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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认为翻译是在目标语社会的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操纵下的改写行为。本文以改写理论为研究视角，以葛浩文翻译的《红高粱家族》为研究文本，来研究《红高粱家族》的翻译策略。通过对影响葛浩文翻译策略的因素进行分析，有利于对中国当代作品外译提供借鉴。
【关键词】改写理论；葛浩文；《红高粱家族》
【作者简介】王雪晴，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引言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也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他所描写的乡土文学更是吸引了世界读者的眼球，其作品的翻译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正是因为葛浩文精彩绝伦的翻译，才使莫言的作品深受外国读者的喜爱，更有人说是因为葛浩文的存在莫言才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契机。葛浩文作为莫言的御用翻译，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在翻译的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翻译技巧——增译、删译、改译等从而使译文读起来更加生动，而这些翻译策略的使用是与特定的文化因素的影响息息相关。本文运用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从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三方面来分析《红高粱家族》中的翻译策略的使用。
二、改写理论：制约译者的三要素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转向”开始出现在西方翻译界中，译入语文化开始成为作为文化派翻译理论的研究对象。 安德烈·勒菲弗尔（ Andre Lefevere）是文化操纵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从文化视角出发，分析并讨论了各种源语言翻译作品并明确指出：“翻译实际上是对原作的改写，无论翻译、选文、撰史、批评或者编辑，都是改写的不同表现形式。”引入了“改写” 这一理念，并提出了“翻译即改写”的概念。作为“文化转向”的领军人物，勒菲弗尔将翻译活动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研究，突出强调意识形态（ideology）、诗学（poetics）和赞助人（patronage）等三要素翻译的影响作用。他认为意识形态规定了译者准备使用的基本策略和解决原作中所表达的话语世界（客体、概念、属于原作者所熟悉的世界的习俗）的方法；诗学可以帮助译者取得不同的效果，在平衡可译与不可译的过程中将文学的内在美发挥到最完美的境地；赞助人作为一种外部因素，影响着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勒菲弗尔将翻译看作一种很重要的改写形式，将文学生产和接受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对于文学中的原创性、灵感性、审美卓越性作出了新的评估。改写理论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译者受到文化因素影响下的改写。意识形态决定了译者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诗学决定了译者对翻译对象的选择和确定，赞助人决定了译者的翻译活动能否顺利进行。改写理论的出现不再将翻译方法局限于语言的层面，而是更多的考虑到外界因素及文化对它的影响，将翻译研究的重心上升到了影响文学系统的宏观因素上來，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三、葛浩文的翻译观
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作为美国当代著名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他在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翻译了中国20多位名家的50余部现当代文学作品，其中不乏一些文学大家涵盖中国特色文化的作品，他翻译的作品在国际上屡获大奖。葛浩文热爱翻译如生命，葛浩文曾这样揭示自己的心路历程：“我每每发现一部作品让人兴奋，变回因此萌生将其译成英文的冲动。”换言之，“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认为翻译既是对原文和译文的忠实、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同时也是一种背叛与重写，但忠实始终是葛浩文翻译实践的第一准则。而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则是他对翻译本质的认识，正因为意识到翻译的这一特性，才使得“改写”成为必要的手段，目的是更为“忠实”地把原文传达给译文读者。作为译者，每一篇译文都是他们深思熟虑的作品，并非机械复制的产物。因此，翻译过程要求忠实性和创造性的结合。在他翻译的过程中注重读者的审美习惯，敢于变通，以创作的心态追求译文的可读性，是对原作“忠诚”与“背叛”的完美结合。同时，葛浩文明确主张以“ 读者中心”， 即译者应为目的语读者而译。正如他所说：“作者是为中国人写作，而我是为外国人翻译。”
四、改写理论下《红高粱家族》翻译策略
《红高粱家族》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葛浩文翻译莫言的第一本小说。《红高粱家族》中乡土气息浓重，富有地方文化色彩，将高密富有生命力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表现的淋漓尽致。《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之所以在英语国家广受欢迎，与葛浩文翻译过程中采取的翻译策略有着很大关系，下面我们就来从改写理论的视角分析《红高粱家族》的翻译策略。
1.基于意识形态因素的改写。根据勒菲弗尔的观点，意识形态既包括政治方面的影响，又包括指导我们行动的形式、信仰和规范等。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中存在不同的意识形态，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进行一定的改写来让读者阅读起来更顺畅，更容易接受。
《红高粱家族》故事的开头始于中国的特殊时期——抗日战争，所以文中出现了许多具有政治色彩的词汇，例如“马克思主义，国民党，共产党，毛泽东，八路军”等，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外国读者很难理解这些特定词的文化内涵。在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下，葛浩文亦对原文进行了删译，避免文化冲突的出现。例证如下：
原文：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
译文：I didn’t realize until I’d grown up that……
在翻译的过程中，葛浩文省略了“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耳熟能详，并能够深刻理解其中的内涵。莫言的小说中为了贴近生活，渲染气氛，经常会出现这类的词，但对于外国人不一样，他们甚至不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为了不增加目标读者的阅读障碍，葛浩文选择删除这类的词。在翻译政治词汇的过程中进行了改写。除使用删译策略外，目标语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决定了翻译过程中替代改写现象的存在。 总之，葛浩文在翻译的过程中将西方特有的意识形态与译者自己的翻译思想相碰撞，使得文章具有更强的可读性，葛浩文采取了一系列改写手段来对翻译进行操控，并产生了良好效果，这使得翻译这一跨文化交际活动更加顺畅，并且使译作更容易被目标语读者接受。
2.基于诗学因素的改写。勒菲弗尔的诗学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文学手法、体裁、主题、象征、典型人物及情景；另一层是指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与角色。在诗学因素的影响下，葛浩文对数字，节日，典故等进行了改写。例证如下：
例1：原文：奶奶那年身高一米六零，体重六十公斤.
译文：That year Grandma was five feet four inches tall and weighed about 130pounds.
中西在身高体重的计算上使用不同的计量单位，如果译者对此进行直译，那么，目标语读者很难真正理解其真实的身高体重，为了使目标语读者更容易理解，葛浩文在翻译时对其进行替代改写的策略。
例2：原文：清明节。
译文：Qingming： the day set aside to attend ancestral graves.
清明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在清明节中国人通常会祭奠自己的祖先，但是西方人对这一节日的了解却不多，所以葛浩文在翻译的过程中选择了增译的改写策略，让目标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这一为节日的文化内涵。
因此，在诗学形式的影响下，译者使用了增译，减译等改写的翻译策略使译文的主题更加突出，并具有可读性。
3.基于赞助人因素的改写。在勒菲弗尔《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 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中，贊助人指一种力量（人或者组织）能够促进或者阻碍文学的阅读、写作或者改写。[1]赞助人在翻译前对选择原文本和在翻译过程中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有重大的影响。《红高粱家族》作为葛浩文英译的第一部莫言的小说，目标读者对葛浩文的写作风格并没有十分了解，为了吸引读者的眼光，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并没有完全忠实原文，而是选择了更能够被译入语读者所接受的翻译策略。在习语和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上葛浩文运用了增译、删译和改译的翻译策略。
例1：原文：奶奶自小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闷在家里，几乎与世隔绝。
译文：Since childhood she had lived a cloistered life， cut off from the outside world.
在中国的传统住宅里，家家户户都有院子，房子一般有 “大门”“二门”之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指的是过着一个比较封闭的生活，很少和其他人来往。但在美国，读者很难理解“大门”“二门”的含义以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引申义，所以葛浩文在翻译的过程中采取了改写的翻译手法来使目标读者更容易理解其含义。
例2：原文：秋风起，天气凉，一群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等。
译文：Autumn winds brought cold air， and wild geese flew through the sky heading south， their formation changing from a straight line one minute to a V the next.
“一”和“人”都是文化负载词，在原文本中，这些词用来描述大雁飞行的画面。在目标文本中，葛浩文并没有忠实的将此翻译，而是对其进行了增译改写策略，通过改写操纵，目标语读者和原语读者能够获得相同的阅读感受，不会造成文化阅读障碍。
综上所述，《红高粱家族》的赞助人是以读者为中心，市场为导向的。在赞助人的影响下，葛浩文翻译过程中使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来适应目标群体的阅读需求。
五、结语
《红高粱家族》英译本在西方受到热烈的追捧，这与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的使用有很大关系，而翻译策略的使用又受到了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等因素的影响。《红高粱家族》英译本在改写理论影响下，对原文创造性改写，并取得了成功。事实证明，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能“死译”，而是应该考虑到文化差异，通过适当的改写将中西文化相结合，使用适当的翻译策略使译文更加吸引目标语读者。这样既考虑到了文化传播，又考虑到了原作的忠实性与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性。当然，每个译者心中都应该有个尺度，怎样改写既能吸引读者又能将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这是需要每个译者思考的问题。当然，葛浩文先生对《红高粱家族》的翻译为中国文学作品与中国文化的输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也为中国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交流平台。
参考文献：
[1]Lefeyere 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张洁.形式的复活：改写理论视野下林译小说赏析[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3]万莉.译者主体性论析——从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到勒费弗尔的改写理论[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4]孟祥春.葛浩文论译者——基于葛浩文讲座与访谈的批评性阐释[J].中国翻译，2014.
[5]王小川，赖甜.葛浩文翻译观探究[J].外语教学，2007.
[6]葛浩文.葛浩文随笔[M].现代出版社，2014.
[7]靳秀莹.葛浩文译学见解初探[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关键词】改写理论；葛浩文；《红高粱家族》
【作者简介】王雪晴，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引言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也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他所描写的乡土文学更是吸引了世界读者的眼球，其作品的翻译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正是因为葛浩文精彩绝伦的翻译，才使莫言的作品深受外国读者的喜爱，更有人说是因为葛浩文的存在莫言才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契机。葛浩文作为莫言的御用翻译，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在翻译的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翻译技巧——增译、删译、改译等从而使译文读起来更加生动，而这些翻译策略的使用是与特定的文化因素的影响息息相关。本文运用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从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三方面来分析《红高粱家族》中的翻译策略的使用。
二、改写理论：制约译者的三要素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转向”开始出现在西方翻译界中，译入语文化开始成为作为文化派翻译理论的研究对象。 安德烈·勒菲弗尔（ Andre Lefevere）是文化操纵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从文化视角出发，分析并讨论了各种源语言翻译作品并明确指出：“翻译实际上是对原作的改写，无论翻译、选文、撰史、批评或者编辑，都是改写的不同表现形式。”引入了“改写” 这一理念，并提出了“翻译即改写”的概念。作为“文化转向”的领军人物，勒菲弗尔将翻译活动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研究，突出强调意识形态（ideology）、诗学（poetics）和赞助人（patronage）等三要素翻译的影响作用。他认为意识形态规定了译者准备使用的基本策略和解决原作中所表达的话语世界（客体、概念、属于原作者所熟悉的世界的习俗）的方法；诗学可以帮助译者取得不同的效果，在平衡可译与不可译的过程中将文学的内在美发挥到最完美的境地；赞助人作为一种外部因素，影响着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勒菲弗尔将翻译看作一种很重要的改写形式，将文学生产和接受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对于文学中的原创性、灵感性、审美卓越性作出了新的评估。改写理论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译者受到文化因素影响下的改写。意识形态决定了译者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诗学决定了译者对翻译对象的选择和确定，赞助人决定了译者的翻译活动能否顺利进行。改写理论的出现不再将翻译方法局限于语言的层面，而是更多的考虑到外界因素及文化对它的影响，将翻译研究的重心上升到了影响文学系统的宏观因素上來，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三、葛浩文的翻译观
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作为美国当代著名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他在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翻译了中国20多位名家的50余部现当代文学作品，其中不乏一些文学大家涵盖中国特色文化的作品，他翻译的作品在国际上屡获大奖。葛浩文热爱翻译如生命，葛浩文曾这样揭示自己的心路历程：“我每每发现一部作品让人兴奋，变回因此萌生将其译成英文的冲动。”换言之，“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认为翻译既是对原文和译文的忠实、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同时也是一种背叛与重写，但忠实始终是葛浩文翻译实践的第一准则。而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则是他对翻译本质的认识，正因为意识到翻译的这一特性，才使得“改写”成为必要的手段，目的是更为“忠实”地把原文传达给译文读者。作为译者，每一篇译文都是他们深思熟虑的作品，并非机械复制的产物。因此，翻译过程要求忠实性和创造性的结合。在他翻译的过程中注重读者的审美习惯，敢于变通，以创作的心态追求译文的可读性，是对原作“忠诚”与“背叛”的完美结合。同时，葛浩文明确主张以“ 读者中心”， 即译者应为目的语读者而译。正如他所说：“作者是为中国人写作，而我是为外国人翻译。”
四、改写理论下《红高粱家族》翻译策略
《红高粱家族》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葛浩文翻译莫言的第一本小说。《红高粱家族》中乡土气息浓重，富有地方文化色彩，将高密富有生命力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表现的淋漓尽致。《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之所以在英语国家广受欢迎，与葛浩文翻译过程中采取的翻译策略有着很大关系，下面我们就来从改写理论的视角分析《红高粱家族》的翻译策略。
1.基于意识形态因素的改写。根据勒菲弗尔的观点，意识形态既包括政治方面的影响，又包括指导我们行动的形式、信仰和规范等。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中存在不同的意识形态，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进行一定的改写来让读者阅读起来更顺畅，更容易接受。
《红高粱家族》故事的开头始于中国的特殊时期——抗日战争，所以文中出现了许多具有政治色彩的词汇，例如“马克思主义，国民党，共产党，毛泽东，八路军”等，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外国读者很难理解这些特定词的文化内涵。在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下，葛浩文亦对原文进行了删译，避免文化冲突的出现。例证如下：
原文：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
译文：I didn’t realize until I’d grown up that……
在翻译的过程中，葛浩文省略了“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耳熟能详，并能够深刻理解其中的内涵。莫言的小说中为了贴近生活，渲染气氛，经常会出现这类的词，但对于外国人不一样，他们甚至不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为了不增加目标读者的阅读障碍，葛浩文选择删除这类的词。在翻译政治词汇的过程中进行了改写。除使用删译策略外，目标语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决定了翻译过程中替代改写现象的存在。 总之，葛浩文在翻译的过程中将西方特有的意识形态与译者自己的翻译思想相碰撞，使得文章具有更强的可读性，葛浩文采取了一系列改写手段来对翻译进行操控，并产生了良好效果，这使得翻译这一跨文化交际活动更加顺畅，并且使译作更容易被目标语读者接受。
2.基于诗学因素的改写。勒菲弗尔的诗学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文学手法、体裁、主题、象征、典型人物及情景；另一层是指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与角色。在诗学因素的影响下，葛浩文对数字，节日，典故等进行了改写。例证如下：
例1：原文：奶奶那年身高一米六零，体重六十公斤.
译文：That year Grandma was five feet four inches tall and weighed about 130pounds.
中西在身高体重的计算上使用不同的计量单位，如果译者对此进行直译，那么，目标语读者很难真正理解其真实的身高体重，为了使目标语读者更容易理解，葛浩文在翻译时对其进行替代改写的策略。
例2：原文：清明节。
译文：Qingming： the day set aside to attend ancestral graves.
清明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在清明节中国人通常会祭奠自己的祖先，但是西方人对这一节日的了解却不多，所以葛浩文在翻译的过程中选择了增译的改写策略，让目标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这一为节日的文化内涵。
因此，在诗学形式的影响下，译者使用了增译，减译等改写的翻译策略使译文的主题更加突出，并具有可读性。
3.基于赞助人因素的改写。在勒菲弗尔《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 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中，贊助人指一种力量（人或者组织）能够促进或者阻碍文学的阅读、写作或者改写。[1]赞助人在翻译前对选择原文本和在翻译过程中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有重大的影响。《红高粱家族》作为葛浩文英译的第一部莫言的小说，目标读者对葛浩文的写作风格并没有十分了解，为了吸引读者的眼光，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并没有完全忠实原文，而是选择了更能够被译入语读者所接受的翻译策略。在习语和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上葛浩文运用了增译、删译和改译的翻译策略。
例1：原文：奶奶自小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闷在家里，几乎与世隔绝。
译文：Since childhood she had lived a cloistered life， cut off from the outside world.
在中国的传统住宅里，家家户户都有院子，房子一般有 “大门”“二门”之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指的是过着一个比较封闭的生活，很少和其他人来往。但在美国，读者很难理解“大门”“二门”的含义以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引申义，所以葛浩文在翻译的过程中采取了改写的翻译手法来使目标读者更容易理解其含义。
例2：原文：秋风起，天气凉，一群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等。
译文：Autumn winds brought cold air， and wild geese flew through the sky heading south， their formation changing from a straight line one minute to a V the next.
“一”和“人”都是文化负载词，在原文本中，这些词用来描述大雁飞行的画面。在目标文本中，葛浩文并没有忠实的将此翻译，而是对其进行了增译改写策略，通过改写操纵，目标语读者和原语读者能够获得相同的阅读感受，不会造成文化阅读障碍。
综上所述，《红高粱家族》的赞助人是以读者为中心，市场为导向的。在赞助人的影响下，葛浩文翻译过程中使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来适应目标群体的阅读需求。
五、结语
《红高粱家族》英译本在西方受到热烈的追捧，这与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的使用有很大关系，而翻译策略的使用又受到了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等因素的影响。《红高粱家族》英译本在改写理论影响下，对原文创造性改写，并取得了成功。事实证明，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能“死译”，而是应该考虑到文化差异，通过适当的改写将中西文化相结合，使用适当的翻译策略使译文更加吸引目标语读者。这样既考虑到了文化传播，又考虑到了原作的忠实性与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性。当然，每个译者心中都应该有个尺度，怎样改写既能吸引读者又能将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这是需要每个译者思考的问题。当然，葛浩文先生对《红高粱家族》的翻译为中国文学作品与中国文化的输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也为中国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交流平台。
参考文献：
[1]Lefeyere 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张洁.形式的复活：改写理论视野下林译小说赏析[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3]万莉.译者主体性论析——从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到勒费弗尔的改写理论[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4]孟祥春.葛浩文论译者——基于葛浩文讲座与访谈的批评性阐释[J].中国翻译，2014.
[5]王小川，赖甜.葛浩文翻译观探究[J].外语教学，2007.
[6]葛浩文.葛浩文随笔[M].现代出版社，2014.
[7]靳秀莹.葛浩文译学见解初探[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