蕲春这个地方，地处“吴头楚尾，荆扬交汇之区”，自古即以医药文化闻名于世。所谓“蕲”，在《尔雅》中指的是蕲茝，乃是蘼芜的别称，蕲茝，或者说蘼芜，苗似芎藭，叶似当归，香气似白芷，在药用上有祛风止眩、补肝明目、除涕止唾的功效。另据晋代刘伯庄的《地名记》记载，“蕲春以水隈多蕲菜”而广为人知。蕲菜乃是水芹菜，除食用的价值之外，在药用上有保血养精、益气健胃、清火解毒之功效——可知蕲春乃是因药得名，“蕲春”一词，实际上蕴含着草药繁茂、药物昌盛的寓意。
　　蕲春有着深厚的医药文化传统，早在唐代，这里已经设立医馆，设医学博士和助教各一人，并向朝廷进贡各种名贵药材，这在当时的州县中已属稀见。进入宋代，蕲春成为长江中游一带最大的药材贸易集散中心，南宋诗人陆游入蜀出任夔州通判，由江西隆兴溯江而上，途径蕲春，留下这样的记录：“是日，买熟药于蕲口市，药贴中皆有煎者所须，如薄荷、乌梅之类，此等皆客中不可仓促求者。药肆用心于此，亦可嘉也！”可见宋代的蕲春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药材市场。明代以降，蕲春的中医药文化进入鼎盛时期，一时间名医辈出、人才济济，各种官办和私办的诊所与药店出现在大街小巷，蕲春人善识草药，民间社会甚至达到了“指草皆为药，路人皆知医”的境地，而医药文化长期氤氲与积累的结果，就是“一代药圣”李时珍的应运而生。
　　因为史料的缺失，李时珍祖上的家族谱系已不可知，如今我们大抵知道的是，李时珍（1518—1593）出生于一个世医之家，他的祖父是一位铃医，也叫“走乡医”，亦即游走于江湖的民间医生。他的父亲李言闻乃是蕲春名医，曾经考取贡生，做过太医院吏目，后辞归故里，设诊于蕲春玄妙观，著有《四诊发明》《奇经八脉考》《蕲艾传》《人参传》《痘疹证治》等多种医学著作。李时珍是李言闻的次子，他自幼习儒，年甫十四已然考中秀才，这让将科举视作正途的李言闻感到欣喜不已。但是，李时珍其后的科举之路却并不顺遂，从嘉靖十三年（1534）到嘉靖十九年（1540）的六年间，他连续三次参加乡试，却“三试于乡不售”，最终决定放弃举业，子承父业，矢志做一名治病救人的医者。
　　按说以当时李时珍二十三岁的青春年华，还是完全有可能在科举方面做出一番作为的，而李时珍之所以毅然放弃举业，走上从医之路，首先是与他个人的志向分不开的。据《明史稿》记载，李时珍从小即“不治经生业，独好医书”，能够把父亲为人治病的药方熟记于心。而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自陈，他二十岁那年曾经得过一次重病，发病时“骨蒸发热，肤如火燎，每日吐痰碗许，暑月烦渴，寝食几废，六脉浮洪”。李言闻亲自为他配制了柴胡、麦门冬、荆沥诸药，李时珍服下后病情非但不见好转，反而愈显沉重，甚至连亲友都以为再无恢复的可能。情急之下，李言闻突然想起金代名医李东垣用过的一副药方，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让李时珍服下，没想到第二天儿子即“身热尽退，而痰嗽皆愈”。李时珍由是感叹道：“药中肯綮，如鼓应桴，医中之妙，有如此哉！”自此愈加坚定了从医的决心。
　　一个对自然博物充满兴趣的人，其实是很难真正在呆板、空疏的八股文方面有所建树的，这既需要性情的契合，又是兴趣所然。李时珍从医的选择固然得益于他家族行医的传统，同时也与蕲春当地的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蕲春本来即有着深厚的医药文化土壤和丰富的中医药资源，所谓“不知医者为不孝”，一般民众亦把识药知医作为“尽孝”的一种具体方式加以弘扬。当“医者”的传统与“儒者”的传统联系在一起时，从医已不再局限于形而下的“医术”层面，而是上升为一种形而上的“道统”：悬壶济世既是中国“医道”文化的核心价值，亦足以用来维系儒家道统的脉络和系统——西汉名士贾谊所谓：“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居医卜之间。”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所谓：“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实际上都是这种“医道”传统的一脉相承。
　　作为一介士子，李时珍起初或许的确曾将“学而优则仕”视作自己人生的归依，但是，当这条路走不通时，他反而产生了一种全身放下的轻松感，他迅速调整目标，将自己的人生定位在济世救人的“仁术”上。他向父亲表明了这样的心志：“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并终于获得了父亲的谅解。这当然也是李时珍自觉的选择——时当明代中后期，经济日益繁荣，文化渐趋多元，一般士子的人生之路已不再是单一的由士而仕，他们不必在科举之路上一条道走到黑，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若从这个角度上说，李时珍既是不幸的，又是万幸的，他虽然没有获得科举的成功，却因此成就了“一代药圣”的名声。
　　自嘉靖十九年（1540）以后，矢志从医的李时珍开始发愤读书，乃至“十年不出户阈”，举凡经传、子史、声律、农圃、星卜、佛老、稗说……可谓无所不窥，为他其后编撰《本草纲目》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发愤苦读期间，李时珍也时常协助父亲诊治病人，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和用药知识，从而慢慢开始了独立行医的历程，并初步产生了重修《本草》的想法。正式挂牌行医的李时珍总是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以至经常有外地病人慕名前来，“千里就药于门，立活不取值”，其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逐渐传遍乡里。
　　嘉靖三十一年（1552），封藩于武昌的楚王听闻到李时珍的名声，派人聘请李时珍为楚王府的奉祠正，兼管良医所日常事宜。适逢楚王世子骤得疾病，李时珍巧施妙手将其抢救过来，由此深得楚王信任。时隔不久，李时珍即被楚王推荐给设置在京城的太医院，并被授予“太医院判”一职，有机会出入太医院的药房及御药库，饱览皇家珍藏的丰富典籍。尽管李时珍对太医院的任职兴趣不大，但太医院的经历却让他如入宝山、眼界大开，他不仅亲眼看到各种珍贵的药品实物，得以鉴别各地药材，同时也搜集到大量难得的资料——他后来编撰《本草纲目》之所以能够做到“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相关，靡不备采”，他在太医院任职的经历无疑至关重要。
　　李时珍在太医院任职不过一年的时间即辞职返乡。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与皇家拘谨压抑、等级森严的环境格格不入，很难与那些庸医同行们打成一片;另一方面，李时珍始终抱有“医者仁心”的理想，他更愿意用自己的医术服务大众，让更多的病人受惠。返乡后的李时珍自创东壁堂，白天坐堂行医，晚上着手准备编撰《本草纲目》。在此后的将近三十年间，李时珍一边坐诊出诊，救死扶伤;一边渔猎群书，搜罗百氏。为了搜集药物标本，李时珍的足迹遍及庐山、茅山、武当山、牛首山及湖广、河南、南直隶、北直隶等地;为了得到民间处方，李时珍曾经拜农夫、渔人、樵夫、车夫、药工、捕蛇者为师。为了编撰《本草纲目》，李时珍一共记录了上千万字的笔记，前后不断增删，三易其稿，才终于完成了这部皇皇巨著。
　　《本草纲目》脱稿于万历六年（1578），此时的李时珍已经由翩翩少年变成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可以说这部巨著倾注了李时珍大半生的心血。尽管《四库提要》评介《本草纲目》是“取神農以下诸家本草荟萃成书”，是一部“复者芟之，阙者补之，讹者纠之”的本草学的集大成之作。但在事实上，这部巨著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本草学的界域，而囊括了人文、历史、地理、天文、农圃、民俗等各个方面的价值——它不仅仅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同时也传递了一种究天人之际、效法自然的“医道”智慧;而这种“医道”智慧，也不仅仅能够“格药之性，穷医之理”，同时也蕴含着“医者仁心”——亦即“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乃成苍生大医”的人格理想。
　　毫无疑问，李时珍被后世尊为“药圣”，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医术高明——对于李时珍来说，行医并不单纯是一种糊口的职业，同时也是一种兼济天下的方式，这曾经是他作为一介儒生的理想，也同样是他后来成为一名医者的理想。李时珍被后世尊为“药圣”，是因为他象征着医者的良心，正因为有了医者的良心，中国的医学文化才能够超越商业利益，成为一种“医道”传统，从而源远流长，生生不息——这既是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面对当下商业大潮冲击下的医疗现状，最值得我们反思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