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超指出：“作通史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若是各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来，便成一部顶好的通史了。”①这段话道出了专门史、区域史研究的意义。近年来，随着音乐史研究的深入推进，区域音乐史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东亚各国的音乐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源，亦有深厚的学术传统和研究基础。为推动东亚音乐史研究的深化发展，增进东亚音乐史研究的交流合作。由湖南师范大学主办、湖南文艺出版社协办的“2017年东亚音乐史国际高层论坛”于2017年6月13日在星城长沙隆重召开。来自东京艺术大学、釜山大学、台湾艺术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海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哈尔滨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广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及《人民音乐》《音乐探索》《音乐与表演》《中国文化报》等院校和媒体的20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围绕“东亚音乐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这个主题，结合自身学术关注点和研究成果，以不同的观念、视角和方法对东亚音乐史研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阐释和探讨，内容涉及史学研究现状、史学方法、音乐史料、音乐文献、传统音乐个案以及音乐史专题研究等方面，呈现出东亚音乐史研究的新成果和新视野。
　　音乐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是本次论坛的核心议题。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部植村幸生（UEMURA Yukio）教授发表《東アジア軍楽研究の射程：韓国の事例から》（东亚军乐研究展望——以韩国为例）专题。他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挖掘，对历史遗留音响音像和学界研究成果的梳理，结合自身研究韩国、日本、中国音乐史的切身经验，清晰地呈现出韩国军乐发展的历史变迁和活态存在。他认为，军乐是东亚音乐史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专题，目前学界研究成果还不多；他希望，我们在日后的东亚音乐史研究能给予军乐以应有的重视；他指出，军乐是中、日、韩等东亚国家的传统音乐形式，有悠久的历史和复杂的演变历程。对此展开研究，要将其置于文化生态背景和历史演变历程作横向的拓展和纵向的延展。同时，鉴于中日韩三国音乐文化有悠久的交流史，很有必要对东亚音乐史上存在的军乐做一个系统的比较研究，才能在比较中得到新的认识，获得新的课题。如果说植村幸生教授讲述的是韩国音乐史研究中的军乐专题的话，那么韩国釜山大学音乐学科崔昍教授的发言则是韩国音乐史研究的整体把握。崔昍教授发表的《韓國的音樂史研究史》，在清晰界定韩国音樂史研究对象的基础上，系统地梳理出韩国音乐史研究代表成果、主要内容。他指出，韩国音乐史的研究可从叙述音乐史全部的通史类研究、时代性研究、乐曲和体裁类的研究这几个方面着手。同时，提示我们注意音乐史不单单是音乐的变迁历程，而是要从当时音乐所处的文化历史社会背景中去叙述音乐史，用更广阔的视野、更多样的学科方法去理解和探讨音乐史。
　　除了以上两位专家的发言，来自浙江师范大学的杨和平教授也就东亚音乐史研究现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以《王光祈与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的比较——兼论植村幸生校注的〈东洋音乐史〉》为题，全面梳理了20世纪学界对这两本《中国音乐史》研究成果的分析，阐述了植村幸生对田边尚雄《东洋音乐史》进行校注的主要观点和贡献。他指出，目前中国学界对此二本《中国音乐史》缺乏应有的关注，更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而植村幸生教授在历史文化的背景中分析论述了田边尚雄“东洋音乐”概念的变迁，并对《东洋音乐史》作出90条校注，对我们客观评价田边尚雄《东洋音乐史》的学术价值，反思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史学观念、方法和视角都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说到音乐史研究，音乐史料的发掘、考证和运用无疑是音乐史学家最关注的问题，也是本次论坛研讨最多的议题。台湾艺术大学蔡秉衡教授以《台湾文献丛刊》中的“文庙释典乐”为例，阐述其对台湾音乐史研究的意义。《台湾文献丛刊》内容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台湾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和民俗，堪称“台湾的百科全书”。其中记载有“文庙”（专门奉祀孔子的庙）的书籍约147种，主要包括文庙的建筑规制、修缮情形以及文庙释典礼乐。蔡教授对不同时期关于先师释典乐仪注的书写与文本记录的描述进行了详实的梳理和考证，较为清晰地反映出台湾文庙释典乐的历史风貌。他指出《台湾文献丛刊》“对于释典仪注的细节书写，多有后刊印之书抄写或承袭前书，因此，常出现重复的现象……也常发现有传写上的错误”，但仍不减其对台湾文庙释典乐的历史研究的重要性，特别是释典乐器的记载为我们了解当时文庙乐队编制、乐器使用与保存情况。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刘富琳教授也以历史文献记载为基础，对中琉音乐交流的历史与现状作了全面的梳理总结。他指出1392年中国音乐文化开始传入琉球，途径主要有“中国册封琉球使团，琉球进贡使团，闽人三十六姓，来华留学生，飘风难民，和走私贸易商人”；类型主要为“宫廷音乐、民间音乐、器乐、舞蹈、戏曲和古琴音乐”；传入琉球的中国音乐有些是原样传承，有些是琉球化的变化传承。哈尔滨音乐学院王岩教授将目光投向沦陷期哈尔滨音乐发展的历程，从丰富的音乐史料中，追溯“日伪政权”文化侵略的政策基础、实施过程，分析日本在东北的文艺政策对哈尔滨西洋音乐、民间音乐、学校音乐、“国策文艺”音乐、反日爱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影响，较为完整地还原出沦陷时期哈尔滨音乐文化发展的概貌。四川音乐学院李姝博士《儒墨道三家乐教实践考述》，在分析先秦儒墨道三家乐教实践成因的基础上，以典籍文献记载、乐器考古和文物图像，阐述儒墨道三家乐教实践活动的特征。她总结，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乐教首先是一种生存的方式，其次才是伦理、政治教化的手段。先秦乐教反映着人们对自身生命的敬仰，带有浓厚的伦理和政治色彩，不仅具有人格培养的功能，而且还是观民风国政的重要手段，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广的影响，对人类社会道德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和价值追求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音乐史料之于音乐史研究固然重要，但音乐史的撰写不是史料的简单堆砌，而需要在音乐史观念的引领下，运用恰当的方法，选择恰当的视角，使之纳入合理的框架，建构起的知识体系。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徐元勇教授通过史学原理的例举，史料通联的分析和史观的解读，并从基础知识与技能、基本手段与方法、内涵修为与学养三个方面对中国古代、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范畴作出比较。他将中国古代音乐史料分为皇家官方，如正史、政书、类书、实录、起居注等；诸子百家文史文论、官僚文人；稗官、寒士野史笔记小说；金石、出土文物；乐谱五大类别；而将中国近代音乐史料分为音乐专著；音乐专业期刊杂志、报纸；音乐音响、影像出版物及说明书；综合人文、文艺杂志中的音乐史料；报纸中的音乐史料和乐谱六大类别。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读博士吴远华对侗族音乐史研究的历史文化背景、音乐史料搜集和编撰体例设定等方面作了初步探索。 　　关于音乐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冯长春教授结合自身搜集整理缪天瑞、孙继南、戴鹏海等音乐学家口述史料的实例，凝练出口述音乐史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具有“弥补文献之不足、重建历史音乐景观、在效果史中理解音乐历史”等积极意义，并以《〈东方红〉创作者口述史》为例，指出当前口述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如署名、材料运用、材料鉴别等。东京艺术大学王晓东教授总结了中国民族音乐在日本传播的历史，并以自身的琵琶演奏实践为例，阐发琵琶在日本传播的现状及发展。中国艺术研究院李岩教授在回顾“花儿”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列举了“音乐研究所”在中国传统音乐史料搜集与研究方面的贡献，描述了“花儿”的传播与发展现状，指出“花儿”传承面临的问题，提出可操作性、可持续性发展的对策。湖南师范大学朱咏北教授、朱奕亭博士《基于口述史的青山唢呐研究》通过对青山唢呐传承人口述史料的记录整理，结合文献考究，对青山唢呐的历史轨迹、传承曲牌、演奏技艺、仪式用乐和生存现状诸方面做出分析论证，揭示出青山唢呐独特的存在样态和文化品格。而西安音乐学院李宝杰教授则将视角投向中国北方乡村民间器乐，如红白喜事之唢呐鼓吹、乡间庙会之佛道笙管、节庆活动之秧歌锣鼓……。指出民间器乐行为作为乡村民俗生活的一种文化组合形式，既有仪式作用也承担演艺职能，并对“双重作用”在现代乡村民俗生活中的体现及其存在现状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此次论坛也有部分專家将目光投向音乐史专题，旧题新作，赋予音乐史专题研究陈说以新意。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黄大同教授发表了《先秦十二音律结构形态与“五行三合”》，他深入考察曾侯乙编钟十二音名和《国语·周语》十二律名的音结构形态与“五行三合”的关系，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与乐律学之间并不全是输出与接收加互动的关系，事实上，在古人“六律为万事根本”的观念趋动下，乐律学反过来也以形态素材的身份、以同数同结构的同构关系，对中国古代哲学，以及通过哲学的中介对其他一些学科产生了影响。南京艺术学院王晓俊教授以《〈乐记〉“乐本篇”中的图腾之“乐”辨析》为题，考察了中国历史上“乐”概念发生的三次变易：即西周“禮樂”之“樂”变殷商及其以前的图腾之“ ”；汉代“五声八音总名”之“樂”变西周“音声舞容”之“ ”；近现代“艺术音乐”变“五声八音总名”之“樂”。他认为“乐”概念的第一次变易，确立了礼乐盛世和儒家文化的前提。《乐记》作为后儒对西周礼乐制度中涵括音声舞容整体的“礼乐”之“乐”的追记，不可避免地遗留有殷商及其以前的“乐图腾”观念，进而以详实的史料展开论证了“乐”的图腾意蕴。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读博士蒋立平围绕钱君匋儿童歌曲歌词、旋律进行了详实的考证分析，并对钱君匋儿童歌曲创作给出客观公允的评价。
　　此次论坛气氛浓烈、观点纷呈，既有音乐史宏观的整体把握，也有微观的个案阐释。不少成果研究精深、视野开阔、论证严谨、见解独到，展示出东亚音乐史研究的存在价值和学术地位，也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启示。其一，区域音乐史研究的意义显而易见。面对东亚辽阔的疆域、丰富的音乐事项，要想一动手就写出一部全面的东亚音乐史是不可能的，唯有从区域入手，作好各区域音乐专门史、专题史，才有可能综合成一部系统的东亚音乐史。当然，一部中国音乐史的撰著也不例外。其二，文献史料的发掘和田野调查掌握的一手资料，始终是音乐史研究的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学科的建设将成为无源之水。但绝不意味着，音乐史是史料的堆砌，而是在一定观念指导下，采用恰当方法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其三，音乐史研究不仅需要纵向的深入，同样需要横向的扩展。所谓纵向，即指历史的关照及其与现实和未来发展的“接通”；所谓横向，即指跨越国界的交流和吸收，也包括跨学科的借鉴与渗透。
　　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页。
　　朱奕亭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朱咏北 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