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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典文学中，诗是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文学样式，而和歌是最具有日本民族性代表的文学样式。本文以中国的唐诗与日本的《古今和歌集》为对象，比较了唐诗与和歌在爱情诗这一共同的主题上表现出的异同及与此相关的原因。
关键词： 唐诗 和歌 爱情诗
一、同
中日两国的古代文学有着非常悠久的交往历史，最早期的日本文学是在中国文学的概念、文体、修辞和词汇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和歌产生于日本民间，但和歌韵律形式的形成与汉文学特别是诗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日本的歌学理论也是在引进中国诗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本土文学意识形成并发展的。所以和歌在词汇、修辞和意境方面可以看到很多与中国诗歌相似的表现，这也表现在爱情诗上。
（一）等待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男人或外出为官，或经商，或访友，或游学，或浪迹江湖，女性则经常孤守家中，怀抱种种复杂的心情，在痛苦的煎熬中等待与丈夫重逢的日子。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
（温庭筠《梦江南》）
登高的人从早上等到了黄昏，“过尽了千帆”也不曾见到想见的人。缠绵悱恻的情感无处安置，哀伤凄凉的幽怨无人诉说。
远别未几日，一日如三秋。犹疑望可见，日日上高楼。
（赵微明《古别离》）
“一日如三秋”，突出了女主角等待中度日如年的悲伤。
等待恋人的来访也是日本平安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蜻蛉日记》就鲜明地描写了作者对丈夫藤原兼家的来访久候不致的各种苦衷，以及由此产生的愤怒、嫉恨、绝望等精神上的煎熬。在日本恋歌中，“等待”也被以各种各样的角度歌咏。
君待つと我が恋ひ居れば我が宿の簾動かし秋の風吹く
（万叶集·卷四·488）
恋君情重意绵绵，风吹帘动疑君来。
这首和歌的作者额田王是万叶时代著名女歌人，歌中描述额田王正当思念天智天皇的时候，恰好秋风吹动房屋的门帘，好像天皇回来了，塑造了一个满怀期待等待情人来访的女子形象。
今来んといひし許に長月の有明の月を待ちいでつるかな
（古今集·恋四·691）
君言将要来，挑灯把君待。夜阑烛已残，晓月照妆台[1]。
歌中描写一位少妇盼与郎君欢聚，结果只是空等待的凄凉场面。从听到消息的兴奋到独自等待的希望与焦虑再到约会未果的失望与怨愤，一位可怜女子心理的幽微变化，被真实而又细腻地折射出来。
来めやとは思ふものからひぐらしの鳴く夕暮は立ち待たれつつ
（古今集·恋五·772）
不识能来否，相思枉断肠。蝉鸣声唱晚，独立待斜阳。
歌中人并不能肯定情人会来与自己相会，但她仍然怀抱着一线期待，在夕阳西下如泣如诉、此起彼伏的虫鸣声中悄立等待。
来ぬ人を待つ夕暮の秋風はいかに吹けばわびしかるらむ
（古今集·恋五·777）
待人人不来，入夕秋风起。萧瑟是风吹，悲哀何可止。
“来ぬ人”已经表明歌中人其实已经知道她要等的人是不会来了，她心中很清楚这个事实，但是等待对于她来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在以往恋人会来的时刻，她还是不由自主地等待，幻想着他的出现。落日西垂，秋风萧瑟，更衬托了等待的人心中的悲凉。
（二）梦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实际生活中难以见到所爱的人，就只好寄托于梦中相见，通过对“梦”的描写间接地表达对所爱人的思念。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金昌绪《春怨》）
首句写“打起黄莺”，次句写“打起”的原因是“莫教啼”，第三句写“莫教啼”的目的是不使其“惊妾梦”，第四句又写“妾梦”是到辽西会见丈夫的。全诗环环相扣，最后揭示出谜底：“打黄莺”是怕它影响自己梦中与丈夫的会面。
袅袅城边柳，青青陌上桑。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
（张仲素《春闺思》）
一边是城边袅袅摇曳的柳条，田间路上青青的桑林，景色如画，一边却是失魂落魄的少妇，提笼呆立，思念远戍渔阳的丈夫。这一鲜明对比强烈地衬托出少妇对丈夫的魂牵梦萦，刻骨相思。
期待“梦中相会”也是和歌的典型写法。
恋ふれども逢ふ夜のなきは忘れ草夢路にさへや生ひ茂るらむ
（古今集·恋五·766）
莫道恋情好，相逢夜不成。谁知忘草盛，梦里也丛生。
歌人现实中见不到所爱的人，就期待于梦中相见，可是竟然连梦里都见不到。我如此魂牵梦萦地思念你，为什么连梦里都不能见上一面以解相思呢？失望的歌人甚至疑心是不是因为梦里的世界也长有“忘草”这种东西，所以才无法与思念的人相见。
《古今和集歌》中最擅长写“梦”的要数著名美女歌人小野小町了，如：
思いつつぬればや人のみえつらむ夢としりせばさめざらましを
（古今集·恋二·552）
念久终深睡，所思入梦频。早知原是梦，不做醒来人。
在思念的煎熬中好不容易睡着了，在梦中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人。歌人醒来才知是南柯一梦，面对现实与梦境的差距，歌人懊悔地想，早知是梦，还不如在梦里不醒过来好呢。
いとせめて恋しきときはうばたまの夜の衣を返してぞ着る
（古今集·恋二·554）
入夜翻衣睡，伊人梦里归，此时劳眷恋，特地反穿衣。
日本古时有习俗，睡时反穿衣便可梦见白日思慕之人。所以歌人睡前特地把衣服反穿，巴巴地冀望与恋人梦中相会，一个痴情可爱又可怜的女子形象跃然纸上。
（三）月 对月怀人，“月”作为恋情的寄托和见证，也是中日爱情诗歌中都咏叹不尽的意象。
雁尽书难寄，愁多梦不成。愿随孤月影，流照伏波营。
（沈如筠《闺怨》）
皓月当空，妻子独守空房，思念远戍边关的丈夫，无限的愁绪使她夜不能寐，只能对月倾诉自己的思念之情，希望能像月光一样“流照伏波营”，洒泻到军营中亲人的身上。
碧窗斜月蔼深晖，愁听寒蛩泪湿衣。梦里分明见关塞，不知何路向金微。
（张仲素《秋闺思二首》之一）
夜深人静.妻子梦中醒来，只见一轮明月透过碧纱窗，柔和的月光撤满房间，秋天的寒蝉不停地悲鸣。这一切，使梦中寻夫未遇的闺妇更加愁思满怀、泪下湿衣。
再来看看和歌中“月”的意象。
有明のつれなく見えし別れより暁ばかり憂きものはなし
（古今集·恋三·625）
中天明月照，淡淡似清秋。别后难堪处，无如晓月忧。
忍ぶれど恋しきときはあしひきの山より月の出でてこそくれ
（古今集·恋三·633）
平日虽容忍，恋时却苦哉。东升山上月，我也出门来。
月やあらぬ春や昔の春ならぬわが身一つはもとの身にして
（古今集·恋五·747）
月是从前月，春亦往日春。我身虽犹在，不见去年人。
625的和歌写与情人分别后，晓月也看似无情，黎明前后成了最痛苦难捱的时刻。633的歌意思是说，相思难耐的时候，悄然出门，正如明月从山顶倏然升起，表达盼望与恋人相会的焦灼心情。按当时访妻婚的习俗，男子到夜晚才去女方家，夜路靠月光昭明，所以歌人迫不及待地等待月出，好与情人相会。747是和歌“六歌仙”之一在原业平的和歌，介绍了这首歌的作歌背景。在原业平邂逅一个女子，一见倾心，情深似海，但是这个女子忽然迁往别处不知去向。次年春天，在梅花盛开、月色撩人的夜晚，歌人来到从前恋人的住所，一切如旧，只是少了自己心爱的人，业平惆怅地咏出这首歌。月儿依旧，不变的月与消失的人对比，更彰显了心里的落寞。
从以上所举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不论中国诗还是日本和歌，在诗歌中咏唱更多的不是恋爱的甜蜜，而是焦灼的等待，希望落空的悲哀，即使是写相逢的诗歌，也是感叹欢乐时刻的短暂，充满即将分别的离愁和不安。嵇康在《琴赋·序》中曾说：“琴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诗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日本在对世间万物的观照上，自古就表现出物哀的审美情趣。日本学者久松潜一将“物哀”的性质分为感动、调和、优美、情趣和哀感等五大类。他认为其中最突出的是哀感。物哀是日本民族的审美基调。日本恋歌和中国情诗一样充满了忧伤凄恻、相思难相见的哀叹，都表现出了以悲为美的抒情特征。
二、异
除了以上列举的写法上的共性外，中日爱情诗的歌也有着非常典型的区别。
（一）爱情诗的地位
中国古典诗歌主流传统为诗言志，爱情诗的地位相对边缘，而歌颂同性之间友情的作品却俯拾即是。日本汉学家松浦友久在《汉诗——美的所在》一书中指出，把“中国汉诗”按主题大致分类的话，从比较文学史上来看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与男性间的“友情”相关的作品非常多。四万多首唐诗中，歌颂异性间感情的爱情诗比重要远逊于同性间的友情诗。同性间的友情佳话广为流传，如元白之交、李杜之交。
与此相反，恋歌在日本的和歌集中却占有极大的比重，始终以男女间的恋情为中心。成书于奈良时代的《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和歌总集。根据内容全书分为“杂歌”、“相闻”、“挽歌”三大类，其中占了相当比重的“相闻”部绝大部分是恋歌，在《万叶集》里仅含有“恋”一词的恋歌就达百首以上。《古今集》作为第一部敕撰和歌集，它的编撰标志着和歌的地位从不登大雅之堂的“花鸟之使”上升到正统的公众文学。在《古今集》20卷约1100首和歌中，从卷数来说恋歌占了五卷，从歌数上来说占了360首，另外四季卷占六卷，歌数为342首，非常明显，恋歌和四季共同构成了《古今集》的两大支柱。古今集作为第一部敕撰歌集成为后续歌集的典范。后续的歌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沿袭《古今集》而编排构造的。“恋”是和歌一以贯之的主题。
（二）抒情主体和内容
和歌的恋歌的抒情主体一般为作者本人，和歌中所蕴含的情感一般比较纯粹，多是由爱情而引发的吟唱。而唐诗中的情诗则多为男子托女子之口而作，并非跟诗人自己的恋爱体验相关，抒情主体多为第三者。李白有80余首有关妇女及爱情的诗，除了他写给妻子的以外，多是假托女子的口吻所作。并且有的爱情诗，明写男女之情，实则暗有寓意。而日本恋歌的内容则相对单纯。如：“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朱庆馀《闺意献张水部》）这首诗表面写闺意，实质是诗人以闺意作比，向主考官征求意见。白居易元和初年在皇帝身边做了几年谏官，由于犯颜直谏，被皇帝逐渐疏远，于是做《太行路》，诗中以“妾颜未改君心改”自比，痛陈“人生莫做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以夫妻或男女爱情关系比拟君臣及朋友、师生等其他社会关系，乃是我国古典诗歌中从《楚辞》就开始出现并在其后得到发展的一种传统表现手法。借闺中或后宫之事寄托的无非是待价而沽的惶恐或怀才不遇的悲凉。
造成中日爱情诗表现上的这种差异的原因，首先在于两国文学观的差异。《诗大序》早已界定了中国的诗歌功能：“诗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里对诗歌主要是从思想性和社会功能方面给予评价和要求的，反映社会人生、现实政治的主题是贯穿于中国诗歌的一条主线。而日本的和歌是以“真实”为大前提的个人情感，特别是男女恋情的率真表露，它与社会政治的联系并不密切。
影响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儒家思想对爱情诗的创作也有很大的影响。儒家学者致力于伦理关系的设计，即便是作诗也应当“发乎情，止乎礼仪”，这种文化积淀造成中国古代文人羞于言情说爱，他们写爱情时，要么躲躲闪闪，含糊其辞，要么干脆化做女性的口吻来抒情，要么另有寄托，以男女之情喻君臣关系。在中国宋学进入日本之前，儒学在日本更多的是直接服务于政治，儒家的思想还没有真正深入人们日常生活和思想中。在此之前，作为日本和歌史上“三大星座”的《万叶集》、《古今和歌集》、《新古今和歌集》已出现，这时，中国儒学思想对它们的影响自然是极为有限的。日本本土的审美意识看重的是真实和物哀，无关道德和政治。可以说中国文学走的是以善为美的道路，日本文学则走的是以真为美的道路。
以上从词汇意象表现和思想性等方面对中日古典爱情诗歌作了比较。中日古代文学的交流源远流长，日本传统文学的生成、发展深受中国文学甘霖的滋润。但是，文学影响与接受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过滤的过程。和歌在词汇、修辞、意境等方面积极借鉴中国诗歌成果的同时，也根据本土的审美意识进行过滤，保留他民族性的一面。
注释：
①文中和歌的译文参考杨烈译本《古今和歌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参考文献：
[1][日]铃木修次.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M].东京：东京书籍，1978.
[2][日]中西进.日本文学与汉诗[M].东京：岩波书店，2004.
[3]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陈向春.中国古典诗歌主题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5]刘洁.唐诗题材类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6]（日）小泽正夫，松田成穗校注.古今和歌集[M].东京：小学馆，1983.
[7]萧涤非等编.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关键词： 唐诗 和歌 爱情诗
一、同
中日两国的古代文学有着非常悠久的交往历史，最早期的日本文学是在中国文学的概念、文体、修辞和词汇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和歌产生于日本民间，但和歌韵律形式的形成与汉文学特别是诗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日本的歌学理论也是在引进中国诗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本土文学意识形成并发展的。所以和歌在词汇、修辞和意境方面可以看到很多与中国诗歌相似的表现，这也表现在爱情诗上。
（一）等待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男人或外出为官，或经商，或访友，或游学，或浪迹江湖，女性则经常孤守家中，怀抱种种复杂的心情，在痛苦的煎熬中等待与丈夫重逢的日子。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
（温庭筠《梦江南》）
登高的人从早上等到了黄昏，“过尽了千帆”也不曾见到想见的人。缠绵悱恻的情感无处安置，哀伤凄凉的幽怨无人诉说。
远别未几日，一日如三秋。犹疑望可见，日日上高楼。
（赵微明《古别离》）
“一日如三秋”，突出了女主角等待中度日如年的悲伤。
等待恋人的来访也是日本平安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蜻蛉日记》就鲜明地描写了作者对丈夫藤原兼家的来访久候不致的各种苦衷，以及由此产生的愤怒、嫉恨、绝望等精神上的煎熬。在日本恋歌中，“等待”也被以各种各样的角度歌咏。
君待つと我が恋ひ居れば我が宿の簾動かし秋の風吹く
（万叶集·卷四·488）
恋君情重意绵绵，风吹帘动疑君来。
这首和歌的作者额田王是万叶时代著名女歌人，歌中描述额田王正当思念天智天皇的时候，恰好秋风吹动房屋的门帘，好像天皇回来了，塑造了一个满怀期待等待情人来访的女子形象。
今来んといひし許に長月の有明の月を待ちいでつるかな
（古今集·恋四·691）
君言将要来，挑灯把君待。夜阑烛已残，晓月照妆台[1]。
歌中描写一位少妇盼与郎君欢聚，结果只是空等待的凄凉场面。从听到消息的兴奋到独自等待的希望与焦虑再到约会未果的失望与怨愤，一位可怜女子心理的幽微变化，被真实而又细腻地折射出来。
来めやとは思ふものからひぐらしの鳴く夕暮は立ち待たれつつ
（古今集·恋五·772）
不识能来否，相思枉断肠。蝉鸣声唱晚，独立待斜阳。
歌中人并不能肯定情人会来与自己相会，但她仍然怀抱着一线期待，在夕阳西下如泣如诉、此起彼伏的虫鸣声中悄立等待。
来ぬ人を待つ夕暮の秋風はいかに吹けばわびしかるらむ
（古今集·恋五·777）
待人人不来，入夕秋风起。萧瑟是风吹，悲哀何可止。
“来ぬ人”已经表明歌中人其实已经知道她要等的人是不会来了，她心中很清楚这个事实，但是等待对于她来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在以往恋人会来的时刻，她还是不由自主地等待，幻想着他的出现。落日西垂，秋风萧瑟，更衬托了等待的人心中的悲凉。
（二）梦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实际生活中难以见到所爱的人，就只好寄托于梦中相见，通过对“梦”的描写间接地表达对所爱人的思念。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金昌绪《春怨》）
首句写“打起黄莺”，次句写“打起”的原因是“莫教啼”，第三句写“莫教啼”的目的是不使其“惊妾梦”，第四句又写“妾梦”是到辽西会见丈夫的。全诗环环相扣，最后揭示出谜底：“打黄莺”是怕它影响自己梦中与丈夫的会面。
袅袅城边柳，青青陌上桑。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
（张仲素《春闺思》）
一边是城边袅袅摇曳的柳条，田间路上青青的桑林，景色如画，一边却是失魂落魄的少妇，提笼呆立，思念远戍渔阳的丈夫。这一鲜明对比强烈地衬托出少妇对丈夫的魂牵梦萦，刻骨相思。
期待“梦中相会”也是和歌的典型写法。
恋ふれども逢ふ夜のなきは忘れ草夢路にさへや生ひ茂るらむ
（古今集·恋五·766）
莫道恋情好，相逢夜不成。谁知忘草盛，梦里也丛生。
歌人现实中见不到所爱的人，就期待于梦中相见，可是竟然连梦里都见不到。我如此魂牵梦萦地思念你，为什么连梦里都不能见上一面以解相思呢？失望的歌人甚至疑心是不是因为梦里的世界也长有“忘草”这种东西，所以才无法与思念的人相见。
《古今和集歌》中最擅长写“梦”的要数著名美女歌人小野小町了，如：
思いつつぬればや人のみえつらむ夢としりせばさめざらましを
（古今集·恋二·552）
念久终深睡，所思入梦频。早知原是梦，不做醒来人。
在思念的煎熬中好不容易睡着了，在梦中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人。歌人醒来才知是南柯一梦，面对现实与梦境的差距，歌人懊悔地想，早知是梦，还不如在梦里不醒过来好呢。
いとせめて恋しきときはうばたまの夜の衣を返してぞ着る
（古今集·恋二·554）
入夜翻衣睡，伊人梦里归，此时劳眷恋，特地反穿衣。
日本古时有习俗，睡时反穿衣便可梦见白日思慕之人。所以歌人睡前特地把衣服反穿，巴巴地冀望与恋人梦中相会，一个痴情可爱又可怜的女子形象跃然纸上。
（三）月 对月怀人，“月”作为恋情的寄托和见证，也是中日爱情诗歌中都咏叹不尽的意象。
雁尽书难寄，愁多梦不成。愿随孤月影，流照伏波营。
（沈如筠《闺怨》）
皓月当空，妻子独守空房，思念远戍边关的丈夫，无限的愁绪使她夜不能寐，只能对月倾诉自己的思念之情，希望能像月光一样“流照伏波营”，洒泻到军营中亲人的身上。
碧窗斜月蔼深晖，愁听寒蛩泪湿衣。梦里分明见关塞，不知何路向金微。
（张仲素《秋闺思二首》之一）
夜深人静.妻子梦中醒来，只见一轮明月透过碧纱窗，柔和的月光撤满房间，秋天的寒蝉不停地悲鸣。这一切，使梦中寻夫未遇的闺妇更加愁思满怀、泪下湿衣。
再来看看和歌中“月”的意象。
有明のつれなく見えし別れより暁ばかり憂きものはなし
（古今集·恋三·625）
中天明月照，淡淡似清秋。别后难堪处，无如晓月忧。
忍ぶれど恋しきときはあしひきの山より月の出でてこそくれ
（古今集·恋三·633）
平日虽容忍，恋时却苦哉。东升山上月，我也出门来。
月やあらぬ春や昔の春ならぬわが身一つはもとの身にして
（古今集·恋五·747）
月是从前月，春亦往日春。我身虽犹在，不见去年人。
625的和歌写与情人分别后，晓月也看似无情，黎明前后成了最痛苦难捱的时刻。633的歌意思是说，相思难耐的时候，悄然出门，正如明月从山顶倏然升起，表达盼望与恋人相会的焦灼心情。按当时访妻婚的习俗，男子到夜晚才去女方家，夜路靠月光昭明，所以歌人迫不及待地等待月出，好与情人相会。747是和歌“六歌仙”之一在原业平的和歌，介绍了这首歌的作歌背景。在原业平邂逅一个女子，一见倾心，情深似海，但是这个女子忽然迁往别处不知去向。次年春天，在梅花盛开、月色撩人的夜晚，歌人来到从前恋人的住所，一切如旧，只是少了自己心爱的人，业平惆怅地咏出这首歌。月儿依旧，不变的月与消失的人对比，更彰显了心里的落寞。
从以上所举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不论中国诗还是日本和歌，在诗歌中咏唱更多的不是恋爱的甜蜜，而是焦灼的等待，希望落空的悲哀，即使是写相逢的诗歌，也是感叹欢乐时刻的短暂，充满即将分别的离愁和不安。嵇康在《琴赋·序》中曾说：“琴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诗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日本在对世间万物的观照上，自古就表现出物哀的审美情趣。日本学者久松潜一将“物哀”的性质分为感动、调和、优美、情趣和哀感等五大类。他认为其中最突出的是哀感。物哀是日本民族的审美基调。日本恋歌和中国情诗一样充满了忧伤凄恻、相思难相见的哀叹，都表现出了以悲为美的抒情特征。
二、异
除了以上列举的写法上的共性外，中日爱情诗的歌也有着非常典型的区别。
（一）爱情诗的地位
中国古典诗歌主流传统为诗言志，爱情诗的地位相对边缘，而歌颂同性之间友情的作品却俯拾即是。日本汉学家松浦友久在《汉诗——美的所在》一书中指出，把“中国汉诗”按主题大致分类的话，从比较文学史上来看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与男性间的“友情”相关的作品非常多。四万多首唐诗中，歌颂异性间感情的爱情诗比重要远逊于同性间的友情诗。同性间的友情佳话广为流传，如元白之交、李杜之交。
与此相反，恋歌在日本的和歌集中却占有极大的比重，始终以男女间的恋情为中心。成书于奈良时代的《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和歌总集。根据内容全书分为“杂歌”、“相闻”、“挽歌”三大类，其中占了相当比重的“相闻”部绝大部分是恋歌，在《万叶集》里仅含有“恋”一词的恋歌就达百首以上。《古今集》作为第一部敕撰和歌集，它的编撰标志着和歌的地位从不登大雅之堂的“花鸟之使”上升到正统的公众文学。在《古今集》20卷约1100首和歌中，从卷数来说恋歌占了五卷，从歌数上来说占了360首，另外四季卷占六卷，歌数为342首，非常明显，恋歌和四季共同构成了《古今集》的两大支柱。古今集作为第一部敕撰歌集成为后续歌集的典范。后续的歌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沿袭《古今集》而编排构造的。“恋”是和歌一以贯之的主题。
（二）抒情主体和内容
和歌的恋歌的抒情主体一般为作者本人，和歌中所蕴含的情感一般比较纯粹，多是由爱情而引发的吟唱。而唐诗中的情诗则多为男子托女子之口而作，并非跟诗人自己的恋爱体验相关，抒情主体多为第三者。李白有80余首有关妇女及爱情的诗，除了他写给妻子的以外，多是假托女子的口吻所作。并且有的爱情诗，明写男女之情，实则暗有寓意。而日本恋歌的内容则相对单纯。如：“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朱庆馀《闺意献张水部》）这首诗表面写闺意，实质是诗人以闺意作比，向主考官征求意见。白居易元和初年在皇帝身边做了几年谏官，由于犯颜直谏，被皇帝逐渐疏远，于是做《太行路》，诗中以“妾颜未改君心改”自比，痛陈“人生莫做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以夫妻或男女爱情关系比拟君臣及朋友、师生等其他社会关系，乃是我国古典诗歌中从《楚辞》就开始出现并在其后得到发展的一种传统表现手法。借闺中或后宫之事寄托的无非是待价而沽的惶恐或怀才不遇的悲凉。
造成中日爱情诗表现上的这种差异的原因，首先在于两国文学观的差异。《诗大序》早已界定了中国的诗歌功能：“诗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里对诗歌主要是从思想性和社会功能方面给予评价和要求的，反映社会人生、现实政治的主题是贯穿于中国诗歌的一条主线。而日本的和歌是以“真实”为大前提的个人情感，特别是男女恋情的率真表露，它与社会政治的联系并不密切。
影响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儒家思想对爱情诗的创作也有很大的影响。儒家学者致力于伦理关系的设计，即便是作诗也应当“发乎情，止乎礼仪”，这种文化积淀造成中国古代文人羞于言情说爱，他们写爱情时，要么躲躲闪闪，含糊其辞，要么干脆化做女性的口吻来抒情，要么另有寄托，以男女之情喻君臣关系。在中国宋学进入日本之前，儒学在日本更多的是直接服务于政治，儒家的思想还没有真正深入人们日常生活和思想中。在此之前，作为日本和歌史上“三大星座”的《万叶集》、《古今和歌集》、《新古今和歌集》已出现，这时，中国儒学思想对它们的影响自然是极为有限的。日本本土的审美意识看重的是真实和物哀，无关道德和政治。可以说中国文学走的是以善为美的道路，日本文学则走的是以真为美的道路。
以上从词汇意象表现和思想性等方面对中日古典爱情诗歌作了比较。中日古代文学的交流源远流长，日本传统文学的生成、发展深受中国文学甘霖的滋润。但是，文学影响与接受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过滤的过程。和歌在词汇、修辞、意境等方面积极借鉴中国诗歌成果的同时，也根据本土的审美意识进行过滤，保留他民族性的一面。
注释：
①文中和歌的译文参考杨烈译本《古今和歌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参考文献：
[1][日]铃木修次.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M].东京：东京书籍，1978.
[2][日]中西进.日本文学与汉诗[M].东京：岩波书店，2004.
[3]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陈向春.中国古典诗歌主题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5]刘洁.唐诗题材类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6]（日）小泽正夫，松田成穗校注.古今和歌集[M].东京：小学馆，1983.
[7]萧涤非等编.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