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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袁犀是现实主义作家。伪满洲国时期，他发表了大量描写社会底层生活的小说，他关注底层写作的风格一直延续到1942年。1942年，由于叛徒出卖袁犀被捕入狱并经历了残酷的刑罚，不久被保释出狱。从此袁犀的文学创作焦点转向了知识青年的生活状态，他陆续创作了长篇小说《贝壳》《面纱》，并从不同角度对知识青年们的生活状态进行描写。青年们混乱的、醉生梦死的生活状态，不仅仅是社会个案，而是整个社会的真实写照——《贝壳》为沉迷于爱情幻想中的新女性们敲响了警钟，真正神圣的爱情也许只是一场春梦！即使新女性挣脱了家庭的束缚，强行与爱人结合在一起，最终也得不到她们期待的幸福生活，世俗生活会让这爱情变得暗淡无光，甚至将她们推向毁灭之路。这又回到了“娜拉出走后”的问题思考上。
关键词：伪满洲国文学 华北作家群 袁犀
一、生平
袁犀（1920.8.18—1979.5）出生于辽宁沈阳大北边门里奉行军人家庭，北京北方中学卒业，文选同人，文艺家协会会员。原名郝维廉，曾用名郝庆崧、郝子健，1947年更名李克异。笔名有玛金、李无双、马双翼、袁犀、梁稻、吴明世、郝赫等，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作品均署名李克异。1934—1936年到北平读书，1937年回到沈阳，1938年到沈阳熊岳城入农校果树园艺科学习，1939年回到北平并在傅岩的引荐下参加“平津地区远东红军情报组织”，同年冬由于哮喘病发而回到沈阳，继续从事情报工作。1941年回到北平，经梅娘丈夫柳龙光介绍进入《武德报》社编辑部整理科当科员，1942年1月被捕入狱，并遭受酷刑，7月被《武德报》社编辑部保释出狱。华北时期袁犀的小说作品主要发表在《中国文艺》《中国文学》《华北作家月报》等文艺刊物上。1945年主编杂志《粮》，1945年11月奔赴晋察冀边区参加革命。袁犀主要出版作品集有1941年10月文选刊行会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泥沼》；1943年5月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的长篇小说《贝壳》，《贝壳》获得“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赏”的“赏外佳作”奖；1944年7月华北作家协会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森林的寂寞》；1944年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的长篇小说《面纱》；1944年9月在《中国公论》上连载中篇小说的《结了冰的海》；1945年6月北平文昌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时间》；1945年大楚报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某小说家手记》；1945年编辑刊物《粮》；1953年10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通讯报告集《战斗》（与姚锦合集）；1981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出版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回声》，小说反映东北人民抗击沙俄以修西伯利亚铁路为名对我国进行侵略的史实。当他在修改准备在《收获》发表的小说第一部前两章时，不幸死于案头。此书经其夫人姚锦整理、续作；1981年6月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归心似箭——从剧本到影片》；1982年9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晚晴集——李克异作品选》；1984年十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城春草木深》（长篇小说《贝壳》和《面纱》合集）；1999年华夏出版社出版范智红编选的《袁犀代表作》；2000年华夏出版社出版的《袁犀文集》；2009年华夏出版社出版的《袁犀代表作·贝壳》（三本书所选内容一致）。1991年5月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李克异研究资料》。另有翻译作品：巴尔扎克的《农民》、小林多喜二的《党生活者》又名《地下党员》、《街》（与王振仁合译；1957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社）、《战斗》（与姚锦合译，1951年7月北京火星社出版）。本章节主要对袁犀新中国成立前的小说创作进行分析研究。
二、《泥沼》
袁犀17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并且文学起点很高。1937年袁犀回到伪满洲国，作为一个文学新人，他的小说《邻三人》《母与女》《十天》（1938）等发表在当时伪满洲国著名的纯文学刊物《明明》上，小说《海岸》1938年发表在伪满洲国重要文艺刊物《新青年》1月号小说特辑上，《夜》发表《新青年》2月号上。不到一年的时间袁犀的作品陆续刊登在伪满洲国具有很高声誉的文学杂志上，他很快便受到了伪满洲国文坛的关注。1941年10月沈阳文选刊行会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泥沼》，其中收录的作品有：《邻三人》《十天》《母与女》《海岸》《一只眼齐宗和他的朋友》《遥远的夜空》《泥沼》。这些收入《泥沼》的作品代表了袁犀早期小说创作的倾向。
袁犀一直倾向于现实主义文学写作，其作品中隐藏了强烈的反抗意识，小说集《泥沼》出版后遭到查禁与这一点密切相关。由于日伪统治下的伪满洲国，对文学出版物有非常严格的审查制度。所以，袁犀小说中的反抗意识都写的较为含蓄、隐蔽，有时候仅仅是一笔带过，甚至给人造成一种可有可无的错觉。小说《十天》中塑造了一个被捕入狱五年刑满释放的学生形象——“我”。小说从“我”被释放的那一天开始叙述，五年来监狱非人的生活将“我”变成外形酷似“吗啡鬼”般的人物。小说并未交代“我”被抓进监牢的原因，只是一带而过地写道：“在几年以前的我强壮而且结实，确不是这种样子，我在大学校的篮球场上被无数的女同学钦羡过……后来，便糊里糊涂地弄到那儿一直住上五年，为什么呢，连自己到今天还不明白。”这很奇怪，小说不但没有交代“我”入狱的原因，而且对“我”身份的叙述一直非常模糊，那么读者不禁要追问“我”到底为什么会被监禁五年？如果要揭开谜底，那么只能从“我”出狱后的生活中，寻找蛛丝马迹的可能性。“我”虽然落魄，但有一颗悲悯的心，面对残暴恶势力对弱势群体的欺凌“我”敢于竭尽全力反抗，这些似乎都在暗示着“我”曾经的身份和经历。“我”在功夫市场看到跟“我”一样贫穷的人们“为了吃饭，在他们是不管什么廉耻的，反正在这一群中，人类所有的规律和情感是完全被否定了！”——丈夫目睹妻子卖淫的场面；父亲因无法养活襁褓中的婴儿而亲手将他杀死，等等。这一切有违道德的举动，在生存面前都变得合情合理了。生存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那么艰辛，甚至令人忘记了最初的本性，很不幸，“我”不但见证了这一切而且也成为其中一员。但“我”的良知未泯，当看到狱友老庄的妻子被人凌辱时，“我”毫不犹豫地出手相救，杀死了恶霸，出狱十天的“我”再次回到了监狱。《十天》中“我”的身份一直未得到揭秘，但从“我”出狱这十天的举动和对弱者的同情、怜悯，很容易让人猜测到“我”曾经的身份——学生激进分子，由于参加宣传反抗当局活动而被捕入狱五年。小说有意将“我”入狱的真正原因隐瞒不表，着重描写“我”出狱十天的见闻，表面看这是对现实生活的描述，但隐含在小说背后的是对日伪黑暗统治的控诉，同时，也解释了“我”五年前被捕入狱的真正原因。袁犀故意隐去人物身份的叙述方式，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是屡见不鲜的。小说《一只眼的齐宗和他的朋友》中出现了一个叫林的人，有关这个人物并没有过多的笔墨，小说只是轻描淡写地介绍林这个人话语很少，行为谨慎，林也是一个身份模糊的人。不过从林阅读的书籍中似乎可以寻找到有关他身份的蛛丝马迹，他的书目是：《静静的顿河》《三人》《母亲》《一个废物的一生》等。首先，这些书都是俄国作家作品。其次，这些书都较为激进，具有浓烈的革命色彩。以上两点很容易让读者对林的身份和政治倾向产生联想。小说结尾处明确交代，林逃走之前来向“我”告别，而逃离的原因并未明说。林的妻子刘霞也在他离开后不久被害身亡。这些小细节综合在一起，林的身份就很明显了，林极有可能是共产党员。特别是林的妻子刘霞的死就更令人回味了，刘霞死亡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突遭不幸？这与林有什么关系？林究竟是谁？这一切看似谜一样的问题，其实只是一层未曾捅破的窗户纸，明眼人一看便知，如果将林是共产党员这个答案带入小说，那么所有的疑问都迎刃而解了。《遥远的夜空》中女主人公杨和新的二哥的身份也非常模糊。二人在新的介绍下见面并没有陌生人的感觉，他们似乎早就认识了，二哥离开时对杨说“妹妹和您住在一块儿，我很放心，有时间，您多告诉她一些什么……”话说到这里二哥就离开了。显然，这句话表明了二哥和杨绝对不是第一次见面，而且二人间似乎形成了某种默契，二哥的话尽管没有说完，但杨已经心领神会了。二哥极有可能是校长口中的那个与杨一起走在街上的男人。从二哥对杨说话的口气和内容上看，他们彼此很熟悉而且有过一定的深层次交流，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小说结尾处给出了较为含蓄的答案。很快杨被不知道的原因被逮捕了：“在离开这小学校不远的校园外，从一丛高大的灌木背后走出两个人来，很快的执住了她的手臂。她立刻顿悟出，那个卑污的禽兽所说的‘高就’的含义。”二哥和杨同时消失了，新疯狂地寻找他们。一周后，新在报纸上发现了他们的行踪，杨和二哥的名字共同出现在一份名单上。如此一来，二哥和杨之间的“同志”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小说即便没有正面交代二哥和杨的真实身份，但是读者也很容易猜到他们是地下党员。另外，小说《泥沼》（又名《陷》）中写了二个青年李迈伦和周成海，小说依然没有交代二人的真实身份。小说直接描写二人对现实生活的不同态度，李迈伦放弃了信仰，精神处于高度焦灼状态，为了转移注意力，他迷恋上了旅馆老板的儿媳妇，他用肉欲来弥补自己精神上的空虚。而与此同时，周伦海则主动前往农村务农，学会了种地，并结识了一位新朋友。有关这位新朋友的描述依然是含蓄地一笔带过，点到为止的。但小说明确交代，周成海离开大车店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跟这位新朋友更加亲近。小说结尾处交代，周成海决定参军离开这个地方。周成海的这个决定，不得不令人对周成海这位不知庐山真面目的新朋友的身份产生种种揣测。周成海为什么遇到这位新朋友后，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他与迈伦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为什么迈伦充满了颓废的忧郁色彩？李迈伦和周成海间有这样一段对话：“你忘记了在学校的时候……”然而迈伦马上截住周成海道：“我没忘记！完全是那种思想把我害成这样，那些都是空想，一点都做不到……但是那些思想却时时磨难我——什么鬼玩意儿……我什么都做不了，在这地狱里，泥沼里”，他毫无系统地讲着，“连我自己都拯救不了，我怎么能拯救别人呢……什么鬼玩意儿！可是应该怎样呢？”迈伦和周成海之间的对话，是非常隐晦的，而且具有一定的启蒙色彩。这段对话，交代了周成海和迈伦的学生身份。而且都是学校的激进分子，不能明说的“那种思想”是哪种思想，小说并没有交代清楚。但“那种思想”势必与拯救国家民族有关，与启蒙民众、反抗当局有关。显然迈伦和周成海都是受过这种启蒙思想熏陶的年轻人。但“这种思想”在实践过程中并不顺利，这直接导致了二人对未来不同的选择。毫无疑问，由于周成海遇见了新朋友，而使他自己再次找到了生活重心，并坚定不移地去实践着“那种思想”。而迈伦则由于沉溺安逸的现状而不能自拔，他非常矛盾，他既无法忘怀“那种思想”给予他的希望，他又没有勇气离开目前的生活状态，他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处于焦灼状态，最终他因神情恍惚而葬身于列车的双轨下。迈伦和周成海是时代青年的缩影，如迈伦者，或纠缠于现实与理想的泥淖中不能自拔，或沉沦或死亡；而坚持“那种思想”的周成海则继续着启蒙的艰巨使命——小说虽然没有明确交代周成海到底到哪里当兵，但从他结识的新朋友的身份看，他极有可能前往苏区，因为他们是在农场认识的，这符合共产党思想宣传启蒙的土壤。诚然，周成海未露面的新朋友对周成海的成长有着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小说《泥沼》真实地再现了时代青年面对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困惑和出路的问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小说集《泥沼》反抗日伪当局的叙事倾向。尽管，袁犀尽量用委婉含蓄的隐蔽方式对革命启蒙进行叙述，但这种隐蔽式叙述，依然对当时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对伪满洲国的青年学生们。因此，《泥沼》出版不久，便遭到查禁。袁犀也因此引起了日伪当局的关注，并对他进行严密监视。不久，袁犀离开伪满洲国回到北平，但他依然没有放弃这种隐蔽的叙事风格。小说《虫》（1941年发表《国民杂志》，后被选入小说集《森林的寂寞》）也模糊地塑造了滕金这个人物形象。滕金身材高大，神情忧郁，不喜欢说话，常常像思考着什么，他在一个夜晚离家出走了。《虫》的情节叙述非常精彩而且悬疑重生，小说的主人公和主要事件似乎与滕金没有直接关系。那么，作者这样花费心思在小说中写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到底是什么用心呢？滕金的出走绝对不是偶然的，由他的出身不难猜出他投身革命的去向，同时这也暗示着大多数贫民的出路。小说结尾处交代，滕金的哥哥也开始像滕金一样的忧郁了。滕金哥哥的离开也只是时间问题。这里的离开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地域上的离开，其背后隐藏的含义就如滕金离开一样不能说出来，是需要读者自己体悟的。《一个人的一生》（又名《薛宝祥的一生》，选入《森林的寂寞》）以薛宝祥一生的沉浮遭际，作为东三省更换时代的线索，实写薛宝祥一生的命运起伏，暗地里抨击了日伪统治的黑暗和民不聊生的状况。薛宝祥凭借自己的小聪明，借助俄国人狐假虎威巧取豪夺。但很快，俄国人被赶走了，军阀混战开始了，薛宝祥的房子被烧毁。下肢瘫痪的薛宝祥，看着长大成人的儿子和剩余的田产，他对自己的晚年生活依然充满了期待。就在他感慨老天对他不薄的时候，日伪政府强行要求当地居民移居他地，年老体弱的薛宝祥，最终死在了移民的路上。小说依然是用非常含蓄的笔触，描写日伪统治的黑暗。薛宝祥经历了几次死里逃生，最后在日伪统治下客死异乡。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小说背后隐藏的批判性。薛宝祥儿子也是个忧郁而善于思考的青年，他在埋葬了薛宝祥之后，也悄然离去。小说没有交代他的去向，但从文章背后的寓意不难猜出他投身革命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当然，薛宝祥绝非善类，但这样一个善于钻营的人最后都客死异乡，那老实本分的农民们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强行要求当地居民移往他地是日伪统治东北时期的一项特色政策，日伪将在空出来的肥沃土地上，建立日本移民点。这在伪满洲国时期是常有的事情，日本大量移民到伪满洲国是有一定的战略意义的。比如，借此机会转移日本本土的生存压力，同化中国人，等等。袁犀在小说中塑造这么多身份模糊的人物形象与他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有关。袁犀少年时期曾在北平求学，并参加了学生运动，受到反日思潮的影响。“七七事变”后他离开北平回到沈阳，他切身体会到日伪统治下的黑暗生活，并写了《邻三人》等表现底层人民苦难生活的小说。很快他又离开沈阳回到了北平，并结识了地下党员，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洗礼。1939年，袁犀回到沈阳，从事对日伪的破坏活动。1941年回到北平后，袁犀依然从事隐秘的对日破坏活动。1942年因叛徒出卖，袁犀被捕入狱，受到严酷审讯，等等。这一系列的经历都表明袁犀本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反抗态度。尽管北平只是日本的占领区，但日本人对北平在文化上的统治依然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袁犀华北时期创作的小说依然保留了隐蔽的叙事风格。当然，袁犀华北时期的小说创作，明显比伪满洲国时期的创作平和了许多，而且小说创作的艺术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1943年后，袁犀的小说写作开始了转型，他不仅仅局限于对底层人民生活的叙述和启蒙思想的传播，他还对知识青年的生活状态和婚恋观等方面进行了书写。
三、《贝壳》
小说《人间》（收入《森林的寂寞》）叙述了一批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医学生、法律系毕业的大学生、公职人员、编辑等。这群看上去知识广博的年轻人之间的谈话，无非也是男人如何征服女人、如何满足女人等话题。在他们口中的爱情已经演变成为掩盖其欲望的代名词，及时行乐才是他们人生的终极目标，他们已经沦为没有任何精神追求的沉沦青年。显然，《人间》中的青年人物已经丧失了生命力，《泥沼》中周成海般执着追求的精神已不复存在，迈伦对人生的焦虑也都化为乌有，他们完全放任自己融入世俗享乐中。《人间》涵盖了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是病态的。精神空虚、肉体孱弱成为他们的集体特征。这群沐浴在“五四新文化”思潮下的青年们，完全没有任何新青年的表征，这是一群令人失望的青年。小说结尾处，女孩李舒若的离开算是给这无望的社会留下一点儿希望的火种。李舒若没有在男性的吹捧中迷失自我，她开始自觉反思自我、寻找自我，这一点非常难得。李舒若与《贝壳》中的李瑛都是时代造就的另类女性的代表，有关这一点将在后面章节做进一步的阐述。《暗春》（1945年选入小说集《时间》）刻画了大学生普遍萎靡的生活状态。以大学生周崇信为例，“他两眼迷茫，望着天空，像所有大学生的表情那样，自己装成傲慢不群谁也瞧不起的样子”，这是大学生给人的整体感觉。他们不懂、也不关心什么是爱国救亡，但对吃喝玩乐等事情，却无师自通。周崇信用一只领针，诱惑十七岁的天真女工失身。女孩怀孕后，周崇信不但没有做出承担责任的举动，而且还欺骗女孩家人，将女孩送到医院堕胎，然后再未露面。女孩儿命悬一线的时候希望最后见他一面，而他此时正陶醉在赌博场中。此时，爱情已经走下圣坛，成为男性玩弄女性的借口。这美丽的谎言下遮盖着赤裸裸的欲望，欲望得到满足后，女性的价值在他们心中就不复存在了。《红裙》（1945年选入小说集《时间》）中的主人公陈迈有一个同居近一年的女友，他感到生活极度无聊。咖啡店的女服务生娜达霞穿的那条红裙，唤起了他对往昔生活的追忆。他回忆起自己被女人包围的时代，他用卑鄙的手段获得十六岁少女张曼的爱情，并残忍地将她抛弃，而张曼却为此自杀身亡。在那个时候，爱情已经成为一种欺骗的手段，而上当者大都是涉世未深的年轻女性。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青年对待爱情、生活的态度问题长篇小说《贝壳》有更深入的描写。
长篇小说《贝壳》1943年由北平新民印书馆出版发行，在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反响，半年内再版四次。袁犀在《贝壳·前言》中写道：“在这本小说里，我写了些知识青年男女的生活。写着他们怎样在生活里沉溺，写着他们的思想的混乱和迷惑，善变与矛盾。由于他们的教养所造成的他们的痛苦，由于他们的知识制作的罪恶，并且人性的丑恶的一面是怎样的被人类的教育程度以及现代生活所掩饰而伸张着。”《贝壳》讲述了一个美丽少妇李玫怀孕生子的故事。李玫年轻美貌受过大学教育，丈夫赵学文是大学教授，赵学文比李玫大了近二十岁。李玫的怀孕给赵学文教授带来了空前的喜悦，他觉得老来得子是对自己后半生最大的安慰。然而李玫对此却非常焦虑，她甚至想偷偷流产。原来这孩子并不是赵学文的，而是李玫大学时的恋人吕铜的。吕铜英俊潇洒，高举着新时代自由的口号，“吕铜用他漂亮的嘴先说恋爱的意义并不在于结婚——他自己就不是所谓贞操伦的崇拜者，他举出了‘杯水学说’，认为生殖器官的互相接触，其实乃是与互相握手的接触一样，新的现代青年首先应该得到这一点的解放与自由。”吕铜在这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中，抛下怀有身孕的李玫失踪了。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李玫嫁给了大学教授赵学文，李玫结婚的决定令其母亲觉得意外，这场婚姻在母亲看来也过于仓促和草率了。李玫婚前怀孕的事情，赵学文一无所知。为了隐瞒实情，李玫以安胎为借口，带着妹妹李瑛由北平回到了青岛。母亲对意外归来的女儿们深感欣慰，但李玫始终不能使自己平静下来，她对赵学文怀有无限的愧疚。回到青岛后的生活，并没有像李玫、李瑛想象的那样风平浪静地度过。她们结识了当地富豪周乃庚一家，周家人口众多，特别是家族中众多女性成员，让周家显得更加热闹。白澍凭借自己帅气的外表，满嘴的新思想，穿梭于周家众多女性之间。他不但与周家姨太太有染，而且与周乃庚的妻子关系密切，还引诱周乃庚18岁的堂妹周静失身，并弃如敝屣，导致周静精神失常。但周家的这些女性都不能满足白澍的征服欲，他将魔抓伸向了李瑛，并对她发起了猛烈的爱情攻势。李玫作为过来人，警告妹妹李瑛小心白澍的居心叵测，李瑛的中学同学徐仪也提醒李瑛，白澍绝非善类，但李瑛还是逐渐被白澍征服。最后，李玫为了避免妹妹李瑛重蹈自己的悲剧，便将周静被白澍引诱失身、白澍与周乃庚太太之间的暧昧关系全盘托出。李瑛伤心欲绝，立即离开青岛。李玫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生了孩子，满月后她在周家的舞会上偶遇了昔日恋人吕铜，她那颗平静的心再次翻滚了。李玫禁不住吕铜三番五次的纠缠，最终与吕铜见面。吕铜依然迷恋李玫的美色，并且纠缠李玫回到北平，与此同时，妇科医生郝铸仁以李玫未婚先孕的事情，接二连三地敲诈她。李玫在精神过度紧张的情况下，晕倒在吕铜住的旅馆门口。吕铜乘机强行与李玫发生了性关系，至此李玫对自己被玩弄的处境恍然大悟。精神受到严重刺激的李玫，身体每况愈下，最后不得不住进疗养院。《贝壳》中以李玫为代表的，被男性玩弄的女性还处于蒙昧状态。她们面对被玩弄、被欺骗只能自食其果，而《贝壳》续篇《面纱》则出现了新的转机。《面纱》中妇科医生郝铸仁不但欺骗、玩弄成年女性，而且还将魔爪伸向了涉世未深的女学生。郝铸仁利用自己是女子学校校医的身份，诱骗多名女生失身，然后再将她们抛弃，魏馥便是被骗女生之一。但魏馥又是与众不同的一个，在她看清郝铸仁的真实面目后，魏馥喊出了“我为那些人复仇”。魏馥已经不再是李玫、周静等那样逆来顺受的女性了，或者像其他被郝铸仁抛弃的女孩那样保持沉默，隐忍地活下去。她采取了最为激烈的方式向郝铸仁复仇。她的复仇不仅仅是为了她自己，同时也代表受伤害的女性向伤害她们的男性复仇。尽管，魏馥这个人物具有一定的悲剧色彩，但她的举动充分说明了女性渴望被尊重的愿望，她们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明确的定位，她们是人，不是玩物，她们更拒绝成为男性的发泄工具。与众多上当受骗的女性相比，李瑛是幸运的。她及时逃脱了白澍、张嘉士、郝铸仁等人的纠缠，但她对自己的出路或者说女性的出路非常模糊，所以，她选择了出国。李瑛与《人间》中李舒若的离开，并不意味着她们找到了人生的归宿。李瑛面对周围女性的不幸遭遇，她束手无策；李舒若对周围人的生活状态感到失望，她对男女间的追逐产生了厌倦心理。李瑛和李舒若都不愿意成为男性的掌中玩物，她们的离开是对女性命运的反抗。李瑛和李舒若都属于较温和型的抗争者，她们不会选择玉石俱焚的结果。魏馥和金采则是那种外表柔弱，但内里却包含巨大破坏能量的新时代女性。她们的抗争手段可能有些极端，但这种极端代表了女性与时代和男性抗争的决心，这是进步的一面，也是《面纱》在小说内涵方面超越《贝壳》的地方。
《贝壳》和《面纱》中出现的男性人物形象白澍、吕铜、郝铸仁等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郝铸仁还有留学经历，他们玩弄女性、抛弃女性的嘴脸从本质上看是一致的。白澍面对周静质问自己与周太太调情时回答道：“爱情不是履行义务呵，你何必侦视这些分外的事情呢？”这与吕铜对李玫要求结婚的回答是“恋爱的意义并不在于结婚”、新锐怀疑论青年黎维夫认为“恋爱也不过是‘黏膜的问题’”的答案如出一辙——男人用性来概括爱情的定义，这是他们对爱情的终极理解，爱情成了男性满足私欲的遮羞布。如此看来，现实中的爱情故事似乎与新文化运动宣传的初衷大相径庭。“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的自由、平等等口号，在现实生活中被别有用心的人歪曲解读，甚至成了玩弄女性的口实，“五四精神”的神圣性被消解。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青年项目15YJC751006
作 者：陈霞，广西师范大学博士后在站，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小说。
编 辑：赵红玉 E？鄄mail：zhaohongyu69@126.com
关键词：伪满洲国文学 华北作家群 袁犀
一、生平
袁犀（1920.8.18—1979.5）出生于辽宁沈阳大北边门里奉行军人家庭，北京北方中学卒业，文选同人，文艺家协会会员。原名郝维廉，曾用名郝庆崧、郝子健，1947年更名李克异。笔名有玛金、李无双、马双翼、袁犀、梁稻、吴明世、郝赫等，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作品均署名李克异。1934—1936年到北平读书，1937年回到沈阳，1938年到沈阳熊岳城入农校果树园艺科学习，1939年回到北平并在傅岩的引荐下参加“平津地区远东红军情报组织”，同年冬由于哮喘病发而回到沈阳，继续从事情报工作。1941年回到北平，经梅娘丈夫柳龙光介绍进入《武德报》社编辑部整理科当科员，1942年1月被捕入狱，并遭受酷刑，7月被《武德报》社编辑部保释出狱。华北时期袁犀的小说作品主要发表在《中国文艺》《中国文学》《华北作家月报》等文艺刊物上。1945年主编杂志《粮》，1945年11月奔赴晋察冀边区参加革命。袁犀主要出版作品集有1941年10月文选刊行会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泥沼》；1943年5月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的长篇小说《贝壳》，《贝壳》获得“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赏”的“赏外佳作”奖；1944年7月华北作家协会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森林的寂寞》；1944年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的长篇小说《面纱》；1944年9月在《中国公论》上连载中篇小说的《结了冰的海》；1945年6月北平文昌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时间》；1945年大楚报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某小说家手记》；1945年编辑刊物《粮》；1953年10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通讯报告集《战斗》（与姚锦合集）；1981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出版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回声》，小说反映东北人民抗击沙俄以修西伯利亚铁路为名对我国进行侵略的史实。当他在修改准备在《收获》发表的小说第一部前两章时，不幸死于案头。此书经其夫人姚锦整理、续作；1981年6月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归心似箭——从剧本到影片》；1982年9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晚晴集——李克异作品选》；1984年十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城春草木深》（长篇小说《贝壳》和《面纱》合集）；1999年华夏出版社出版范智红编选的《袁犀代表作》；2000年华夏出版社出版的《袁犀文集》；2009年华夏出版社出版的《袁犀代表作·贝壳》（三本书所选内容一致）。1991年5月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李克异研究资料》。另有翻译作品：巴尔扎克的《农民》、小林多喜二的《党生活者》又名《地下党员》、《街》（与王振仁合译；1957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社）、《战斗》（与姚锦合译，1951年7月北京火星社出版）。本章节主要对袁犀新中国成立前的小说创作进行分析研究。
二、《泥沼》
袁犀17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并且文学起点很高。1937年袁犀回到伪满洲国，作为一个文学新人，他的小说《邻三人》《母与女》《十天》（1938）等发表在当时伪满洲国著名的纯文学刊物《明明》上，小说《海岸》1938年发表在伪满洲国重要文艺刊物《新青年》1月号小说特辑上，《夜》发表《新青年》2月号上。不到一年的时间袁犀的作品陆续刊登在伪满洲国具有很高声誉的文学杂志上，他很快便受到了伪满洲国文坛的关注。1941年10月沈阳文选刊行会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泥沼》，其中收录的作品有：《邻三人》《十天》《母与女》《海岸》《一只眼齐宗和他的朋友》《遥远的夜空》《泥沼》。这些收入《泥沼》的作品代表了袁犀早期小说创作的倾向。
袁犀一直倾向于现实主义文学写作，其作品中隐藏了强烈的反抗意识，小说集《泥沼》出版后遭到查禁与这一点密切相关。由于日伪统治下的伪满洲国，对文学出版物有非常严格的审查制度。所以，袁犀小说中的反抗意识都写的较为含蓄、隐蔽，有时候仅仅是一笔带过，甚至给人造成一种可有可无的错觉。小说《十天》中塑造了一个被捕入狱五年刑满释放的学生形象——“我”。小说从“我”被释放的那一天开始叙述，五年来监狱非人的生活将“我”变成外形酷似“吗啡鬼”般的人物。小说并未交代“我”被抓进监牢的原因，只是一带而过地写道：“在几年以前的我强壮而且结实，确不是这种样子，我在大学校的篮球场上被无数的女同学钦羡过……后来，便糊里糊涂地弄到那儿一直住上五年，为什么呢，连自己到今天还不明白。”这很奇怪，小说不但没有交代“我”入狱的原因，而且对“我”身份的叙述一直非常模糊，那么读者不禁要追问“我”到底为什么会被监禁五年？如果要揭开谜底，那么只能从“我”出狱后的生活中，寻找蛛丝马迹的可能性。“我”虽然落魄，但有一颗悲悯的心，面对残暴恶势力对弱势群体的欺凌“我”敢于竭尽全力反抗，这些似乎都在暗示着“我”曾经的身份和经历。“我”在功夫市场看到跟“我”一样贫穷的人们“为了吃饭，在他们是不管什么廉耻的，反正在这一群中，人类所有的规律和情感是完全被否定了！”——丈夫目睹妻子卖淫的场面；父亲因无法养活襁褓中的婴儿而亲手将他杀死，等等。这一切有违道德的举动，在生存面前都变得合情合理了。生存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那么艰辛，甚至令人忘记了最初的本性，很不幸，“我”不但见证了这一切而且也成为其中一员。但“我”的良知未泯，当看到狱友老庄的妻子被人凌辱时，“我”毫不犹豫地出手相救，杀死了恶霸，出狱十天的“我”再次回到了监狱。《十天》中“我”的身份一直未得到揭秘，但从“我”出狱这十天的举动和对弱者的同情、怜悯，很容易让人猜测到“我”曾经的身份——学生激进分子，由于参加宣传反抗当局活动而被捕入狱五年。小说有意将“我”入狱的真正原因隐瞒不表，着重描写“我”出狱十天的见闻，表面看这是对现实生活的描述，但隐含在小说背后的是对日伪黑暗统治的控诉，同时，也解释了“我”五年前被捕入狱的真正原因。袁犀故意隐去人物身份的叙述方式，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是屡见不鲜的。小说《一只眼的齐宗和他的朋友》中出现了一个叫林的人，有关这个人物并没有过多的笔墨，小说只是轻描淡写地介绍林这个人话语很少，行为谨慎，林也是一个身份模糊的人。不过从林阅读的书籍中似乎可以寻找到有关他身份的蛛丝马迹，他的书目是：《静静的顿河》《三人》《母亲》《一个废物的一生》等。首先，这些书都是俄国作家作品。其次，这些书都较为激进，具有浓烈的革命色彩。以上两点很容易让读者对林的身份和政治倾向产生联想。小说结尾处明确交代，林逃走之前来向“我”告别，而逃离的原因并未明说。林的妻子刘霞也在他离开后不久被害身亡。这些小细节综合在一起，林的身份就很明显了，林极有可能是共产党员。特别是林的妻子刘霞的死就更令人回味了，刘霞死亡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突遭不幸？这与林有什么关系？林究竟是谁？这一切看似谜一样的问题，其实只是一层未曾捅破的窗户纸，明眼人一看便知，如果将林是共产党员这个答案带入小说，那么所有的疑问都迎刃而解了。《遥远的夜空》中女主人公杨和新的二哥的身份也非常模糊。二人在新的介绍下见面并没有陌生人的感觉，他们似乎早就认识了，二哥离开时对杨说“妹妹和您住在一块儿，我很放心，有时间，您多告诉她一些什么……”话说到这里二哥就离开了。显然，这句话表明了二哥和杨绝对不是第一次见面，而且二人间似乎形成了某种默契，二哥的话尽管没有说完，但杨已经心领神会了。二哥极有可能是校长口中的那个与杨一起走在街上的男人。从二哥对杨说话的口气和内容上看，他们彼此很熟悉而且有过一定的深层次交流，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小说结尾处给出了较为含蓄的答案。很快杨被不知道的原因被逮捕了：“在离开这小学校不远的校园外，从一丛高大的灌木背后走出两个人来，很快的执住了她的手臂。她立刻顿悟出，那个卑污的禽兽所说的‘高就’的含义。”二哥和杨同时消失了，新疯狂地寻找他们。一周后，新在报纸上发现了他们的行踪，杨和二哥的名字共同出现在一份名单上。如此一来，二哥和杨之间的“同志”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小说即便没有正面交代二哥和杨的真实身份，但是读者也很容易猜到他们是地下党员。另外，小说《泥沼》（又名《陷》）中写了二个青年李迈伦和周成海，小说依然没有交代二人的真实身份。小说直接描写二人对现实生活的不同态度，李迈伦放弃了信仰，精神处于高度焦灼状态，为了转移注意力，他迷恋上了旅馆老板的儿媳妇，他用肉欲来弥补自己精神上的空虚。而与此同时，周伦海则主动前往农村务农，学会了种地，并结识了一位新朋友。有关这位新朋友的描述依然是含蓄地一笔带过，点到为止的。但小说明确交代，周成海离开大车店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跟这位新朋友更加亲近。小说结尾处交代，周成海决定参军离开这个地方。周成海的这个决定，不得不令人对周成海这位不知庐山真面目的新朋友的身份产生种种揣测。周成海为什么遇到这位新朋友后，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他与迈伦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为什么迈伦充满了颓废的忧郁色彩？李迈伦和周成海间有这样一段对话：“你忘记了在学校的时候……”然而迈伦马上截住周成海道：“我没忘记！完全是那种思想把我害成这样，那些都是空想，一点都做不到……但是那些思想却时时磨难我——什么鬼玩意儿……我什么都做不了，在这地狱里，泥沼里”，他毫无系统地讲着，“连我自己都拯救不了，我怎么能拯救别人呢……什么鬼玩意儿！可是应该怎样呢？”迈伦和周成海之间的对话，是非常隐晦的，而且具有一定的启蒙色彩。这段对话，交代了周成海和迈伦的学生身份。而且都是学校的激进分子，不能明说的“那种思想”是哪种思想，小说并没有交代清楚。但“那种思想”势必与拯救国家民族有关，与启蒙民众、反抗当局有关。显然迈伦和周成海都是受过这种启蒙思想熏陶的年轻人。但“这种思想”在实践过程中并不顺利，这直接导致了二人对未来不同的选择。毫无疑问，由于周成海遇见了新朋友，而使他自己再次找到了生活重心，并坚定不移地去实践着“那种思想”。而迈伦则由于沉溺安逸的现状而不能自拔，他非常矛盾，他既无法忘怀“那种思想”给予他的希望，他又没有勇气离开目前的生活状态，他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处于焦灼状态，最终他因神情恍惚而葬身于列车的双轨下。迈伦和周成海是时代青年的缩影，如迈伦者，或纠缠于现实与理想的泥淖中不能自拔，或沉沦或死亡；而坚持“那种思想”的周成海则继续着启蒙的艰巨使命——小说虽然没有明确交代周成海到底到哪里当兵，但从他结识的新朋友的身份看，他极有可能前往苏区，因为他们是在农场认识的，这符合共产党思想宣传启蒙的土壤。诚然，周成海未露面的新朋友对周成海的成长有着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小说《泥沼》真实地再现了时代青年面对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困惑和出路的问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小说集《泥沼》反抗日伪当局的叙事倾向。尽管，袁犀尽量用委婉含蓄的隐蔽方式对革命启蒙进行叙述，但这种隐蔽式叙述，依然对当时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对伪满洲国的青年学生们。因此，《泥沼》出版不久，便遭到查禁。袁犀也因此引起了日伪当局的关注，并对他进行严密监视。不久，袁犀离开伪满洲国回到北平，但他依然没有放弃这种隐蔽的叙事风格。小说《虫》（1941年发表《国民杂志》，后被选入小说集《森林的寂寞》）也模糊地塑造了滕金这个人物形象。滕金身材高大，神情忧郁，不喜欢说话，常常像思考着什么，他在一个夜晚离家出走了。《虫》的情节叙述非常精彩而且悬疑重生，小说的主人公和主要事件似乎与滕金没有直接关系。那么，作者这样花费心思在小说中写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到底是什么用心呢？滕金的出走绝对不是偶然的，由他的出身不难猜出他投身革命的去向，同时这也暗示着大多数贫民的出路。小说结尾处交代，滕金的哥哥也开始像滕金一样的忧郁了。滕金哥哥的离开也只是时间问题。这里的离开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地域上的离开，其背后隐藏的含义就如滕金离开一样不能说出来，是需要读者自己体悟的。《一个人的一生》（又名《薛宝祥的一生》，选入《森林的寂寞》）以薛宝祥一生的沉浮遭际，作为东三省更换时代的线索，实写薛宝祥一生的命运起伏，暗地里抨击了日伪统治的黑暗和民不聊生的状况。薛宝祥凭借自己的小聪明，借助俄国人狐假虎威巧取豪夺。但很快，俄国人被赶走了，军阀混战开始了，薛宝祥的房子被烧毁。下肢瘫痪的薛宝祥，看着长大成人的儿子和剩余的田产，他对自己的晚年生活依然充满了期待。就在他感慨老天对他不薄的时候，日伪政府强行要求当地居民移居他地，年老体弱的薛宝祥，最终死在了移民的路上。小说依然是用非常含蓄的笔触，描写日伪统治的黑暗。薛宝祥经历了几次死里逃生，最后在日伪统治下客死异乡。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小说背后隐藏的批判性。薛宝祥儿子也是个忧郁而善于思考的青年，他在埋葬了薛宝祥之后，也悄然离去。小说没有交代他的去向，但从文章背后的寓意不难猜出他投身革命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当然，薛宝祥绝非善类，但这样一个善于钻营的人最后都客死异乡，那老实本分的农民们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强行要求当地居民移往他地是日伪统治东北时期的一项特色政策，日伪将在空出来的肥沃土地上，建立日本移民点。这在伪满洲国时期是常有的事情，日本大量移民到伪满洲国是有一定的战略意义的。比如，借此机会转移日本本土的生存压力，同化中国人，等等。袁犀在小说中塑造这么多身份模糊的人物形象与他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有关。袁犀少年时期曾在北平求学，并参加了学生运动，受到反日思潮的影响。“七七事变”后他离开北平回到沈阳，他切身体会到日伪统治下的黑暗生活，并写了《邻三人》等表现底层人民苦难生活的小说。很快他又离开沈阳回到了北平，并结识了地下党员，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洗礼。1939年，袁犀回到沈阳，从事对日伪的破坏活动。1941年回到北平后，袁犀依然从事隐秘的对日破坏活动。1942年因叛徒出卖，袁犀被捕入狱，受到严酷审讯，等等。这一系列的经历都表明袁犀本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反抗态度。尽管北平只是日本的占领区，但日本人对北平在文化上的统治依然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袁犀华北时期创作的小说依然保留了隐蔽的叙事风格。当然，袁犀华北时期的小说创作，明显比伪满洲国时期的创作平和了许多，而且小说创作的艺术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1943年后，袁犀的小说写作开始了转型，他不仅仅局限于对底层人民生活的叙述和启蒙思想的传播，他还对知识青年的生活状态和婚恋观等方面进行了书写。
三、《贝壳》
小说《人间》（收入《森林的寂寞》）叙述了一批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医学生、法律系毕业的大学生、公职人员、编辑等。这群看上去知识广博的年轻人之间的谈话，无非也是男人如何征服女人、如何满足女人等话题。在他们口中的爱情已经演变成为掩盖其欲望的代名词，及时行乐才是他们人生的终极目标，他们已经沦为没有任何精神追求的沉沦青年。显然，《人间》中的青年人物已经丧失了生命力，《泥沼》中周成海般执着追求的精神已不复存在，迈伦对人生的焦虑也都化为乌有，他们完全放任自己融入世俗享乐中。《人间》涵盖了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是病态的。精神空虚、肉体孱弱成为他们的集体特征。这群沐浴在“五四新文化”思潮下的青年们，完全没有任何新青年的表征，这是一群令人失望的青年。小说结尾处，女孩李舒若的离开算是给这无望的社会留下一点儿希望的火种。李舒若没有在男性的吹捧中迷失自我，她开始自觉反思自我、寻找自我，这一点非常难得。李舒若与《贝壳》中的李瑛都是时代造就的另类女性的代表，有关这一点将在后面章节做进一步的阐述。《暗春》（1945年选入小说集《时间》）刻画了大学生普遍萎靡的生活状态。以大学生周崇信为例，“他两眼迷茫，望着天空，像所有大学生的表情那样，自己装成傲慢不群谁也瞧不起的样子”，这是大学生给人的整体感觉。他们不懂、也不关心什么是爱国救亡，但对吃喝玩乐等事情，却无师自通。周崇信用一只领针，诱惑十七岁的天真女工失身。女孩怀孕后，周崇信不但没有做出承担责任的举动，而且还欺骗女孩家人，将女孩送到医院堕胎，然后再未露面。女孩儿命悬一线的时候希望最后见他一面，而他此时正陶醉在赌博场中。此时，爱情已经走下圣坛，成为男性玩弄女性的借口。这美丽的谎言下遮盖着赤裸裸的欲望，欲望得到满足后，女性的价值在他们心中就不复存在了。《红裙》（1945年选入小说集《时间》）中的主人公陈迈有一个同居近一年的女友，他感到生活极度无聊。咖啡店的女服务生娜达霞穿的那条红裙，唤起了他对往昔生活的追忆。他回忆起自己被女人包围的时代，他用卑鄙的手段获得十六岁少女张曼的爱情，并残忍地将她抛弃，而张曼却为此自杀身亡。在那个时候，爱情已经成为一种欺骗的手段，而上当者大都是涉世未深的年轻女性。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青年对待爱情、生活的态度问题长篇小说《贝壳》有更深入的描写。
长篇小说《贝壳》1943年由北平新民印书馆出版发行，在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反响，半年内再版四次。袁犀在《贝壳·前言》中写道：“在这本小说里，我写了些知识青年男女的生活。写着他们怎样在生活里沉溺，写着他们的思想的混乱和迷惑，善变与矛盾。由于他们的教养所造成的他们的痛苦，由于他们的知识制作的罪恶，并且人性的丑恶的一面是怎样的被人类的教育程度以及现代生活所掩饰而伸张着。”《贝壳》讲述了一个美丽少妇李玫怀孕生子的故事。李玫年轻美貌受过大学教育，丈夫赵学文是大学教授，赵学文比李玫大了近二十岁。李玫的怀孕给赵学文教授带来了空前的喜悦，他觉得老来得子是对自己后半生最大的安慰。然而李玫对此却非常焦虑，她甚至想偷偷流产。原来这孩子并不是赵学文的，而是李玫大学时的恋人吕铜的。吕铜英俊潇洒，高举着新时代自由的口号，“吕铜用他漂亮的嘴先说恋爱的意义并不在于结婚——他自己就不是所谓贞操伦的崇拜者，他举出了‘杯水学说’，认为生殖器官的互相接触，其实乃是与互相握手的接触一样，新的现代青年首先应该得到这一点的解放与自由。”吕铜在这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中，抛下怀有身孕的李玫失踪了。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李玫嫁给了大学教授赵学文，李玫结婚的决定令其母亲觉得意外，这场婚姻在母亲看来也过于仓促和草率了。李玫婚前怀孕的事情，赵学文一无所知。为了隐瞒实情，李玫以安胎为借口，带着妹妹李瑛由北平回到了青岛。母亲对意外归来的女儿们深感欣慰，但李玫始终不能使自己平静下来，她对赵学文怀有无限的愧疚。回到青岛后的生活，并没有像李玫、李瑛想象的那样风平浪静地度过。她们结识了当地富豪周乃庚一家，周家人口众多，特别是家族中众多女性成员，让周家显得更加热闹。白澍凭借自己帅气的外表，满嘴的新思想，穿梭于周家众多女性之间。他不但与周家姨太太有染，而且与周乃庚的妻子关系密切，还引诱周乃庚18岁的堂妹周静失身，并弃如敝屣，导致周静精神失常。但周家的这些女性都不能满足白澍的征服欲，他将魔抓伸向了李瑛，并对她发起了猛烈的爱情攻势。李玫作为过来人，警告妹妹李瑛小心白澍的居心叵测，李瑛的中学同学徐仪也提醒李瑛，白澍绝非善类，但李瑛还是逐渐被白澍征服。最后，李玫为了避免妹妹李瑛重蹈自己的悲剧，便将周静被白澍引诱失身、白澍与周乃庚太太之间的暧昧关系全盘托出。李瑛伤心欲绝，立即离开青岛。李玫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生了孩子，满月后她在周家的舞会上偶遇了昔日恋人吕铜，她那颗平静的心再次翻滚了。李玫禁不住吕铜三番五次的纠缠，最终与吕铜见面。吕铜依然迷恋李玫的美色，并且纠缠李玫回到北平，与此同时，妇科医生郝铸仁以李玫未婚先孕的事情，接二连三地敲诈她。李玫在精神过度紧张的情况下，晕倒在吕铜住的旅馆门口。吕铜乘机强行与李玫发生了性关系，至此李玫对自己被玩弄的处境恍然大悟。精神受到严重刺激的李玫，身体每况愈下，最后不得不住进疗养院。《贝壳》中以李玫为代表的，被男性玩弄的女性还处于蒙昧状态。她们面对被玩弄、被欺骗只能自食其果，而《贝壳》续篇《面纱》则出现了新的转机。《面纱》中妇科医生郝铸仁不但欺骗、玩弄成年女性，而且还将魔爪伸向了涉世未深的女学生。郝铸仁利用自己是女子学校校医的身份，诱骗多名女生失身，然后再将她们抛弃，魏馥便是被骗女生之一。但魏馥又是与众不同的一个，在她看清郝铸仁的真实面目后，魏馥喊出了“我为那些人复仇”。魏馥已经不再是李玫、周静等那样逆来顺受的女性了，或者像其他被郝铸仁抛弃的女孩那样保持沉默，隐忍地活下去。她采取了最为激烈的方式向郝铸仁复仇。她的复仇不仅仅是为了她自己，同时也代表受伤害的女性向伤害她们的男性复仇。尽管，魏馥这个人物具有一定的悲剧色彩，但她的举动充分说明了女性渴望被尊重的愿望，她们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明确的定位，她们是人，不是玩物，她们更拒绝成为男性的发泄工具。与众多上当受骗的女性相比，李瑛是幸运的。她及时逃脱了白澍、张嘉士、郝铸仁等人的纠缠，但她对自己的出路或者说女性的出路非常模糊，所以，她选择了出国。李瑛与《人间》中李舒若的离开，并不意味着她们找到了人生的归宿。李瑛面对周围女性的不幸遭遇，她束手无策；李舒若对周围人的生活状态感到失望，她对男女间的追逐产生了厌倦心理。李瑛和李舒若都不愿意成为男性的掌中玩物，她们的离开是对女性命运的反抗。李瑛和李舒若都属于较温和型的抗争者，她们不会选择玉石俱焚的结果。魏馥和金采则是那种外表柔弱，但内里却包含巨大破坏能量的新时代女性。她们的抗争手段可能有些极端，但这种极端代表了女性与时代和男性抗争的决心，这是进步的一面，也是《面纱》在小说内涵方面超越《贝壳》的地方。
《贝壳》和《面纱》中出现的男性人物形象白澍、吕铜、郝铸仁等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郝铸仁还有留学经历，他们玩弄女性、抛弃女性的嘴脸从本质上看是一致的。白澍面对周静质问自己与周太太调情时回答道：“爱情不是履行义务呵，你何必侦视这些分外的事情呢？”这与吕铜对李玫要求结婚的回答是“恋爱的意义并不在于结婚”、新锐怀疑论青年黎维夫认为“恋爱也不过是‘黏膜的问题’”的答案如出一辙——男人用性来概括爱情的定义，这是他们对爱情的终极理解，爱情成了男性满足私欲的遮羞布。如此看来，现实中的爱情故事似乎与新文化运动宣传的初衷大相径庭。“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的自由、平等等口号，在现实生活中被别有用心的人歪曲解读，甚至成了玩弄女性的口实，“五四精神”的神圣性被消解。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青年项目15YJC751006
作 者：陈霞，广西师范大学博士后在站，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小说。
编 辑：赵红玉 E？鄄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