译不能脱离政治，但终究不可能完全成为政治，翻译也不是发生在真空的纯粹的个人行为，它会受到包括社会经济、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等在内的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任何翻译都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一篇好的译文不可能只用一种单一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它必然是多种翻译策略和方法适度作用的结果，因此，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必须找到“操控”和“投降”的平衡点，至于哪一方应该多让步，以及到什么程度，这就要看每一位译者自己所把握的尺度。
参考文献：
［1］罗选民.论文化/语言层面的归化/异化翻译［J］.外语学刊，2004，（1）.
［2］刘泽权，张丽.异化之异化：Venuti理论再批评［J］.外语研究，2009，（3）.
［3］葛校琴.当前归化/异化的策略讨论的后殖民主义视阙［J］.中国翻译，2002，（5）.
［4］马瑜，杜月蕾.翻译：归化与异化的均衡［J］.哈尔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2）.
［5］申连云.怎么译：从“操控”到“投降”［J］.外国语，2010，（3）.
［6］唐海鹰，蒋冰清.翻译的文化转向与译者伦理回归［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0，（1）.
关键词： 翻译策略 操控 投降 归化 异化
1.前言
2010年《外国语》第二期刊登了申连云教授题为《怎么译：从“操控”到“投降”》的文章，表达了他对全球化背景下该采取何种翻译策略的看法。文章指出，传统的翻译概念，比如“忠实”、“动态对等”、“神似”等都包含一种以自我为目的的操控逻辑。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应当放弃对原文的操控，以原文自身为目的，尊重原文自身的价值。他认为翻译要“克服自我中心，放弃‘操控’，让他者的本真状态自我呈现”。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实现翻译的优化，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下面谈谈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2.“操控”与“投降”之争
申文指出：“任何阐释不可能是一种纯知识活动或理性认识活动，而必然是一种极具政治和伦理色彩的话语实践活动。意识形态的保守性使它总是在自己的统一性和连贯性中进行阐释活动，它怎么虚构出一个原意来，也就怎么表明它在另一些方面害怕意义的自由流动、组合、分解和增生。这种对意义自由流动的阻碍，对齐一性、同一性的诉求就是操控；它操控人们只能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框架内解释和思维。”相应地，他认为“所谓‘投降’，就是放弃操控；进而言之，就是对自我中心的去除，对自我目的的放弃，恢复自身的尊严和价值，让他者从自我的一个实用计划中摆脱出来，恢复其原有的初始性和独特性。”细细品味其中的深层含义，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对矛盾的概念：“操控”和“投降”实际上与美国翻译理论家Lawrence Venuti在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中提出的“归化”和“异化”这一对相互关联的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按Venuti的说法，归化法“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译语文化”，而异化法则是“对这些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民族偏离主义的压力，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境”。因此，“操控”与“投降”之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归化”与“异化”之争。
“异化”和“归化”是直译和意译的发展。在1813年，德国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马赫在一篇关于翻译的不同方法的演讲中指出：“有两种翻译方法：译者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前一种翻译方法就是我们常说的“异化”，后一种就是我们常说的“归化”。Venuti可以说是“异化”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反翻译论”的概念。这种翻译刻意在目的语的文本中，在风格和其他方面突出原文之“异”。Venuti公开声称：“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翻译理论和实践，以抵御目的语文化占主导地位的趁势，从而突出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差异。”实质上，异化派是主张译文应以源语和原文作者为归宿，注重展示源语的表达方式，刻意保留文化异质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各种不同文化也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融合，各族人民之间彼此了解的需求也日益剧增，因此主张异化的队伍越来越庞大，申连云教授提出的“投降”说与上文提到的“异化”说大同小异，他是“异化”说庞大队伍中的一员。
说到“异化”，我们就不得不提与之相对存在的“归化”。Nida可以说是归化翻译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在自己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系列著作中构建了一个宏大的结构主义归化式翻译理论体系，提出了“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的概念。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出发，把目的语读者置于首位，并仔细分析源语信息的意图。“译文基本上应是源语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在Nida看来，动态对等（功能对等）的目的是，译文的表达方式应是完全自然的，并尽可能地把源语行为模式纳入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范畴。这种关于翻译的概念不强调读者为了理解源语信息一定得接受源语文化的模式。因此，他提出了“功能同构”的策略作为解决的办法，以求在不同体系中取得相同的效果。这与申文中的“操控”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3.“操控”、“投降”存在的问题
申连云教授提出的“操控”及“投降”的概念是存在一定局限性的，尤其是他将翻译与政治议程挂钩的研究做法我不敢苟同。他提出的“投降”式翻译实际上无法带来真正的民主也并不会改变民主的价值。正如后来的研究者对Venuti的“异化”思想提出的质疑那样，比如Barbe（1996）声称异化翻译仅仅是“知识分子的幻想”，Rajagopalan（1998）更是确信极端地展示外国文本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挫败，等等。这些批评与质疑都是针对Venuti鼓吹的异化策略的政治动机和片面作用而提出来的。这样的质疑同样可以拿来与申连云老师的观点商榷。总之，我认为申文中提出的绝对二元论是其观点的主要缺陷。
首先，极端的“投降”式的翻译方法不仅会导致本族人民固有观念的加强，而且将使译文与读者的距离疏远。为了保留源语文本的异质性却牺牲了其本来应该传递的意义，这样的译文往往会使用一下生僻怪异的古雅词语、俚语等，从而使译文晦涩难懂，这样就大大降低了传递给读者的源语文化信息，导致普通大众难以阅读文学经典，从而极大地阻碍了文化与信息的广泛传播。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是供不懂原文的人阅读的，如果只是为了照顾源语意识形态的独立性，而大量使用怪词、古词的异化翻译就会加重目的语读者的负担。事实上，这种投降式的翻译只能局限于狭小的学术圈子，并没有考虑到广大普通读者的需要，因而只是一种“精英主义理论”。
其次，申文提出的投降式翻译并不能促进民主文化交流，译者无法以此方法改变民主价值观。采用这种投降式翻译法，不但把英美等主流文化驱逐出去，而且把本民族的文化边缘化。十九世纪英国杰出的阿拉伯语翻译家Burton在其译作中，不仅保存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如实再现了充满东方智慧的图书形象，而且保留甚至凸显了原文中英国正统文化难以接受的所有内容，为英语读者提供了一幅准确的、人类学的东方生活与气质的图画。在译作中，作者大量照搬了原作的语法结构，频繁使用古英语词汇，属于典型的投降式翻译范例。作者对阿拉伯文化和阿拉伯文本的怪异化处理反而印证了英美读者对阿拉伯文化的刻板形象和东方主义形象，并帮助他们接受殖民主义话语，强化了英语文化的优越性。由此可见，单纯的投降式翻译尽管尊重了原文的初始性和独特性，尊重了原文自身的价值，但是却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大大加强了主流文化的优越性，产生了过犹不及的效果。
最后，申文提出的这种投降式翻译策略是针对将弱势文化翻译成强势文化时使用的一种策略，目的在于抵制文化霸权主义。那么在将强势文化翻译成弱势文化的时候，这一策略能否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弱小国家如果采用投降式翻译策略，势必会导致文化独立和文化地位的进一步瓦解。Shamma认为：“要利用译文中的差异来挑战西方读者对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评价，所涉及的两种语言和文化的权力关系必须适当，源语文化的政治权力应该与译语文化持平，甚至应高于译语文化，所以，挑战流畅的翻译原则对于处于平等权力关系的欧洲文化间的互译可能非常有效，但翻译在全球政治权力中位居边缘国家的作品时，这种策略就不一定奏效了。”从强势文化到弱势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操控式翻译有时反而能对强势文化的霸权形成一种抵抗，而投降式翻译却可能颠覆译语规范，破坏本来就不堪一击的译语文化，在不经意间也许就沦为文化殖民主义者的同谋。
4.结语
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翻译对文化的重塑和构建在跨文化交际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人甚至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的保存，社会的发展，首先应归功于翻译。”翻译活动是一项复杂的活动，虽然翻译不能脱离政治，但终究不可能完全成为政治，翻译也不是发生在真空的纯粹的个人行为，它会受到包括社会经济、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等在内的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任何翻译都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一篇好的译文不可能只用一种单一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它必然是多种翻译策略和方法适度作用的结果，因此，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必须找到“操控”和“投降”的平衡点，至于哪一方应该多让步，以及到什么程度，这就要看每一位译者自己所把握的尺度。
参考文献：
［1］罗选民.论文化/语言层面的归化/异化翻译［J］.外语学刊，2004，（1）.
［2］刘泽权，张丽.异化之异化：Venuti理论再批评［J］.外语研究，2009，（3）.
［3］葛校琴.当前归化/异化的策略讨论的后殖民主义视阙［J］.中国翻译，2002，（5）.
［4］马瑜，杜月蕾.翻译：归化与异化的均衡［J］.哈尔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2）.
［5］申连云.怎么译：从“操控”到“投降”［J］.外国语，2010，（3）.
［6］唐海鹰，蒋冰清.翻译的文化转向与译者伦理回归［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