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083”专案

　　1950年夏，华东公安部接到一份北京转来的重要情报，一名由台湾“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点名指派的“心战专家”将于近日秘密潜入内地。这个代号“083”的高级特务所执行的使命是：配合“韩战”，培训和指导上海、南京两地的“保密局”潜伏特务在内地进行“心战”活动。为粉碎敌人的阴谋，北京方面指令华东公安部牵头组建专案组，迅速查明“083”的行踪，在其开展活动前将其抓获归案。
　　华东军政委员会决定把这一任务交由华东公安部副部长王范负责。王范，原名张庭谱，江苏如东人。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根据组织安排来到上海，考入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以巡捕身份为掩护从事秘密工作。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关押在南京陆军监狱。1937年8月，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与国民党当局交涉获释。同年10月，王范赴延安，此后一直从事政治保卫工作。1949年初，王范受命负责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前的准备工作，肃清了大批潜伏敌特分子。这年4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进入北平时，王范乘坐第一辆汽车开道，圆满完成了保卫任务。上海解放后，王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保卫处长，不久又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分管政保工作。这次，他以副部长身份主持“083”专案的侦破工作，可见上级对此案的重视程度。据说“083”落网后得知自己的对手竟然是王范，不由连声叹气：“怪不得我还没开始活动就被抓了！”
　　王范受命后，于7月13日在上海市局召开了第一次专案组会议。这是一个阵容强大的专案组，王范担任组长，下设第一、第二两个小组，其成员均是从上海、南京两市公安局抽调的精干侦查员。当时的行政区划中没有江苏省，只有苏南、苏北两个行政公署，南京市跟上海市一样，都是自成一体的特别市。十名上海侦查员组成的专案一组由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科长徐三友担任组长，十名南京侦查员组成的专案二组由南京市公安局政保处副处长路惕升担任组长，徐、路二位同时兼任专案组副组长。
　　大家互相认识后，王范便向众人介绍了一应情况。说是“一应”，其实就是本文开头的那段关于“083”的文字，没有更多信息。摆在大伙儿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难题：台湾派来的那个“心战专家”，只知道一个“083”的代号，姓名、性别、年龄、容貌、体态等一概不知，至于这个“083”是哪里人、是否曾在上海或者南京待过，那就更不清楚了。专案组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这么一位，难度可想而知。在座的虽说都是政保侦查员中的精英，以前都侦破过不少疑难案件，可包括王范在内，谁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是否还有后续情报？”有侦查员问。
　　“这个……上级交代任务时没说，我们只能当作没有后续情报来对待了。”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侦查员们首先以“083”身负的使命为着眼点，即“心战”。所谓“心战”，就是心理战，“心战专家”就是精通心理战的主儿。根据以往破获的敌特案件，台湾特务机关对大陆的所谓“心战”，无非就是策划和实施策反、散发反动传单、张贴反动标语、制造和散播政治谣言之类，以达到扰乱人心的目的。其实，心理战在中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公元前202年，项羽兵败垓下，被汉军包围。汉军在夜晚唱起了楚地的歌，楚军以为刘邦已经平定楚地，因此军心被瓦解。这就是“四面楚歌”的典故，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心理战。
　　国民党特务机构之前注重的是情报和行动，对心理战根本没当回事，其特训班的训练科目中并无“心战”内容。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8年中共武装力量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也就是国民党政权行将瓦解前，方才意识到“心战”的重要性。蒋介石下令选派特工前往美国攻读“特工心理学”、“心理战要义”等科目，但这种学习是需要时间的，派去的特务学业尚未完成，国民党军队已经一败涂地了。撤离大陆前，“保密局”在布置潜伏特务时，还是以情报和行动为主，即使想到还有“心战”，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才。
　　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国共两方的对峙情势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台湾特务机构不得不对“心战”予以特别关注，由那些在美国完成“心战”培训返台的特务以及美国专家为教官，举办训练班，并成立专门策划并实施“心战”的特工部门。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无论从财力还是从安全因素考虑，台湾方面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向大陆派遣大批的擅长“心战”的特务。因此，“保密局”决定采取一种更有效率的办法，派遣“心战”教官潜入大陆，对原已潜伏在大陆的人员进行“心战”培训。
　　以上，就是专案组对“保密局”派遣“083”来大陆的背景的推断。然后，就该研究如何张网捕拿了。一般说来，特务潜入大陆后要想安身，必须具备一个貌似合法的身份。否则的话，他是没法儿在南京、上海那样的城市找到落脚点的。即使作为游客，也要入住宾馆、旅社，或者下榻于居民（可以是特务同伙，也可以是普通市民）家里，或者租借市民的空房。而这种办法在目前的上海、南京，已经不具备安全要素了——住宾馆、旅社需要证件或证明，民警隔三差五要来盘查;下榻于市民家里或者租房，则须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否则时间稍长，就会被居委会注意到，继而报告派出所。如果不幸到了这一步，别说进行特务活动了，只怕想安全撤离也为时已晚。
　　那么，这个身份如何获得呢？可以有以下几种办法：第一，盗用或冒用他人身份，但这种方式只适合进行短期潜伏的特务，如果是长期潜伏，很容易露马脚;第二，伪造可以以假乱真的身份证明;第三，由同伙或者不知情者为其提供旁证，通过合法手段取得身份。
　　当然，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另辟蹊径，比如秘密入住某座独门独户的花园洋房或开明绅士、民主人士的宅第，尤其是后者，这类人家大多是深宅大院，居委会是没有条件监视的，派出所一般也不会去查户口，即便查，也是点到即止，不会挨门查看。如果找到这样的地方，“083”不但可以平安住下，甚至还可以利用这里的便利条件召集特务进行“心战”培训。 　　专案组随即作出安排，专案一组、专案二组分别在上海、南京查摸上述适宜于“083”作为落脚点的目标，要求辖区公安分局、管段派出所留意此类住户。与此同时，对被我方拘捕（包括被捕后因各种原因释放）的部分敌特分子的供述材料进行审阅，查找当初奉派前往美国进行“心战”培训人员的线索，以缩小甄别范围。
　　当天散会后，上海的专案一组和返回南京的专案二组随即开始行动。
　　当时的上海市共有三十个区，专案一组的十名侦查员作了分工，每人负责跑三个区，主要是去分局传达以华东公安部和上海市公安局名义联合下达的协查指令，至于具体如何进行，没有统一做法，可以由分局自己派员调查，也可以由下辖的各公安派出所调查。专案组十名侦查员则坐镇三个分局中交通最便利的那个，协调调查工作，汇总调查情况。这项工作进行到第三天，专案一组发现了两条线索——
　　一条来自洋泾区政府所在地浦东洋泾镇。该镇的东北角有一座老宅子，镇上人都称其席家大院，但宅院的主人却不姓席，姓薛，名无易，是个五十来岁的老者，操一口四川方言。没人知道薛无易是怎么跟席家大院沾上边并成为宅子主人的，只记得早在北洋后期，这位薛先生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时就已经出现在洋泾镇上了。然后，忽然有一天，原席家大院的主人席祥昌全家离开了洋泾，据说是去席氏的老家江西南昌了。
　　洋泾一带把所有外埠人士一概称为“客边人”，在他们看来，薛无易这个客边人在镇上为数不多的客边人中属于另类——来历不明，沉默寡言，没有家眷，深居简出。薛无易把席家大院稍加修缮，改成了一座货栈。洋泾镇位于黄浦江畔，当时系浦东地区有名的水陆码头，因此货栈生意很好。抗战时期，货栈曾被日军征用，辟作军用物资仓库，抗战胜利后物归原主，薛无易继续经营货栈生意。上海解放后，货栈被华野部队临时征用，作为军用物资储存仓库。半年前，部队退租，薛无易也不再折腾了，就把大院空置着。上个月，他突然请了几个匠人师傅，对院内的部分房屋进行了修缮。镇上人以为这个客边人又有什么新的经营路数了，不料，房子修缮好后却一直不见动静。本月初，有人注意到几乎天天有陌生人进出席家大院，来去的时间没有定规，上午下午清晨黄昏，想来就来，想去就去。
　　上述情况自然引起了洋泾镇公安派出所的注意，已经将其作为需要了解的对象了，可是，这一阵子因忙于清除匪霸，腾不出手来，只好往旁边暂时搁一搁。这时，接到专案组的协查通知，派出所首先想到的就是席家大院，不敢耽搁，赶紧把情况上报。
　　另一条线索来自徐家汇区。该区的襄阳路上有一座法式花园洋房，户主的姓氏绝对冷僻——职，所以这一带的人们就把这座花园洋房唤作“职园”。“职园”的主人职老爷子单名赓，字柏龄。借用洋泾镇的说法，老爷子也是客边人——广东梅县人氏。不过，职赓并不像薛无易那样神秘，他的情况不但徐家汇一带的人们知晓，还上过报纸——年轻时追随孙中山，曾主持华中地区地下交通工作，为革命党人传递情报、运送军火。辛亥革命前夕，职赓被捕，遭到严刑拷打，一条腿留下残疾。中华民国成立后，论功行赏，职赓被安置于上海，按月领取一份不菲的薪饷，还把位于拉都路上的一座花园洋房拨给他居住。上海解放后，拉都路改名为襄阳路，职老爷子在此居住至今。
　　1912年至1950年，将近四十年间，职老爷子经历了北洋政府、南京政府、日伪政权和新中国，竟然一直安安稳稳过着一份滋润日子。北洋时期，北京政府对其颇为尊重，凡有高级官员来沪公干的，必由地方大员陪同着前往拜访;南京政府时期，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宋子文等也都登过门，历届上海市长每逢年节必定上门慰问;日伪时期，侵华日军驻沪部队的将领以及汉奸政府的头头脑脑也曾频频光顾，请其出山，均遭到拒绝;上海解放后，潘汉年副市长受陈毅市长委托，也曾上门探望。
　　那么，职老爷子为何被认为与“083”专案有关呢？那是因为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反映“职园”近日一反常态，隔三差五有宾客出入，而且这些人的年龄性别、穿着举止都各不相同，有西装革履、旗袍高跟的，也有长衫马褂、绸衣绸裤的，还有粗布衣裤、布鞋草鞋的。这些人来到“职园”，或乘私家轿车、出租汽车、军用吉普，或摩托车自行车、黄包车三轮车，也有步行的。“职园”雇有门卫、花匠、车夫、厨子、保姆，每有客人登门，均各司其职，殷勤接待。职赓老夫妻俩从来不迎接客人，也很少送客到门口，那几个联名反映情况的邻居唯一看到的一次，老两口送出来的客人竟是一个五十来岁看上去属于劳动阶层的妇女。
　　正是因此，才让几个邻居感到不可思议，凑在一起议论了一阵，越发觉得可疑，于是产生了向派出所反映情况的念头。派出所对此自是重视，正好接到专案组的协查通知，于是就作为可疑情况报了上去。
　　专案一组遂决定对这两个可疑情况进行调查。

二、两条线索

　　一组组长徐三友作了分工，侦查员万国伟、蔡鸣和老谢、小祝前往洋泾镇调查席家大院的主人薛无易，刘兴昌、老林、老丰、小贾前往徐家汇区调查“职园”的主人职赓。
　　7月17日上午，万国伟等四人便衣装束，搭乘轮渡过了黄浦江，前往洋泾镇。先去了洋泾公安分局，找到政保股金股长说明来意。金股长自是积极配合，指派两名侦查员听专案组调遣。其中一位姓马的年轻侦查员是本地人，住在席家大院附近，每天上下班都要路过席家大院门口。小马说，今天早上路过那里时，看见有四五个陌生汉子在门口转悠，不知是什么来路。万国伟等人商量下来，决定请小马出面前往席家大院所在地的居委会，让居委会大妈通知薛无易到镇政府民政股开会，侦查员则在镇政府等候。
　　不一会儿，小马满头大汗地赶到镇政府，说薛无易不肯来，称他今日有要事，不能离开。万国伟沉吟片刻：“既然他不肯出门，那我们就登门拜访。”
　　一干侦查员过去一看，暗吃一惊。席家大院大门一侧竟然挂出了一块招牌，白底黑字，赫然醒目：“华北军政委员会物资部驻沪办事处物资储运站”。三个操北方口音的男子正把“军事重地闲人莫近”的牌子往另一侧墙上钉。侦查员有点儿纳闷，怎么席家大院突然变成“军事重地”了？于是上前亮出证件，点名要找薛无易说话。那三个男子不敢阻拦，说薛老板在宅子里面，你们自己进去吧。蔡鸣寻思不能让他们溜了，便说我们没来过贵处，不熟悉，劳驾您三位头前带路。言毕，众侦查员早已围上来，簇拥着那三个男子进了大门。 　　薛无易从容面对侦查员，说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相遇不认自家人了。说着，拿出一个外面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的牛皮纸档案袋，把里面的一应文件、证明一一拿给侦查员过目，同时解释说，华北军区因采购军用物资需要，特在上海设立物资储运部办事处。此事分派给了薛无易的堂弟、华北军区后勤部军官薛无冕，薛无冕想起堂兄在上海浦东洋泾镇上有一座宅院，水陆交通均很方便，遂决定征用席家大院作为储运仓库。当时军队征用民房是按市价付房租的，薛无冕还以“华北军政委员会物资部”的名义跟堂兄签订了一份租房协议。
　　侦查员马上提了两个问题，一是那个“驻沪办事处”在哪里，二是那个薛无冕是否在场。薛无易说堂弟在市里，正为筹建办事处到处找房子呢，储运站可以设在洋泾，办事处却是必须设在市区的。这个回答听起来似乎合理，但侦查员不能仅凭对方的一面之词就打道回府，至少要找相关部门核实一下。万国伟寻思，军方在镇上设仓库，按说镇政府方面应该是知道的，可是，刚刚在镇政府的时候，侦查员向镇领导简单介绍了他们要调查薛无易其人的情况，镇领导却并未提及仓库的事，这又是为什么呢？正疑惑间，侦查员小祝有了新发现——对方出示的证明上的印鉴似乎有问题！
　　小祝那年不过二十一岁，但于印章却颇有心得。他出身刻字匠世家，九岁开始就跟着祖父、父亲鼓捣印章，到十八岁上，他刻出的印章跟老爸相比一点儿不差，算得上一个专业刻字匠。五年前，小祝因“窝藏”遭到追捕的地下党（他的小学老师）上了国民党警察局的黑名单，不得不投奔苏北根据地，若非如此，他可能已经子承父业当上刻字铺老板了。现在，小祝的专业特长发挥了作用，凭经验，他觉得对方出示的那些文件上的印章略显粗糙，笔画间有拖泥带水的痕迹。
　　他断定这是伪造的印章，于是盯着薛无易连连发问。对方反复解释说他是房东，不过是受堂弟委托暂时保管这个牛皮纸档案袋，其他情况一概不知。可越是这样，越显得疑点重重。其他侦查员在一旁看着，已经明白眼前这几位必定有事儿，二话不说，拔枪的拔枪，掏手铐的掏手铐，转眼就把连同薛无易在内的几个嫌疑分子铐在一起。然后搜查全宅，搜得伪造的印章一盒，公文、证件若干，手枪三支，子弹二百多发，现钞三百余万元（此系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
　　侦查员没想到误打误撞竟撞上了这么一条大鱼，尽管还不知道这些人与“083”案件是否有关，但肯定是潜伏敌特无疑。出于保密的需要，他们请洋泾分局设法联系一条汽艇开到席家大院后门河边，沿着黄浦江把人犯直接运到了市区，再转汽车押到市公安局。汽艇还没到，身穿解放军军官制服的薛无冕忽然从市区过来了，自投罗网，倒是省了侦查员不少事。
　　这边几个侦查员分头讯问薛无易等人，却不知另一路侦查员刘兴昌、老林、老丰、小贾四人正遭遇另一个版本的大水冲了龙王庙——
　　刘兴昌这拨人马的调查路数跟万国伟那一路不同，他们没去徐家汇分局，也没去襄阳路派出所。为什么呢？因为“职园”的可疑情况是徐家汇分局提供的，按常规，如果情况有变化，徐家汇分局会在第一时间告知专案组，现在专案组并未接到通知，所以应该还是老情况。那就没必要去麻烦人家了。
　　那么，该怎样对“职园”进行调查呢？侦查员一番商量后，认为应以不打草惊蛇为原则，先查外围，盯着那些在“职园”进进出出的主儿查摸，比如他们是何许人，来自何方，居住何处，频频进出“职园”有何目的，跟职赓是什么关系，等等。这种调查当然得悄然进行，于是，四名侦查员分别化装成三轮车夫和乘客、路人以及沿街叫卖的小贩。
　　刘兴昌个头不高，身材瘦削，他就化装成乘客，让人高马大的老丰扮成车夫，蹬着三轮车载上他，沿着襄阳路由北向南，边走边观察。经过“职园”门口时，三轮车的链子掉了。当然，这是有意安排的。老丰下车装链子，尽管这是个简单活儿，但他以前不曾干过，还是显得有些笨手笨脚。“乘客”刘兴昌则借这个机会下了车，一边等候老丰修车，一边来回溜达，目光有意无意地往“职园”里面窥探。忽然，他注意到“职园”竟然是装有电话的，一根黑色电线从围墙上的丁字形铁架子上伸出，与马路旁边的电线杆相连。刘兴昌暗忖幸亏过来看了看，之前还真没想到电话的问题。既然“职园”是上海滩为数不多的私人电话用户之一，是不是可以考虑请邮电局协助，对这部电话进行监听呢？
　　正这样想着的时候，刘兴昌忽然感觉到背后似有异样动静，正待转身，后腰已被硬物顶住，有人低声在他耳边说：“不许动！”
　　刘兴昌一惊，意识到那是手枪，便不敢动弹。因为搞不清对方是何来路，他便用江湖口吻和对方盘道，同时也是向正埋头修车的老丰报警：“不知是哪位老大？兄弟今天正好没带钱钞，请高抬贵手！”
　　“别啰嗦！”对方显然是个熟手，说话的同时，伸手从刘兴昌怀里抽去了手枪。
　　一切都发生在瞬间，犹如电光石火，快得让人根本来不及思考。蹲在地上装车链子的老丰发觉情势不对，正待起身，突然两条胳膊被人以擒拿手法反扣住，接着双脚离地，被两个汉子快速抬进了“职园”大门。那二位的动作有些粗暴，将其抬到门内往地上一扔，老丰的半个身子差点儿被摔散了架。一个翻身正要爬起来，又被一脚撂倒，这一脚的力道也不小，老丰怀里掖着的手枪掉了出来。这时，刘兴昌也被人拗住推进来了。两人这才看清，对方是四个彪形大汉，为首的那个利索地捡起手枪，摆弄两下，冷冷地下令：“搜身！”
　　这一搜，把刘兴昌和老丰的证件搜了出来。对方一看，愣了一下：“你们是市局的？谁叫你们来的？哦……先把他们松开。”
　　刘兴昌反问：“你们是什么人？”
　　对方没有回答，把两人请入一间空屋，关在里面。刘、丰听见那个为首的吩咐下属：“给市局打电话核实他俩的身份。”
　　十分钟后，那个为首的又进来了，把手枪、证件还给二人，说是闹了点儿小误会，然后请他们从后门离开——三轮车已经停在后门口了。
　　刘兴昌已经意识到对方可能是自己人，但对方自始至终没有亮明身份。遇到这等事儿，他们自是立刻返回专案组驻地报告，刚进门，徐三友已经等着他们了，告诉他们说上级来了电话，命令停止对“职园”的调查，什么原因没有交代。直到很久以后，刘兴昌才偶然听说，“职园”的主人职老爷子当时正奉北京之命执行一桩重要使命，那几个便衣系北京直接派赴上海的安保人员。至于这项使命的内容，只怕连市局领导也不一定知晓。 　　不过，跟邻居关系好，也意味着人家会了解自己的情况。不止一个邻居告诉侦查员，他们最近曾见到过一个肤色黝黑、面容狰狞的中年汉子去过诊所。
　　信息反馈到专案组，王范果断下令：拘捕钱达诚，搜查诊所！
　　7月19日晚，一干侦查员悄然包围了诊所，请一位女邻居以“丈夫急病，请求相帮”为名叫开了门。众人一拥而入，竟有意外发现——那个相貌特征明显的黑大汉也在诊所内。因为天热，黑大汉在后面天井里用门板搭了一张凉床，光着膀子躺在上面。这厮颇为机警，听见动静，一个翻身滚下凉床，从墙边花坛里取出预先藏好的手枪，正推弹上膛时，被率先冲上来的侦查员一拳砸飞。黑大汉身手不错，随即一脚踢倒侦查员，但往下却不敢“有所作为”了，因为此时至少已有三支手枪对准他了。
　　众侦查员押着钱达诚和黑大汉前往专案二组驻地，当即讯问，不料却是一场空欢喜……
　　黑大汉名叫齐大梁，江苏盐城人氏，四十二岁，系苏北一带小有名气的海盗，道上字号唤作“黑煞神”，二十多年来作恶多端，血债累累。抗战期间，曾被日伪收编，给了他一个伪军营长的官衔。后来因为跟上司关系恶化，制造了一起灭门血案，把上司一家八口杀光后逃到南京，改名换姓，混进一家国术馆当教习。立稳脚跟后，齐大梁拿着多年打劫得来的钱财挥霍，隔三差五逛妓院，结识了当时尚未从良的蒋琦蓉。蒋贪财，认钱不认人，跟齐大梁厮混了一段时间。抗战胜利后，蒋琦蓉之所以能收回印家巷的房子，也是借了齐大梁的光。
　　尽管国民政府下令发还原产，但曾经霸占房产的那个汉奸已经将房子租给了好几个房客，那些房客就是赖着不走，蒋琦蓉无可奈何，只得求齐大梁帮忙。齐大梁动用他的江湖朋友登门威胁，才迫使房客们就范。为此，蒋琦蓉对齐大梁特别感激，甚至有了嫁给他的打算。齐大梁还没盘算定当，突然得到消息说他已被列为“江苏省七大双料巨匪”之一（“双料”指的是抗战前是匪盗，抗战时投敌），立马拔腿开溜。在东北、西北混了一阵，三次被捕，都被他逃脱。最近齐大梁又回到南京，想先待上一段时间，歇歇脚，喘口气，有机会就干几票，然后再想办法逃往境外。
　　抵达南京后，齐大梁先去找了牙医钱达诚。用钱达诚的说法，齐大梁应该算得上是他的“恩公”。他在认识齐大梁之前，一直在马路旁摆小摊头。那时候没有城管，不过警察时常要来训斥或者驱赶，隔三差五他就得装孙子;另外，地痞流氓小瘪三也常来敲诈勒索，时不时得破点儿小财，甚至还有人来拔“霸王牙”——拔了牙不给钱。自从结识齐大梁后，因为警察中有齐大梁的国术弟子，只打了声招呼，从此就一切太平，警察和地痞流氓不但不再骚扰，还时不时给他拉几个客户。他的生意从此越来越好，有时病人来拔牙还要排队。
　　钱达诚渐渐有了点儿积蓄，想买房子开诊所时，齐大梁再次相助，还垫了一些钱钞。钱达诚尚未把齐大梁垫付的钞票还清，齐已经被列为“双料巨匪”，滑脚开溜了。此刻，齐大梁登门，钱达诚自然热情接待。在他看来，老齐是国民党警察局通缉的，如今国民党政府垮台了，老齐自然也就没事了，只要别再惹麻烦就行。
　　在牙医诊所住下后，齐大梁又去找蒋琦蓉。他对蒋说了自己准备偷渡赴港的计划，蒋琦蓉马上提出要同行。齐大梁说一起走没问题，但你得把房子卖掉，设法换成黄金，否则这房子就等于是丢了。蒋琦蓉深以为然，却不知应该如何操作。齐大梁让她先把房客回掉，有房客的房子不容易出手。临走时，齐又告诉蒋，他近日住在牙医诊所，有事可去那里见面，但没事不要过来。
　　其实，齐大梁对蒋琦蓉隐瞒了一件事。他准备把以前的几个海盗弟兄召集过来，一起在南京干上几票，然后再伺机偷渡。由于那几个弟兄都在外地，赶到南京的日子肯定有早有晚，这就存在一个安全问题。旅馆查得紧，不能住;临时租房也有一个提供临时户口的障碍;悄悄猫在钱达诚的诊所吧，诊所太小，进出人员太杂容易引起怀疑。于是，齐大梁就想到了蒋琦蓉的房子。把房客撵走后，就可以悄然住人了，只要不往外乱跑，那幢独门独户的石库门院落绝对安全。
　　这边蒋琦蓉向房客提出退租后，又想到她得结束跟那三个长期嫖客的关系，免得哪天正好撞到，惹恼了齐大梁，发作起来那就误事儿了，就悄没声地去邮局寄了断交信。哪知，李圣培、陆中民倒还好说，不来往就不来往，那个姓闵的中医却十分难缠，竟然打上门来。说来也怨她太贪财，西瓜芝麻都想抓，结果就挨了人家一顿揍，还进了趟派出所，被迫出了一半钱款。她不服气，离开派出所就直奔牙医诊所，希望老齐能帮她出一口恶气。
　　齐大梁听她如此这般一说，马上意识到派出所肯定会因此事留下印象，印家巷那边显然已经不适宜作为“集结点”了，得另外设法解决。这个蒋琦蓉太贪财，而且喜欢擅自行动，容易坏事，还是甩开她比较安全。他就糊弄蒋琦蓉说，卖房子的事儿他跟人谈得差不多了，人家买来也是打算出租的，带着房客也无妨，只要能继续收房租就行，所以也就不必要求房客退租了。
　　齐大梁的反侦查意识极强，生怕蒋琦蓉跟闵玮钧的矛盾会牵连到自己，已经打定主意，尽快物色新的藏身地，哪知这么快就落网了。
　　尽管抓获了一名榜上有名的刑事要犯，但跟自己肩负的使命没有关系，专案二组的侦查员们空欢喜一场。齐大梁已被移交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侦查员们还得另行寻觅“083”案件的线索。

五、甥舅之间

　　回过头来，再说专案一组的侦查进展。
　　7月18日，专案一组开会分析案情。这个会开得有点儿长，从上午八点一直开到下午三点多。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大伙儿花费这么些时间还是值得的，因为专案一组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改变侦查方向，并获得了专案组长王范的首肯。
　　原来进行的调查是围绕“083”潜入内地后用以藏身和活动（即培训“心战”人员）的地点开展的，现在，大伙儿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决定撇开这个方向，另外寻找突破口——针对敌特方面潜在的受训人员进行调查。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上海这个城市反特工作的特殊性。当时的上海是全国所有城市中潜伏敌特分子最多也最杂的一个，这当然与上海的地理位置、历史状况以及经济和政治重要性有关。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上海拥有大量的“边缘人员”。所谓“边缘人员”，指的是以下四类对象—— 　　再往下分析，对方给了丁大有这么多钱，要让他干什么？从为时两个月这一点来看，跟“083”潜入大陆执行的使命是沾得上边的。那么，对方拉拢丁大有，具体安排他做什么活儿呢？根据丁大有的经历及其掌握的技能，侦查员们认为可能跟“心战”培训有关。估计“083”的授课方式不单单是空口白话，还会采用幻灯、小型电影放映机、播放录音等方式加强效果，而这些设备无法直接携带入境，也不适宜在内地搬来运去，所以，会通过“就地取材”的方式来解决。物色丁大有，就是出于这种需要。
　　综上，专案一组认为，这个丁大有是一条相当有价值的线索。
　　一组组长徐三友向王范汇报了上述情况，请示对丁大有的调查采取何种“规格”，即整个儿一组人马全部扑上去呢，还是只动用部分侦查员，剩下的人继续从其他方面寻觅线索。王范与徐三友商量下来，最后决定，为稳妥起见，先指派三名侦查员调查丁大有;如果查下来发现确实跟“083”案件有关，那就把一组的力量全部压上去。为便于即将开展的调查，王范通知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让那两个原负责联系屠兰盛的侦查员，即刻起将该耳目移交专案一组。
　　侦查员蔡鸣、老谢、小祝受命对丁大有进行秘密调查。7月22日晚，三人悄然约见屠兰盛，要求他从次日起，找个借口尽可能抽出较多的时间协助专案组工作。屠兰盛说这好办，我有高血压的毛病，就说不舒服需要休息几天就行了，以前也常有这样的事儿。
　　次日上午，屠兰盛把五金店的生意安排了一下，接着，去南京路的老字号“沈大成”买了些卤菜、皮蛋，拎着去了姐姐家。这天是星期日，姐夫丁中耕不上班，正好一起喝酒。饭后，姐姐屠兰芳说昨晚太热，大家都没睡好，“打个中觉”，睡一会儿吧。那天，丁大有不在家，其妻带着两个子女去娘家了，屠兰芳便把弟弟安排在丁大有的房间里午睡。
　　对于屠兰盛来说，这正好是一个机会，可以看看外甥的房里藏了些什么。四处察看了一阵，没有什么发现。正要上床，脚跟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低头一看，是床底下的一口木箱。屠兰盛是姐姐家的常客，因为是能工巧匠，时常被爱好无线电的外甥缠着，帮外甥设计制作各种外壳、线路板一类的玩意儿，这口木箱就是用来盛放此类物件的。不过，平时这个木箱都是摆放到位，上床时脚后跟不会碰上，今天位置有些靠外，看来外甥是动过这口箱子了。屠兰盛干过特务，心眼活，马上打开来查看，发现少了一样东西——一个便携式工具箱。
　　屠兰盛对这个工具箱的印象很深，那是他刚经营五金店时从两个美国水兵那里收购的。当时二战刚刚结束，黄浦江上停泊着美国军舰，水兵们常常把舰上的物资偷运上岸卖给市民。这口便携式工具箱只有寻常红十字医药箱那样大小，内盛多种精巧、轻便的五金工具，是为舰上的救生舢舨专门配备的，市面上根本见不到。屠兰盛买下后，正好丁大有去五金店，见之赞不绝口，屠兰盛就送给外甥了。现在，这个工具箱不在了，显然是丁大有拿出去了。
　　午睡过后，屠兰盛和姐夫坐在后院葡萄架下喝茶聊天，问及丁大有的去向。丁中耕说是今天早上出去的，没说去哪里，手里提着个包袱，看上去沉甸甸的。屠兰盛寻思，那就是那个工具箱了，于是又产生了疑问。这个军用工具箱极为坚固，即使从十米高处跌落也不会摔坏，密封也好，沉到海底也是滴水不进，而且携带方便，可拎可背。丁大有如果是正大光明地去给人干活儿，完全可以直接拎着工具箱出门，何必多此一举在外面包块布呢？看来，他是不想让人发现他拿着工具箱出现在公众场合。什么活儿需要这样藏着掖着？其中必有问题啊！

六、杀人灭口

　　傍晚，屠兰盛把上述情况向侦查员作了汇报。侦查员要求他继续留意，尽快弄清楚丁大有的去向。
　　次日，屠兰盛先去了姐姐家，又跑到董家渡南货行，屠兰芳、丁中耕夫妇也好，外甥媳妇也好，都没有透露丁大有去了哪里，只说他昨晚十点多才回来，今天一早又出去了，出门时打了招呼，说今天如果活儿干得晚就住在外面了，不要等他。
　　屠兰盛从专案一组侦查员那里接到的指令是每日必报，有情况随时报告。中午，屠兰盛就给侦查员打了电话。专案一组立即派员前往丁宅附近暗中监视。果然，丁大有这天晚上没回家。
　　7月25日，对丁宅的监视还在继续。侦查员们原以为丁大有当天即便回家，怎么也得是傍晚，哪知午前丁大有就坐着一辆三轮车回来了，下车时手里并没有提着屠兰盛所说的那个工具箱，而是拎着一个纸板箱。侦查员吃不准这是什么路数，想让屠兰盛去探问，又担心屠兰盛去得过于频繁引起怀疑。于是，另外想了个办法，找到丁大有原供职的那家戏院，向管事施定邦亮明身份后请其协助，编个理由前往丁家探看情况。施定邦连连点头：“其实您几位不来，我也要去找他的——最近戏院里连续断电，老板头都大了，让我去挽留他呢。”
　　施定邦平时跟丁大有并无交往，此番过去，只探听到丁大有是从苏州回来，带回来的那个纸箱子里装的都是些苏州特产，如虎丘菊花、卤汁豆腐干、糖藕、枣泥麻饼之类。丁大有还送了两盒豆腐干给施定邦。施要把豆腐干交给侦查员，蔡鸣说你拿回去吧，不过让我先拍几张照片。
　　至此，丁大有的行踪简直到了扑朔迷离的程度。这家伙到底去了哪里？跟什么人接触？干的是什么活儿？一组组长徐三友获知情况后，批评了负责监视丁大有的三个侦查员，说你们应该一接手就监视丁大有的，否则我们不会这么被动。好在丁大有的工具箱还没拿回来，说明他还会出去，届时一定要盯住了。
　　正说到这里，忽然传来消息，丁大有突患急病，昏迷不醒，家人已叫来救护车，将其送往附近的铁路医院去了。徐三友曾在部队保卫部门、根据地公安系统干了十来年，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当下心里就“咯噔”一下：完了！这必是杀人灭口！
　　后来查明的情况诚如专案人员所估料的，国民党“保密局”少校特务姜青甫当初通过屠兰盛的介绍认识丁大有之后，并未将其发展为特务，只是让丁帮着收集了几次学运的情报。每次提供情报后，姜青甫都付给他一笔酬劳，让他打个收条。收条由“保密局”专门印制，式样都是统一的竖式排版，右侧是“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财政收据”，中间填写金额，左下则是领款人的签名、指印以及日期。丁大有没有想到，这几张收条竟然成了“保密局”潜伏特务要挟他的依据。 　　上海解放后，姜青甫已经不知下落，去戏院电工间找丁大有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健壮男子，见面后很客气，说久仰丁先生大名，不知今晚散场后是否有空，我请先生去宵夜。丁大有根本不认识对方，一时有些迟疑。对方轻轻说出了姜青甫的名字，丁大有便知道他是什么人了，心下便惴惴不安。
　　当晚，那个自称姓曹的男子请丁大有喝酒，席间说最近有点儿小事想请他帮忙。丁大有问什么事，对方答称：“做你的本行，无非是把一些零部件拆拆装装，活儿不多，你肯定应付得来。”见丁大有犹豫，对方不紧不慢地说，“我们尊重丁先生的选择，绝对不会强迫你做什么的。来，我给你看一件东西。”说着，就把情报费收据的照片亮了出来。“我们只要把这照片寄往上海市公安局，你的自由生活就结束了，是不是？”
　　就这样，丁大有乖乖就范。
　　这个姓曹的真名叫罗胜冠，是“保密局”潜伏在上海的“东南第一特种工作室第三组”组长。此次，罗胜冠接到密令，要求该组负责为代号“083”的“心战专家”提供工作、生活和安全方面的保障。“第三组”连罗胜冠在内一共有七名特务，分布于上海、苏州、南京三地。罗胜冠接到指令后，即召集六名下属赴沪，密议如何完成该项使命。这时，罗已收到“保密局”从香港汇来的折合人民币五千万元的活动经费，说经济上不必考虑，只要完成使命，钱花光了还可以要求追加。
　　七名特务反复计议，认为最好还是把“083”安置在上海比较稳妥，因为上海地广人杂，容易隐藏，便于活动。罗胜冠便让手下寻找场所，找了三天，最后选定了手下特务金大喜的一个亲戚在长宁区业已停产的工厂。这时，罗胜冠又收到已经潜入广州的“083”发来的密函，说其授课设备中的一架便携式小型幻灯、电影一体放映机因故未到，广州无处购买，要求“第三组”为其准备，有购则购，没有出售则须迅即购置零部件自行装配。
　　罗胜冠派人跑遍了上海滩所有出售相关设备的店家和旧货摊，别说什么一体机了，普通的电影放映机连旧货都没有，幻灯机倒是有出售的，不过需要凭证明。没办法，只好设法装配了。这方面，“第三组”的特务都是外行。罗胜冠突然想起，一年多前他奉命留下潜伏时，上司交给他一份材料，说是“准备扩大组织发展对象时可作参考”，材料中有一个名叫丁大有的原交大校工，后跳槽到戏院负责维修电路及放映设备。罗暗忖此人应该能够胜任，遂决定让丁大有“归队”。丁大有经不住威胁利诱，半推半就地成了“第三组”的一名新成员。
　　丁大有被拉下水后，按照指令跑了中央商场和几家旧货店铺，采购了拼装电影放映机的零部件，然后辞去戏院的工作，前往罗胜冠指定的一处密点（并非“083”栖身和授课的工厂）安装调试。头天，丁大有携带工具过去，忙碌到晚上。他原本是可以不回家的，但因为忘记带万用表了，只得往家里跑一趟。当晚回到家，从床底下的那口木箱中取万用表时，发现他在木箱上做的暗记已被人动过了，不禁大吃一惊。询问母亲，得知白天舅舅屠兰盛曾来过，饭后是在他的房间里午睡的。丁大有松了口气，以为是舅舅上床时无意中踢到了箱子，也就没再当回事。
　　7月24日上午，丁大有赶到密点继续干活儿。当晚，和罗胜冠共进晚餐时，罗随口问起昨晚他回家后有什么情况。如果丁大有不说床底下的木箱被动过的细节，他还不至于丢掉性命。可是，他却毫不在意地说了此事。罗胜冠是老特务，对此类细节有一种职业性的警觉，当下就打听丁大有的舅舅是怎么一个角色。按辈分丁大有是屠兰盛的外甥，按年龄却只差一岁，两人的关系更像兄弟，因此对屠兰盛的经历知道得比较多，就详细介绍了一下。罗胜冠不动声色，内心其实已经绷紧了弦，佯装无心地问了问屠兰盛的近况，得知这个有着“疑似革命叛徒”和“军统特务”双重罪名的家伙竟然没有被公安局拘捕过一天，马上意识到不妙。于是，丁大有的生命之路也就走到头了。
　　罗胜冠于特工这一行经验丰富，根本不敢心存侥幸，更不打算也没时间对丁大有所说的情况作一个外围调查什么的，当即决定灭口，宁可另行物色装配电影放映机的人员，也不能留下这个隐患。晚饭后，他把丁大有送到临时住宿点，又沏了两杯咖啡，和丁大有边喝边聊。咖啡里掺进了美国生产的间谍专用毒药，这种毒药可麻痹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导致心脏停搏，致命时间长短根据人体摄入的剂量而定。被害人死亡后，即使进行法医检验，也难以确定到底是因突发心脏病还是中毒致死。罗胜冠给丁大有下的药量，是算准在服药后的二十小时左右发作的。离开临时住处，罗胜冠立刻命手下前往外滩附近的市电报局，给苏州的特务下属发了一份加急电报，命其必须在第二天上午十点前携带一些苏州土特产抵沪。
　　次日上午，丁大有继续干活儿。十时许，罗胜冠来了，带了一箱苏州土特产，说今天工作暂停，让丁回家待命，并把这些苏州土特产带回去，对家人说昨天去了苏州，住了一宿，这些东西就是在苏州买的。至于几时再来，在家里等候通知，这几天不要出门。丁大有多少也有一些特工的经验，知道这当儿什么都不能问，服从就是。罗胜冠给丁大有叫了一辆三轮车，预付了车钱，两人客客气气道别。当然罗胜冠心知肚明，丁大有这一去，就是来生再会了。
　　上述情况，专案一组的侦查员此刻当然不会知道。获悉丁大有猝死，自是大吃一惊。侦查员们都并非初出茅庐的雏儿，他们的估计和一组组长徐三友一致——这人死得太突然，十有八九是被灭口的。徐三友召集大家开了个短会，下令兵分两路，一路调查丁大有的死因，另一路调查丁大有所谓“去苏州”的具体情况——去苏州干什么？下榻何处？会见了什么人？
　　徐三友率刘兴昌、老谢、小唐、小贾前往铁路医院了解丁大有的死因。他们过去的时候，市局派来的法医已经赶到。徐三友以前曾主持调查过十数起命案，他做事风格细致，每次都要陪同法医一起检验，一边看一边还问长问短，因此对尸检也能说得出若干道道，寻常法医糊弄不了他。这次当然更是重视，拿着照相机守着解剖台，一边看法医操作，一边拍摄照片，还吩咐一旁的侦查员做记录。
　　可是，当时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周年，中国公安机关的检验技术和设备与西方还颇有距离，法医已经尽其所能了，最后得出的结论依然是心肌梗塞。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从理论上来说，可以是疾病，也可以是药物。法医对死者的血液进行了化学鉴定，但现有的试剂检测不出有毒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