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领袖雨果创作的一部散发着人道主义理想光辉、大力宣扬“仁慈与博爱”精神的宏大史诗，其主人公冉阿让这一艺术形象更是以其坎坷无常的命运、从“人性之地狱”到“正义之天堂”的飞跃彰显了以“道德感化”为核心的宗教精神，震撼了无数读者的心灵。
　　冉阿让，这个雨果笔下的传奇人物，是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劳苦大众的典型代表。他饱尝世间冷暖，默默承担着社会的冷眼与不公，经历了从恶魔到天使的蜕变，并最终在“道德感化”的正义光芒下，由一个“异常险狠”的苦役犯变成了一个皈依宗教、一心向善的人。他播撒着无限温暖的“爱”的光辉，在福来主教的指引下，一步步脱离了心灵的苦难，迎来了灵魂的救赎。
　　他命途多舛，如浮萍一般飘摇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为了七个孩子的生存冒险打破橱窗，只为获得一块足以充饥的面包。然而，这一本应归咎于畸形社会体制的行为却不被冷漠成性的统治阶级和社会大众所容忍，在被判五年监禁后，他开始认识到社会的冷酷与不公，痛苦之下在心中暗暗埋下了复仇与反抗的种子。还是为了孩子，他不得不再度铤而走险，一再越狱，只因时刻想要逃离那座黑暗的“围城”。可是现实又一次击垮了他的“斗志”。前后19年的牢狱生活使他的精神逐渐走向崩溃的边缘，对这个“悲惨世界”的彻底绝望使他苦难的灵魂布满了疲倦的皱纹。他已难以为继，他已无力支撑——可怜的身影独自挣扎在无人问津的漫漫长路，顾影自怜中，构成了一段处于社会最底层、永远背负着罪恶之名的小人物痛苦、悲辛的独白。
　　然而，百般困苦中，一道溫暖的曙光霎时间点亮了他的心灵。福来主教的接济与款待是他不幸命运的转折点。也正是这样一位笃信基督、宽厚仁慈的神父，在小说中第一次迸发出“道德感化”的感人力量，极大地改变了冉阿让之后的人生轨迹。“银烛台”事件则可以被看成是“压死”冉阿让的最后一根稻草。福来主教“以德报怨”的宽恕深深震撼了他早已尘封的心灵，幡然醒悟的他决定弃恶从善，从此变成了一个宣扬仁爱、播撒宗教精神与“爱”之光辉的“使徒”。至此，冉阿让破茧成蝶，完成了他生命、道德与灵魂的华丽蜕变。
　　纵观冉阿让艰辛而又传奇的心路历程，我们不难感受到这一伟大艺术形象的背后雨果所要揭示的人道主义思想主题。所谓“人道主义”，大体是指每个人都有权过上美好、平等的生活，它反对当时的封建教会专制，强调尊重人的本性，使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雨果在猛烈抨击、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面貌、腐朽统治与黑暗现实的基础之上，大力宣扬人道主义思想，主张以基督教义中的“道德感化”消除社会上的种种罪恶与不公，幻想构建与现实生活截然相反的“世外桃源”般的理想蓝图（“海滨蒙特猗”道路）。
　　因此，在《悲惨世界》中，“人道主义”这一主题又集中表现为“道德感化”的思想内涵。这一点恰与同时代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托尔斯泰主义”不谋而合。冉阿让在福来主教的影响下，始终坚守着“道德自我完善”的信仰，力图通过“以德报怨”的方式来摆脱罪恶，感化他人，这正是对“托尔斯泰主义”中“勿以暴力抗恶”这一宽恕、博爱思想最有力的诠释。有趣的是，对比来看，同处法国的同时代作家大仲马笔下的基督山伯爵刚好与冉阿让这一形象形成强烈反差——《基督山恩仇记》所展示的恰恰是以“报恩复仇”的手段“惩恶扬善”的主题。
　　具体而言，雨果在作品中所宣扬的“道德感化论”，大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完全的“利他主义”精神
　　所谓完全的“利他主义”，集中体现在商马第案件发生之后冉阿让的抉择上。当时的他已经洗心革面，成了一心向善的好人，有身份有地位，是受人尊敬的马德兰市长。他明明已经重获新生，可以暂时抛却罪恶的过往。然而在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他终于为了替一个素不相识的无辜者洗刷不白之冤，主动向法院自首，自己承担名誉扫地的严重后果。正邪之间，冉阿让毫无保留地选择了正义与坚守，哪怕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哪怕需要重新揭开过去的伤疤。对于冉阿让这种无私的利他主义行为，作者给予了最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人类道德的最高境界。当然，冉阿让的完全利他主义精神还体现在为了珂赛特的幸福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尽己所能精心哺育珂赛特的动人情节上。
　　二、“不念旧恶、以德报怨”的思想
　　至于“以德报怨”的思想，表现最明显的莫过于福来主教、冉阿让和警探沙威三个人物之间相互延续的“道德感化”了。福来主教宽恕其偷窃行为并主动赠送银烛台的举动深深震撼了冉阿让——以至于他临终时还牵挂着那个烛台——自此，他意识到道德的力量和人性的光辉之所在，学会了“用仁爱消除憎恨，用善良化解罪恶”。因而当曾经一再追踪冉阿让、几次欲置他于死地的“恶魔”沙威在街垒战中偶然落到冉阿让手里时，他竟怀着基督教感化万物的思想，毅然放走了这个镇压人民、破坏起义的凶恶敌人，这个统治阶级的忠实鹰犬。可是他并不后悔，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天使”，“天使”就该遵从神的旨意，决不能以暴力的方式对抗“恶魔”。然而，奇迹发生了：沙威受到人道主义精神那不可抗拒的力量的感化，他心中原有的道德世界崩塌了。当起义失败，沙威再次捉住冉阿让时，竟放走了他，最后终因陷入职责与道德观念互相矛盾的极端苦闷之中而投身塞纳河自尽。这似乎在昭示着人们：仁爱精神比革命斗争更有效，它能够以不流血的方式征服最凶恶的敌人。以德报怨，再一次播撒了博爱的光辉，体现了宽容的伟大，验证了道德感化的力量。
　　综上所述，雨果通过冉阿让这一艺术形象宣扬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道德感化思想，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有空泛说教、脱离艺术真实的局限性。他的人道主义思想总是以抽象的道德范畴来代替阶级、社会属性，总是主张以道德改良和乌托邦式的幻想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暴力。这在当时的社会显然是行不通的，所谓“世外桃源”般的人道主义理想也并非总是包医百病的救世良方。毕竟，雨果也有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他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代表，表达的仅仅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情绪，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通过冉阿让传奇的一生和坎坷的心路所表达的仅仅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理想状态，一种幻想，并未真正触及社会问题的本质，也没有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疗救社会的合理可行的方案。但这些并不妨碍我们思考雨果作品中所传达的人道主义精神，毕竟，朝着正义的方向，冉阿让周身散发着的人性之光已经释放出了无限的能量。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