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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衣萍 （1902—1947），现代作家，安徽绩溪人。他和胡适是同乡，在北京，他得到胡适大力提携，成为胡适弟子。通过好友李小峰，他与鲁迅、周作人也走得很近，多受亲炙，又成为 《语丝》 同人。
章衣萍个性上是个不受羁勒的才子，生性又比较浪漫和率性，名士气十足，交游日广后，他有了自己的空间，对胡适和鲁迅等前辈，虽尚不失尊敬，却也保留自己的看法，在人格上并不依傍。
我比较喜欢读章衣萍的作品，读得多了，就有了给章衣萍的小说作索隐的想法。这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章衣萍本质上是一个小品作家，他的小说也不无可以作小品看，都有或多或少的真实。如他最负盛名的小说集 《情书一束》，曹聚仁就撰文说就是章衣萍、吴曙天和叶天底三人来往书信的辑录伪装成的。
我为 《友情》 作索隐，就是在读章衣萍作品时，发现这部章衣萍唯一的长篇小说里很多人和事，都是真实存在曾经发生的，希望章衣萍作品的读者不要为情节所骗，轻轻放过其背后的真实故事。
当然，章衣萍并不希望研究者对他的小说人物和真实人物的关系进行研究和对号入座，他往往会弄点小狡狯，阻止这样的事发生，免得因别人对号入座给他造成困扰和尴尬。譬如他的短篇小说 《小娇娘》，他在正文前写了仅仅一句话的小序：
如果有人把小说当事实看，他就是一个傻子。
心虚才需要这么说，往往如此。我还没有开始索隐，章衣萍就派我做了一个傻子，给我钉了傻子的标牌，不妨就做一个傻子吧。
钱锺书在 《围城》 的序里也说过这样的话：“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机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
或许我们可以认为，作者明确不欲读者索隐的小说，大多是有真人真事原型可稽。看来我真是有考据癖的人啊。
章衣萍的长篇小说 《友情》，1933年1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印行，属“衣萍半集之一”。所谓“半集”，乃是章衣萍针对当年一些活跃作家，动辄出版“全集”而行的微讽之举，杜撰出了一个“半集”。（当年如郁达夫、冰心等都有所谓“全集”），《友情》 原拟出版三卷，今见到的只是上卷。）
《友情》 书首有一个章衣萍自作的小序，说明创作缘起、经过及情节安排等，全录如下：
《友情》 上卷十章，为一九二七年春间余在北京时所写，是年夏间来沪教书为生，以不胜粉条黑板之苦，复为“群鬼”所欺，缠绵恶疾，瞬将四载。今幸贱躯渐健，而海上暑气袭人，行将远适山崖水边，寻求休养，而 《友情》 上卷草稿，适于是时刊成。原书共上中下三卷，计三十章。斯十章为上卷，或不足以窥全书人物之究竟乎？南来之后，感慨益多：黄诗人之踪迹如何？张广余之生命安在？汪博士曾否长眠？以及汪权花与杨琼仙之来魂去影，或将为有心读者所欲知，余亦将“姑妄言之”，世上固不必有此等人也。烽火连天，哀鸿遍野。此时代也，实为中国之最悲惨时代。茹苦既多，余怀落寞，支离病骨，呐喊无声。舍假笔墨以代痛哭外，复有何法以自存？呜呼！“四海杀人知多少？留住头颅贫亦好。”《友情》中下卷，将于最短时期内草成，以饷海内一切幸而“留住头颅”的人们。天热极矣，余将远行！
一九三〇，六，二十七。衣萍序于上海滩上，赤膊流汗之日。
《友情》 创作于1927年春的北京，那年夏天，章衣萍南下上海，到在真如的暨南大学任校长郑洪年的秘书和中文系教授，因此以北京为背景的《友情》 是在上海出版的。目前能见到的，只是 《友情》 的上卷，主要写了五个人物：汪博士、张广余、黄诗人、汪权花和杨琼仙。正像章衣萍自己说的，仅凭 《友情》 上卷“不足以窥全书人物之究竟”，这里只能窥豹一斑，谈谈这几个人物的原型。
汪博士、张广余的原型乃是吴建邦和章铁民
《友情》 首章 《回国有感》 一开场就是一个“海归”汪博士住在北京的公寓里，他“在法国住了三年，在比国住了七年”，眼见身历，处处要和法国、比利时比较一番。汪博士的一个“在交通部混一个小事糊口”的朋友张广余来访他，两人一同上街。这位张广余，与胡适胡博士是同乡，“昨天还在胡博士家里吃过绩溪猪肉一品锅的”。
这一章结束，张广余请汪博士到自己的公寓里吃午饭，“我去炖猪肉请你。”
第二章 《请客之后》，写张广余在公寓里用煤球炉子炖猪蹄请汪博士吃。张广余一边炖猪蹄，一边回忆自己的身世：
“五年之前，自己还是一个反对旧家庭的新思想青年。在国立大学读书，为了不堪新旧思想冲突的苦闷，曾写信否认自己的父亲，脱离家庭，连大学的毕业学位也不要了，自己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在北京组织工读团。他们男女团员十余人，男的开饭馆，拉洋车，女的织洋袜，洗衣服，他们高呼‘劳动神圣’，主张共产，主张绝对的自由恋爱，主张革除世上一切无理而不平等的法律经济政治的制度，希望万恶的旧社会和世界，从自己和朋友们的手里改造起来，造成一个美丽平等而且幸福的乐园。然而旧社会的势力实在太大了，几个青年人的力量究竟太弱了，他们的团体支持不到两年，十几个男女团员，死的死了，逃的逃了，被捕而入狱的也一去不复返了。广余同一个女团员楚霞因恋爱而生了小孩子，在北京生活不能維持，不能不逃到僻处万山中的家乡去。”
张广余一边回忆，一边喝酒吃肉，“炖蹄子没有放盐，自然有点淡，广余吃完了才觉得。”而这时，汪博士来了：“猪肉炖得怎样了？”
“谁叫你不早来，猪肉早已吃完，还剩了一些猪汤。”
……
这件趣事，在章衣萍的 《枕上随笔》 （1929年6月北新书局初版） 里则是这样的一幕：
章铁民请吴建邦去吃饭，说是自己动手炖牛肉请他。等到吴建邦去的时候，他自己正在大喝剩余的牛肉汤，而且，抬起油汤满唇的脸，对吴建邦说：“你为什么不早来，牛肉刚才吃完了！” 再看 《友情》 中的这段：
汪博士感概了，“……这次我回来，走莫斯科经过，看见莫斯科的街道，污秽不堪。后来问旁人，才知道莫斯科的街道，革命后简直没有扫过。……”
《枕上随笔》 也有：
吴建邦博士从比国回来，道经莫斯科，到北京，他对我说：“俄国有什么好！莫斯科的街道，革命以后就没有扫过。共产主义完全失败！”
不妨在此对号入座，那么，张广余就是章铁民，汪博士就是吴建邦。只是把牛肉换成了猪蹄。问题是 《枕上随笔》 的记载靠得住否？
章衣萍有一封信致胡适，发表时题目是 《一首译诗》 （后收入《衣萍书信》 北新书局版），关于《枕上随笔》 的真实性，他说了以下这些话：
适之先生：
一星期前，我曾将拙作 《枕上随笔》 寄给先生，想先生一定已经看见了。我预料先生看到这书，也许要摇头叹气地说：“衣萍这个宝贝，又做出这样宝贝的书来了！”但我还有什么法子呢？病得这样久，教书的饭是吃不成了，不做书，只得饿死，真是没有法子。
《枕上随笔》 所记虽杂乱不值一笑，然语必有征，不敢作一谎语。……（下略）
可见这个记载是可靠的。
再来看看吴建邦和章铁民是何许人也——
吴建邦 （1897—1935），字元名，安徽太湖县西康芒冲 （今山龙乡） 人。民国8年 （1919） 公费赴法国和比利时留学，获巴黎鲁文大学法学博士和比利时岗城大学博士。回国后任民国政府外交部科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和北京大学教授，立法院简任编修。1935年，因患附骨疽病殁于上海寓所，时年38岁。
章铁民 （1899—1958），字造汉，笔名古梦，安徽省绩溪县湖村人，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章铁民的父亲在浙江省淳安经商，其自幼跟随父亲一起生活，在浙江省立九中肄业。1917年，到北京大学就读理预科;1918年，在北京大学数学系就读;1921年与章衣萍、胡思永等人在北大组织读书社，1922年毕业，任北京大学 《音乐杂志》 干事，曾师从诸城琴派名师王露。1927年，担任暨南大学出版课主任兼中学部教员，与章衣萍、汪静之等成立“秋野社”，担任暨南大学“秋野社”杂志《秋野》 编辑。因在上课中采用 《西厢记》 部分内容作教材，被当时暨南大学文学院主任陈钟凡指责为提倡恋爱文学败坏校风，被迫离开暨南大学。1958年在海南被镇压。
章衣萍与吴建邦、章铁民都是安徽老乡，在北京是很好的朋友，他和章铁民更是相知很深，不但在上海暨南大学是同事，此前在北京斗鸡坑 （按：斗鸡坑地名在北京有两处：德胜门内大街棉花胡同中段路东和在宣武门外下斜街路西，原名窦家坑。《京师坊巷志稿》：下斜街迤西日窦家坑，俗讹斗鸡坑。） 还同过患难，其 《枕上随笔》 写道：
铁民与余同住斗鸡坑时，实在穷得不亦乐乎！某日，为铁民生辰，余作一诗，以写当时情状：
炉中火冷，
囊中钱空，
今朝是铁民生辰。
起来，
买一个馒头，
当作蟠桃，
祝铁民长寿。
还私语：
愿讨债的人儿，
今朝不要来。
两人当年的生活和友谊可见一斑。
章铁民“写信否认自己的父亲，脱离家庭”一事，《枕上随笔》 也有涉及：
“……还有写信否认自己的父亲的，说，‘从某月某日起，我不认你是父亲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铁民也是否认过自己父亲的一个人。……”
在章衣萍的另一篇文章 《东城旧侣：寄湖上漂泊的C》 中也写到章铁民否认父亲事：
C，当我到北京的那一年，你的父亲似乎刚去世吧。你对于你的父亲平时的主张很不合，你告诉我，你曾写信否认过他是父亲的。……你为了反对你的父亲，脱离家庭，曾受了无数的群众的痛恨与唾骂。
这也可以肯定 《友情》 中的张广余的原型就是章衣萍的好友兼同乡章铁民。
黄深思的原型是诗人汪静之
《友情》 的第三章 《胡同纪游》 写汪博士、张广余和诗人黄深思去八大胡同嫖娼事。章衣萍笔下这么介绍这个诗人：
“这位黄深思，黄诗人，当代第一流诗人。—— 他的名句是：‘街上看女人，三步看一次。’—— ”广余指着矮子，这样介绍。
《友情》 第四章 《诗人有疾》 以黄诗人为主角，写嫖娼后，黄诗人染上了性病。第五章 《坞背旧事》 写黄诗人的父母和童年旧事。第六章 《记胡家宅》 继续写黄诗人和他母亲在胡家帮佣的故事。
其中写黄诗人的身材和绰号：
黄诗人胖而且矮，胡家的人偏替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做“小萝卜”。
这些都与安徽诗人汪静之的特征相近。汪静之身材矮胖，在学校里有“矮脚诗人”之称。有同学作诗嘲讽他：
矮脚诗人汪静之，痴心妄想一情痴。蛤蟆想吃天鹅肉，八仙美女笑他痴。
汪静之生于1902年，原籍安徽省绩溪县上庄镇余川村，也是章衣萍绩溪老乡。
汪静之有诗集 《蕙的风》，当年轰动一时，其名句“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与章衣萍的“三步看一次”也有相合之处。
《友情》 中还说到黄诗人写诗，“黄诗人平均每天至少要做十首白话詩，他自己说他的诗大抵成于‘三上’：所谓‘三上’者，即‘枕上’，‘街上’、‘厕所上’。”我们读汪静之的 《蕙的风》 里面就注明有些诗写于厕上和枕上。
再谈“摸屁股诗人”公案
“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这是章衣萍 《枕上随笔》 中的名句，当年为他赢得了“摸屁股诗人”的“雅号”，一度成了章衣萍的“标配”，曾被卫道者、方巾之士们一致谴责。
2004年，温梓川的 《文人的另一面》 从马来西亚引进出版，其中 《“情书一束”和章衣萍》 （初刊于1968年2月马来西亚 《蕉风》 第一百八十四期上） 一文，其中有这么一节： 此外，他还有一句名句：“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摸了。”而致被人封为“摸屁股的诗人”的名号。其实，这个“封号”，应该送给他的安徽绩溪同乡汪静之的。因为这句名句，原是汪诗人的创作，为衣萍录入他的 《枕上随笔》内，外间人多不知底蕴，竟误认为衣萍所撰的诗句，真是冤枉。
这时，大家才知道这句名句的著作权属于汪静之，很多人因此写了文章为章衣萍“正名”、“辩诬”。其实，章衣萍在 《友情》 中早已辨明了这点：
他 （黄诗人）又说，女人的妙处不在脸上，而在屁股。屁股是曲线美的中心点。他曾对朋友说，他是主张“女人屁股中心说”的。他说，《呐喊》 上说阿Q为了摸女人的大腿而飘飘然，这是不对的，阿Q摸的应该是女人的屁股。他也曾有两句妙语：“懒人的春天呀，我连女人的屁股也懒得摸了。”
这诗，后来是被某君收入“随笔”的。
章衣萍等于明确告诉读者：某君就是自己，随笔就是 《枕上随笔》，而这句名句来自黄诗人，并非自己原创。而黄诗人的原型就是汪静之，也再次坐实，昭然若揭了。
如果读读这本 《友情》，殊不必等待温梓川的《文人的另一面》 来告诉大家，早就可以给章衣萍“洗刷冤屈”了。
值得纠正的是，阿Q来自 《阿Q正传》，该文收入 《呐喊》。阿Q摸的是尼姑的头皮，而不是女人的大腿，是因为拧了尼姑的头皮而飄飘然，而不是女人的屁股。章衣萍或他的笔下的黄诗人记错了。
另外有一点也值得一说：这句名句出现在《枕上随笔》，但后来收入 《随笔三种》 却不见了踪影，或因为备受攻击，删除了事了。
汪权花和杨琼仙的原型
《友情》 的后面几章中还写到两个女子：汪权花和杨琼仙。
黄诗人虽然染了梅毒，打着六六六，仍狂追汪权花不止。
张广余在交通部上班，他的同事汪名杰有个妹子汪权花，是女子大学的高材生，北京城内有名的美女。
《友情》 谈到汪家的情况：世居南京汉西门外，父亲本是前清的翰林，曾做过杭州知府。
这点和当年就读杭州女子师范的傅慧贞就相近，不过傅家原籍湖南。
《友情》 说黄诗人向汪权花进攻：“他为了汪权花做了一本厚厚的诗集，叫做 《花语》。”
我们都知道，汪静之的 《蕙的风》 就是为了追求傅慧贞而做的，而 《蕙的风》 也暗合 《花语》。1920年8月31日，曹珮声邀请汪静之和符竹因游览西湖，后汪静之追求符竹因不成，转而追求傅慧贞，汪静之就写了很多诗给傅，集成诗集 《蕙的风》。但是，因傅家家长反对 （其中有门户不当的因素），汪静之和傅慧贞最终未能修成正果，汪静之再转而进攻符竹因，终于成婚。
汪静之和傅慧贞的故事主要发生在杭州，章衣萍则把它移往北京。小说最后安排汪权花被军阀张大个子抢去做妾，这个张大个子指的是狗肉将军张宗昌。
《友情》 第十章 《壮士气如虹》 写到一个敬业大学校长赵益三，此人有个老套：“他有一个脾气，见着人，第一句话，总是：‘今天天气，哈—哈—哈！’一年四季，晴风雨雪，全是如此。”章衣萍 《风中随笔》 记：
江瀚先生每见人，第一句话是：“今天天气，哈，哈，哈。”
由此可见，这个赵益三校长，其原型就是任过京师女子师范 （按：《友情》 中的敬业大学是个女子大学） 学堂监督 （相当于校长） 的江瀚。
再说张广余，从北京到了天津，遇见了已经十年不见的以前工读互助团的团员杨琼仙，代表国民党从武汉来。两人一见就开了旅馆同宿一床，不免摸胸扪乳，杨琼仙大胆解放，毫不以为意。
这位杨琼仙，被仲统追求，却说是何猛雄的爱人。熟悉工读互助团历史的，很快就能锁定何猛雄，即何孟雄，仲统即施存统，那么杨琼仙就是易群先，章铁民、赵世炎就是和他们一组。
这个故事不说也罢。
《友情》 出版以后，自然会引起一点反响，章衣萍在自己写的 《作文讲话》 里提到了几句，全录如下：
章铁民汪静之读了我的小说 《友情》 上卷，来信大骂，说不应该如此描写，有点像写“黑幕”。其实，我写 《友情》 的态度是严肃的。而且，像张广余汪博士黄诗人一伙人正是我们所见得到的朋友们，不能算是“黑幕”中人。我不敢说 《友情》 是一部怎样了不得的大著，但如我的朋友祥云女士所说：“希望广余汪博士永久死去，伟大的太阳快快出来。”《友情》 能打动当代青年男女的心，终是一部文学作品。不懂得 《友情》 与“黑幕”的分别，是不懂得文学的，不能对于观察的材料加以选择，是不配做小说的。
从这里可以获知章铁民和汪静之两人对 《友情》 上卷的看法，同时也反证了该书原型人物对这种揭隐私的写法是如何的不满。章衣萍虽然表达得不以为意，但此后没有了中卷、下卷的诞生，大概也多少能说明章铁民和汪静之的“大骂”到了什么程度。
自蔡元培写 《石头记索隐》 被胡适讥为“猜笨谜”后，读小说而索隐，似乎成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然而，中国的传统，历来就有一派是把掌故写成小说的，最特出的例子就是曾朴的 《孽海花》，这种小说，就是把掌故拾掇拾掇，连缀编进小说。现代文学中，以时事为背景的小说，迭出不穷，读的人也因为有掌故好看，才边看边索隐，读得兴味盎然。纪果庵在 《孽海花人物谈》 中说：
唯吾辈中年读此书，所喜者不在其文笔之周密瑰奇，而在所写人物皆有实事可指，兴衰俯仰，味乎咸酸之外，自与专注意赛金花之风流放诞，而为之考索本事，有见仁见智之分也。
我读章衣萍的小说 《友情》，也是如此。姑为索隐如上。
（选自《掌故·第四集》/严晓星 执行主编/中华书局/ 2018年10月版）
章衣萍个性上是个不受羁勒的才子，生性又比较浪漫和率性，名士气十足，交游日广后，他有了自己的空间，对胡适和鲁迅等前辈，虽尚不失尊敬，却也保留自己的看法，在人格上并不依傍。
我比较喜欢读章衣萍的作品，读得多了，就有了给章衣萍的小说作索隐的想法。这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章衣萍本质上是一个小品作家，他的小说也不无可以作小品看，都有或多或少的真实。如他最负盛名的小说集 《情书一束》，曹聚仁就撰文说就是章衣萍、吴曙天和叶天底三人来往书信的辑录伪装成的。
我为 《友情》 作索隐，就是在读章衣萍作品时，发现这部章衣萍唯一的长篇小说里很多人和事，都是真实存在曾经发生的，希望章衣萍作品的读者不要为情节所骗，轻轻放过其背后的真实故事。
当然，章衣萍并不希望研究者对他的小说人物和真实人物的关系进行研究和对号入座，他往往会弄点小狡狯，阻止这样的事发生，免得因别人对号入座给他造成困扰和尴尬。譬如他的短篇小说 《小娇娘》，他在正文前写了仅仅一句话的小序：
如果有人把小说当事实看，他就是一个傻子。
心虚才需要这么说，往往如此。我还没有开始索隐，章衣萍就派我做了一个傻子，给我钉了傻子的标牌，不妨就做一个傻子吧。
钱锺书在 《围城》 的序里也说过这样的话：“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机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
或许我们可以认为，作者明确不欲读者索隐的小说，大多是有真人真事原型可稽。看来我真是有考据癖的人啊。
章衣萍的长篇小说 《友情》，1933年1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印行，属“衣萍半集之一”。所谓“半集”，乃是章衣萍针对当年一些活跃作家，动辄出版“全集”而行的微讽之举，杜撰出了一个“半集”。（当年如郁达夫、冰心等都有所谓“全集”），《友情》 原拟出版三卷，今见到的只是上卷。）
《友情》 书首有一个章衣萍自作的小序，说明创作缘起、经过及情节安排等，全录如下：
《友情》 上卷十章，为一九二七年春间余在北京时所写，是年夏间来沪教书为生，以不胜粉条黑板之苦，复为“群鬼”所欺，缠绵恶疾，瞬将四载。今幸贱躯渐健，而海上暑气袭人，行将远适山崖水边，寻求休养，而 《友情》 上卷草稿，适于是时刊成。原书共上中下三卷，计三十章。斯十章为上卷，或不足以窥全书人物之究竟乎？南来之后，感慨益多：黄诗人之踪迹如何？张广余之生命安在？汪博士曾否长眠？以及汪权花与杨琼仙之来魂去影，或将为有心读者所欲知，余亦将“姑妄言之”，世上固不必有此等人也。烽火连天，哀鸿遍野。此时代也，实为中国之最悲惨时代。茹苦既多，余怀落寞，支离病骨，呐喊无声。舍假笔墨以代痛哭外，复有何法以自存？呜呼！“四海杀人知多少？留住头颅贫亦好。”《友情》中下卷，将于最短时期内草成，以饷海内一切幸而“留住头颅”的人们。天热极矣，余将远行！
一九三〇，六，二十七。衣萍序于上海滩上，赤膊流汗之日。
《友情》 创作于1927年春的北京，那年夏天，章衣萍南下上海，到在真如的暨南大学任校长郑洪年的秘书和中文系教授，因此以北京为背景的《友情》 是在上海出版的。目前能见到的，只是 《友情》 的上卷，主要写了五个人物：汪博士、张广余、黄诗人、汪权花和杨琼仙。正像章衣萍自己说的，仅凭 《友情》 上卷“不足以窥全书人物之究竟”，这里只能窥豹一斑，谈谈这几个人物的原型。
汪博士、张广余的原型乃是吴建邦和章铁民
《友情》 首章 《回国有感》 一开场就是一个“海归”汪博士住在北京的公寓里，他“在法国住了三年，在比国住了七年”，眼见身历，处处要和法国、比利时比较一番。汪博士的一个“在交通部混一个小事糊口”的朋友张广余来访他，两人一同上街。这位张广余，与胡适胡博士是同乡，“昨天还在胡博士家里吃过绩溪猪肉一品锅的”。
这一章结束，张广余请汪博士到自己的公寓里吃午饭，“我去炖猪肉请你。”
第二章 《请客之后》，写张广余在公寓里用煤球炉子炖猪蹄请汪博士吃。张广余一边炖猪蹄，一边回忆自己的身世：
“五年之前，自己还是一个反对旧家庭的新思想青年。在国立大学读书，为了不堪新旧思想冲突的苦闷，曾写信否认自己的父亲，脱离家庭，连大学的毕业学位也不要了，自己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在北京组织工读团。他们男女团员十余人，男的开饭馆，拉洋车，女的织洋袜，洗衣服，他们高呼‘劳动神圣’，主张共产，主张绝对的自由恋爱，主张革除世上一切无理而不平等的法律经济政治的制度，希望万恶的旧社会和世界，从自己和朋友们的手里改造起来，造成一个美丽平等而且幸福的乐园。然而旧社会的势力实在太大了，几个青年人的力量究竟太弱了，他们的团体支持不到两年，十几个男女团员，死的死了，逃的逃了，被捕而入狱的也一去不复返了。广余同一个女团员楚霞因恋爱而生了小孩子，在北京生活不能維持，不能不逃到僻处万山中的家乡去。”
张广余一边回忆，一边喝酒吃肉，“炖蹄子没有放盐，自然有点淡，广余吃完了才觉得。”而这时，汪博士来了：“猪肉炖得怎样了？”
“谁叫你不早来，猪肉早已吃完，还剩了一些猪汤。”
……
这件趣事，在章衣萍的 《枕上随笔》 （1929年6月北新书局初版） 里则是这样的一幕：
章铁民请吴建邦去吃饭，说是自己动手炖牛肉请他。等到吴建邦去的时候，他自己正在大喝剩余的牛肉汤，而且，抬起油汤满唇的脸，对吴建邦说：“你为什么不早来，牛肉刚才吃完了！” 再看 《友情》 中的这段：
汪博士感概了，“……这次我回来，走莫斯科经过，看见莫斯科的街道，污秽不堪。后来问旁人，才知道莫斯科的街道，革命后简直没有扫过。……”
《枕上随笔》 也有：
吴建邦博士从比国回来，道经莫斯科，到北京，他对我说：“俄国有什么好！莫斯科的街道，革命以后就没有扫过。共产主义完全失败！”
不妨在此对号入座，那么，张广余就是章铁民，汪博士就是吴建邦。只是把牛肉换成了猪蹄。问题是 《枕上随笔》 的记载靠得住否？
章衣萍有一封信致胡适，发表时题目是 《一首译诗》 （后收入《衣萍书信》 北新书局版），关于《枕上随笔》 的真实性，他说了以下这些话：
适之先生：
一星期前，我曾将拙作 《枕上随笔》 寄给先生，想先生一定已经看见了。我预料先生看到这书，也许要摇头叹气地说：“衣萍这个宝贝，又做出这样宝贝的书来了！”但我还有什么法子呢？病得这样久，教书的饭是吃不成了，不做书，只得饿死，真是没有法子。
《枕上随笔》 所记虽杂乱不值一笑，然语必有征，不敢作一谎语。……（下略）
可见这个记载是可靠的。
再来看看吴建邦和章铁民是何许人也——
吴建邦 （1897—1935），字元名，安徽太湖县西康芒冲 （今山龙乡） 人。民国8年 （1919） 公费赴法国和比利时留学，获巴黎鲁文大学法学博士和比利时岗城大学博士。回国后任民国政府外交部科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和北京大学教授，立法院简任编修。1935年，因患附骨疽病殁于上海寓所，时年38岁。
章铁民 （1899—1958），字造汉，笔名古梦，安徽省绩溪县湖村人，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章铁民的父亲在浙江省淳安经商，其自幼跟随父亲一起生活，在浙江省立九中肄业。1917年，到北京大学就读理预科;1918年，在北京大学数学系就读;1921年与章衣萍、胡思永等人在北大组织读书社，1922年毕业，任北京大学 《音乐杂志》 干事，曾师从诸城琴派名师王露。1927年，担任暨南大学出版课主任兼中学部教员，与章衣萍、汪静之等成立“秋野社”，担任暨南大学“秋野社”杂志《秋野》 编辑。因在上课中采用 《西厢记》 部分内容作教材，被当时暨南大学文学院主任陈钟凡指责为提倡恋爱文学败坏校风，被迫离开暨南大学。1958年在海南被镇压。
章衣萍与吴建邦、章铁民都是安徽老乡，在北京是很好的朋友，他和章铁民更是相知很深，不但在上海暨南大学是同事，此前在北京斗鸡坑 （按：斗鸡坑地名在北京有两处：德胜门内大街棉花胡同中段路东和在宣武门外下斜街路西，原名窦家坑。《京师坊巷志稿》：下斜街迤西日窦家坑，俗讹斗鸡坑。） 还同过患难，其 《枕上随笔》 写道：
铁民与余同住斗鸡坑时，实在穷得不亦乐乎！某日，为铁民生辰，余作一诗，以写当时情状：
炉中火冷，
囊中钱空，
今朝是铁民生辰。
起来，
买一个馒头，
当作蟠桃，
祝铁民长寿。
还私语：
愿讨债的人儿，
今朝不要来。
两人当年的生活和友谊可见一斑。
章铁民“写信否认自己的父亲，脱离家庭”一事，《枕上随笔》 也有涉及：
“……还有写信否认自己的父亲的，说，‘从某月某日起，我不认你是父亲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铁民也是否认过自己父亲的一个人。……”
在章衣萍的另一篇文章 《东城旧侣：寄湖上漂泊的C》 中也写到章铁民否认父亲事：
C，当我到北京的那一年，你的父亲似乎刚去世吧。你对于你的父亲平时的主张很不合，你告诉我，你曾写信否认过他是父亲的。……你为了反对你的父亲，脱离家庭，曾受了无数的群众的痛恨与唾骂。
这也可以肯定 《友情》 中的张广余的原型就是章衣萍的好友兼同乡章铁民。
黄深思的原型是诗人汪静之
《友情》 的第三章 《胡同纪游》 写汪博士、张广余和诗人黄深思去八大胡同嫖娼事。章衣萍笔下这么介绍这个诗人：
“这位黄深思，黄诗人，当代第一流诗人。—— 他的名句是：‘街上看女人，三步看一次。’—— ”广余指着矮子，这样介绍。
《友情》 第四章 《诗人有疾》 以黄诗人为主角，写嫖娼后，黄诗人染上了性病。第五章 《坞背旧事》 写黄诗人的父母和童年旧事。第六章 《记胡家宅》 继续写黄诗人和他母亲在胡家帮佣的故事。
其中写黄诗人的身材和绰号：
黄诗人胖而且矮，胡家的人偏替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做“小萝卜”。
这些都与安徽诗人汪静之的特征相近。汪静之身材矮胖，在学校里有“矮脚诗人”之称。有同学作诗嘲讽他：
矮脚诗人汪静之，痴心妄想一情痴。蛤蟆想吃天鹅肉，八仙美女笑他痴。
汪静之生于1902年，原籍安徽省绩溪县上庄镇余川村，也是章衣萍绩溪老乡。
汪静之有诗集 《蕙的风》，当年轰动一时，其名句“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与章衣萍的“三步看一次”也有相合之处。
《友情》 中还说到黄诗人写诗，“黄诗人平均每天至少要做十首白话詩，他自己说他的诗大抵成于‘三上’：所谓‘三上’者，即‘枕上’，‘街上’、‘厕所上’。”我们读汪静之的 《蕙的风》 里面就注明有些诗写于厕上和枕上。
再谈“摸屁股诗人”公案
“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这是章衣萍 《枕上随笔》 中的名句，当年为他赢得了“摸屁股诗人”的“雅号”，一度成了章衣萍的“标配”，曾被卫道者、方巾之士们一致谴责。
2004年，温梓川的 《文人的另一面》 从马来西亚引进出版，其中 《“情书一束”和章衣萍》 （初刊于1968年2月马来西亚 《蕉风》 第一百八十四期上） 一文，其中有这么一节： 此外，他还有一句名句：“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摸了。”而致被人封为“摸屁股的诗人”的名号。其实，这个“封号”，应该送给他的安徽绩溪同乡汪静之的。因为这句名句，原是汪诗人的创作，为衣萍录入他的 《枕上随笔》内，外间人多不知底蕴，竟误认为衣萍所撰的诗句，真是冤枉。
这时，大家才知道这句名句的著作权属于汪静之，很多人因此写了文章为章衣萍“正名”、“辩诬”。其实，章衣萍在 《友情》 中早已辨明了这点：
他 （黄诗人）又说，女人的妙处不在脸上，而在屁股。屁股是曲线美的中心点。他曾对朋友说，他是主张“女人屁股中心说”的。他说，《呐喊》 上说阿Q为了摸女人的大腿而飘飘然，这是不对的，阿Q摸的应该是女人的屁股。他也曾有两句妙语：“懒人的春天呀，我连女人的屁股也懒得摸了。”
这诗，后来是被某君收入“随笔”的。
章衣萍等于明确告诉读者：某君就是自己，随笔就是 《枕上随笔》，而这句名句来自黄诗人，并非自己原创。而黄诗人的原型就是汪静之，也再次坐实，昭然若揭了。
如果读读这本 《友情》，殊不必等待温梓川的《文人的另一面》 来告诉大家，早就可以给章衣萍“洗刷冤屈”了。
值得纠正的是，阿Q来自 《阿Q正传》，该文收入 《呐喊》。阿Q摸的是尼姑的头皮，而不是女人的大腿，是因为拧了尼姑的头皮而飄飘然，而不是女人的屁股。章衣萍或他的笔下的黄诗人记错了。
另外有一点也值得一说：这句名句出现在《枕上随笔》，但后来收入 《随笔三种》 却不见了踪影，或因为备受攻击，删除了事了。
汪权花和杨琼仙的原型
《友情》 的后面几章中还写到两个女子：汪权花和杨琼仙。
黄诗人虽然染了梅毒，打着六六六，仍狂追汪权花不止。
张广余在交通部上班，他的同事汪名杰有个妹子汪权花，是女子大学的高材生，北京城内有名的美女。
《友情》 谈到汪家的情况：世居南京汉西门外，父亲本是前清的翰林，曾做过杭州知府。
这点和当年就读杭州女子师范的傅慧贞就相近，不过傅家原籍湖南。
《友情》 说黄诗人向汪权花进攻：“他为了汪权花做了一本厚厚的诗集，叫做 《花语》。”
我们都知道，汪静之的 《蕙的风》 就是为了追求傅慧贞而做的，而 《蕙的风》 也暗合 《花语》。1920年8月31日，曹珮声邀请汪静之和符竹因游览西湖，后汪静之追求符竹因不成，转而追求傅慧贞，汪静之就写了很多诗给傅，集成诗集 《蕙的风》。但是，因傅家家长反对 （其中有门户不当的因素），汪静之和傅慧贞最终未能修成正果，汪静之再转而进攻符竹因，终于成婚。
汪静之和傅慧贞的故事主要发生在杭州，章衣萍则把它移往北京。小说最后安排汪权花被军阀张大个子抢去做妾，这个张大个子指的是狗肉将军张宗昌。
《友情》 第十章 《壮士气如虹》 写到一个敬业大学校长赵益三，此人有个老套：“他有一个脾气，见着人，第一句话，总是：‘今天天气，哈—哈—哈！’一年四季，晴风雨雪，全是如此。”章衣萍 《风中随笔》 记：
江瀚先生每见人，第一句话是：“今天天气，哈，哈，哈。”
由此可见，这个赵益三校长，其原型就是任过京师女子师范 （按：《友情》 中的敬业大学是个女子大学） 学堂监督 （相当于校长） 的江瀚。
再说张广余，从北京到了天津，遇见了已经十年不见的以前工读互助团的团员杨琼仙，代表国民党从武汉来。两人一见就开了旅馆同宿一床，不免摸胸扪乳，杨琼仙大胆解放，毫不以为意。
这位杨琼仙，被仲统追求，却说是何猛雄的爱人。熟悉工读互助团历史的，很快就能锁定何猛雄，即何孟雄，仲统即施存统，那么杨琼仙就是易群先，章铁民、赵世炎就是和他们一组。
这个故事不说也罢。
《友情》 出版以后，自然会引起一点反响，章衣萍在自己写的 《作文讲话》 里提到了几句，全录如下：
章铁民汪静之读了我的小说 《友情》 上卷，来信大骂，说不应该如此描写，有点像写“黑幕”。其实，我写 《友情》 的态度是严肃的。而且，像张广余汪博士黄诗人一伙人正是我们所见得到的朋友们，不能算是“黑幕”中人。我不敢说 《友情》 是一部怎样了不得的大著，但如我的朋友祥云女士所说：“希望广余汪博士永久死去，伟大的太阳快快出来。”《友情》 能打动当代青年男女的心，终是一部文学作品。不懂得 《友情》 与“黑幕”的分别，是不懂得文学的，不能对于观察的材料加以选择，是不配做小说的。
从这里可以获知章铁民和汪静之两人对 《友情》 上卷的看法，同时也反证了该书原型人物对这种揭隐私的写法是如何的不满。章衣萍虽然表达得不以为意，但此后没有了中卷、下卷的诞生，大概也多少能说明章铁民和汪静之的“大骂”到了什么程度。
自蔡元培写 《石头记索隐》 被胡适讥为“猜笨谜”后，读小说而索隐，似乎成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然而，中国的传统，历来就有一派是把掌故写成小说的，最特出的例子就是曾朴的 《孽海花》，这种小说，就是把掌故拾掇拾掇，连缀编进小说。现代文学中，以时事为背景的小说，迭出不穷，读的人也因为有掌故好看，才边看边索隐，读得兴味盎然。纪果庵在 《孽海花人物谈》 中说：
唯吾辈中年读此书，所喜者不在其文笔之周密瑰奇，而在所写人物皆有实事可指，兴衰俯仰，味乎咸酸之外，自与专注意赛金花之风流放诞，而为之考索本事，有见仁见智之分也。
我读章衣萍的小说 《友情》，也是如此。姑为索隐如上。
（选自《掌故·第四集》/严晓星 执行主编/中华书局/ 2018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