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政见可以有所不同，但我希望无论我们持什么政见，都不要被外国利用。现在国家正面对很大的压力，你们看得到，我们中国企业是如何被人打压，我们的科技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但你们呢？好像中国越糟，你们就越开心，你们认为这样就能争取到你们的民主了吗？”
　　这段话来自一段长度为3分钟的视频，发言者是一位白衣女性，她压抑着自己的愤怒，在香港立法会铿锵有力地驳斥反对派的言论。在香港“反修例”事件闹得最凶的日子里，这段话在内地网络上被大量转发、点赞，标题是《这位香港女议员的言论一针见血！》，引发了无数中国人的共鸣。
　　这位香港女议员就是梁美芬。经过几番周折，《环球人物》记者终于联系并采访到了她。过去4个多月，她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仅是由于繁忙的工作，也由于反对派、激进分子和暴徒的攻击。但在采访中，梁美芬并没有提及自己面对的危险，而是不断分析和强调香港所面临的是一个怎样的危局，700多万香港市民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应该做出怎样的价值判断。

办公室被暴徒破坏4次

　　10月1日，梁美芬在北京参加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她在网络平台上写道：“我十分兴奋及荣幸能够参与国庆大典，与全国同胞一同庆祝伟大祖国的70华诞。是次（这次）国庆阅兵仪式规模极之庞大，我非常高兴，亦感恩有幸在天安门广场现场见证祖国今天的繁荣富强。”
　　然而，就在同一天，梁美芬位于香港的立法会议员办事处再次被暴徒打砸，并被纵火焚烧。从7月起，这个办事处已先后被暴徒破坏了4次。10月1日是暴徒破坏最猖狂的一次。他们找上门的时候，梁美芬的办公室已经破烂不堪，暴徒不问是否有人，直接向内投掷了3枚汽油弹，导致周围的街坊非常惊慌，也非常愤怒。
　　“现在香港社会面对的是暴徒，与人权、自由无关，暴徒的所作所为是对香港所有市民人身安全及自由的最大侵害。”梁美芬说。曾经被视为法治典范的香港，竟然在短短几个月里变成这样，既令世人震惊，也令无数真正关心香港未来的人痛心。
　　作为法学博士、香港大律师，梁美芬对于法治的内涵和意义有着更为客观而深刻的理解。香港特区政府制定《禁蒙面法》之前，反对派和激进分子通过各种手段加以阻挠，梁美芬则是公开表态支持的人。
　　“制定《禁蒙面法》不是为了削弱言论自由，而是向社会传达清晰的信号，不可靠蒙面为所欲为，同时保护光明磊落表达意见的市民。环顾世界各地，丹麦、德国、法国、瑞典、西班牙、奥地利、加拿大，还有美国的15个州，都已制定了禁止蒙面的法律，加拿大对此的最高刑罚更是监禁10年。目睹幾个月来香港暴力示威者到处大肆破坏，我们必须支持政府尽快立法，止暴制乱。”
　　梁美芬透露，其实2014年违法“占中”期间，香港立法会就讨论过制定《禁蒙面法》，但随着事件的平息，立法的事情也被搁置起来。然而事实证明，该立的法律、该解决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否则历史的教训还会一次次重演。
　　为了让更多人理解《禁蒙面法》的必要性和正义性，梁美芬多次通过媒体和社交平台发声，从法律角度解释这是为了保障守法市民的基本人权，使他们的言论自由不受暴力威胁，符合“一国两制”要保障的法治精神。“《禁蒙面法》能协助执法部门取证，增强对犯罪行为的阻吓作用，更重要的是让年轻人不要以身试法，更有效地预防、制止及惩处犯法行为。”

　　“占中”事件已过去了5年，当时的一些案件至今仍未审理完。梁美芬认为，这对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非常大的阻碍。她建议香港律政司聘请更多律师，司法机构要调动其他法院的法官，加快处理过去和近期发生的案件。“缩短法庭审讯的时间，在骚乱事件中是非常重要的。延期的公义，就是被剥夺的公义。”
　　香港法治不仅仅是法的问题，更是人的问题。梁美芬指出，香港有一批人，凡事只要涉及中国就不合心意，无论是参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还是“一带一路”都说不行，即使是要将一名犯罪嫌疑人移交内地，还是不可以。
　　一些内地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修改《逃犯条例》会引发香港社会动乱。梁美芬对记者坦言：“很多香港人对内地的司法制度不够有信心。尽管他们甚至没有真正了解这次修例的内容，但反对派的煽动、中美贸易战的复杂影响、某些媒体的抹黑……种种因素把真相歪曲了。就像明明是暴徒向警车扔汽油弹，反对派的媒体却说是警察扔的，完全是在迷惑大众。”
　　香港反对派口口声声要捍卫“民主”“自由”，暴徒的行为却日渐猖狂，日益威胁守法者的民主与自由。梁美芬一次次呼吁特区政府加强平乱工作，不能只依赖警队执法;必须灵活果断地处理问题，不能再用殖民地时代的古板思维办事，更不能在这场危机中各自为政。
　　“现在每个香港人都要扪心自问，自己可以为香港做什么？我们想让香港变成怎样的香港？爱护法治的人，必须先与暴力切割，一起为香港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法。这是每个爱香港、珍惜香港的人此时此刻必须做的。”

1987年赴内地研究法律

　　对于香港与祖国的关系，梁美芬不仅是通过法律，更是通过亲身经历感受的。
　　梁美芬籍贯广东肇庆，在香港出生、长大，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接受传统英式教育。她曾回忆，自己是考上香港中文大学后才真正深入地学习中文，而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又通过4年的努力才打下了较好的中文功底。 　　1984年，梁美芬作为交换生到美国学习法律。在此期间，她发现不光是美国，全世界都对中国内地的法律知之甚少。当时内地已经改革开放，对法治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梁美芬觉得要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法律制度，首先自己要懂，于是萌生了到内地学习法律的念头。
　　1987年，梁美芬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进修法律，师从著名法学专家、香港特区基本法委员会起草委员许崇德教授，为香港回归做准备。回想起当时的物质条件，她十分感慨：“那时北京最好的水果都是用来出口、换取外汇的，我们一个星期才能洗一次澡，图书馆没有空调，平时外出都是骑单车……中国人那时非常穷，但都有爱国之心。虽然我在语言交流方面有些障碍，但老师和同学非常好，对我很关心，多多少少减轻了我孤独一人漂泊在外的感觉。”
　　在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博士学位后，梁美芬對内地法律有了全面的了解。回到香港后，她在香港城市大学从事国内法的教学工作，参与过不少香港与内地法律研讨、学者互访讲学等活动，并主持出版了长达3000多页的《中国审判案例要览》英文版。
　　2000年，梁美芬入选香港十大杰出青年;2007年正式从政，次年被直选为香港立法会议员;2012年，担任香港立法会司法委员会主席;2018年，担任第五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
　　从第一次到内地至今，30多年过去了，梁美芬对“中国人”这三个字的分量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刚到内地读书时，我根本无法想象中国会发展得这么好。上世纪90年代，我渐渐发现内地有了私人汽车、空调，人们每天都可以洗澡了。2000年之后，我去二三线城市，发现也非常干净，而且公交车上让座的人很多，说明社会越来越文明。现在，虽然还有一些贫穷的地方，但那里也能用上互联网了。”

　　内地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让梁美芬不断思考香港的现实——如何处理香港特区与国家的关系，如何处理香港社会的内部矛盾以及年轻人悲观、反社会的情绪？
　　“如果你认为国家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可以提出来让她改善，但不能去恶意摧毁她。香港人民应该与国家同喜同悲。国家发展成这样我从心底里开心;国家在贸易战中受到世界的压力，我就很悲伤。我觉得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今天，希望大家多包容，不能片面指责。正因为国家变强了，所以国际上才出来这么多的手段，我们香港绝对不能被利用，成为阻挡国家发展的阻力。”
　　梁美芬深知，过去70年全国人民上下一心、艰苦奋斗，方才成就今天的局面。今年国庆前夕，她在网络平台上写道：“唯有祖国及同胞才是大家最大的凭借和靠山。今天祖国的富裕得来不易，有国才有家，只有我们大家团结一心筑成坚固的铜墙铁壁，才能让祖国更加繁荣富强，才能有安稳的生活，让五星红旗永远飘扬在亿万人民心中。”

“香港的教育的确出了很大问题”

　　对比自己的成长经历，梁美芬对香港今天的年轻人忧心忡忡。
　　“我们本来希望香港的年轻人有国际视野、国家视野，为什么现在的他们会敌视国家、敌视社会？香港的教育制度的确出了很大问题。我认为首先要追究香港教育部门的责任，回归以来，通识教育一直没有改进。”
　　梁美芬对记者提到一个现象，5年前“占中”事件发生期间，一些宣传港独、歪曲事实的影片在香港街头放映，不少十几岁的孩子就坐在街边看。梁美芬曾经向政府投诉这个问题，却无人来管。
　　“今天走上街头使用暴力的年轻人，很早就被洗脑了。这些东西已经根植在他们的脑海中，把他们侵蚀了。‘港独’是违反国际法和香港特区基本法的，更违背我们的历史文化、民族感情。然而反对派却在煽动年轻人，这无异于教唆他们去撞山、跳崖，是会害死他们的。如果香港人不希望香港衰落，一定要出来反对‘港独’，反对那些‘口不独心独’或‘口独心也独’的人。”
　　对于香港中小学的教育缺陷，梁美芬已经批评了10多年。她对记者坦言，香港教育部门一直没有正视问题，现在恶果出现了。今天二十来岁的香港年轻人都是回归以后接受教育的，虽然不是所有年轻人都激进，但从比例上明显高于中年人和老年人。梁美芬认为，香港有一些反对内地、反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团体，打着教育机构的幌子，多年来，很多香港中小学的老师也受到影响。尤其是通识教育这门课，老师怎么教都可以，学校不管。

　　“当所谓的教育团体，实际上是反内地的政治团体垄断了通识教育之后，很多老师就慢慢有了政治偏见。只要有30%这种老师，就会教出一大批激进青年。而且年轻人处于叛逆期，认识问题不全面，他们不愿听父母的话，却很受激进同学的影响。”
　　尽管如此，梁美芬仍表示，香港大部分人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且这个身份也不是由主观意愿决定的。“香港就是中国的地方。你选择在香港生活，必须先保护‘一国’，然后才有‘两制’的空间。”
　　关键在于，很多香港年轻人对这个身份没有概念或者感情淡薄。梁美芬希望香港社会以后多强调“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不能只提香港不提中国。
　　“好多大中小学生觉得自己只是香港人。我问他们，你是不是中国人？他们不愿正面回答。这就是问题，真的是教育的问题。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就别拿特区护照。”
　　对于香港年轻人的未来，梁美芬并不悲观，她相信现实是可以改变的。
　　“我年轻的时候对国家的认识也不够全面，后来自己跑到北京去读书，经历了很多困难才了解了国家，建立了感情，最终变成热爱。今天的香港年轻人没有这些历练，我们也不能过于强求。我相信他们慢慢成长以后会改变的，激进的毕竟是少数，这一点必须区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