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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包含着多种成分并给后世留下了不同的解释。人们需要的是将其放在整体的历史变迁中来认识其必然性和有限性。它和欧洲的启蒙运动一样，都是知识分子倡扬科学、理性和民主，批判封建专制及其意识形态的思想解放运动，并都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为民众的政治行动所代替。它也不同于法国的启蒙，即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以及其小资产阶级的特点，以至其思想启蒙过于短暂并带上了激进主义的特征。
关键词: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启蒙运动;中国传统文化;文艺复兴
【中图分类号】K871.62
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概念的理解
现今学术界常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来作为上个世纪十年代后期和二十年代前期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爱国主义运动，事实上，这一概念包含了两个历史事件——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二者互有关联，相互影响，不可混为一谈。五四运动，从狭义上来说，是指1919年5月4日因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而在北京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从广义上来说，则是指1919年5月4日北京爱国运动之后扩展到全国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则是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开始的标志，比五四运动早四年。除时间上的差异外，五四运动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发生的，而五四运动的爆发和迅猛发展，又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马列主义便在这个时候传入中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二、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问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既具有欧洲文艺复兴的性质，也具有启蒙运动的意味，换而言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某些方面与他们是相通的，但也在某些方面与它们是存在不同之处的。
关于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艺复兴的比较，最早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人是新闻记者黄远庸。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确有类似之处：第一，二者都是反对传统文化中诸多观念制度的运动；第二，二者都是张扬个性、解放个人的运动；第三，二者亦都是对旧有僵化的文学形式进行革新的运动。但是，与此同时，二者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首先，文艺复兴是古文明的再生，是对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重新审视和利用，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要讲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的猛烈批判。其次，作为文学革命至关重要的白话文运动也存在差异，欧洲白话文兴起于文艺复兴之后，而中国的白话文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就已产生，
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启蒙运动的比较，我以为其最大的共同点恐怕就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了，而在反对方式上，二者都紧紧抓住了与封建专制制度紧密联系的文化形态，即中国的儒家思想和欧洲的教会。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孔子与儒家学说，与欧洲反对教会权威十分相似。但二者已存在不同：首先，从二者发生的原因上看，启蒙运动的兴起是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与封建制度日益尖锐的矛盾，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由于国内紧迫的民族危机；其次，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启蒙运动重在自我启蒙与觉醒，五四新文化运动重在救亡图存，这也应该是二者最大的不同。启蒙，从本质上讲，首先应该是自我启蒙，是精神上的自我觉醒，而这一项工作，是只有有相当精深的文化修养的人才能进行的，这也就意味着，启蒙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一场运动，并非全民运动，或者说，启蒙是精英知识分子向自我内心的觉悟，而非指向国家和社会。而五四时期作为时代领袖的中国知识分子显然没有具备这一自我启蒙的重要素质，他们也难以驾驭足够的科学理性。他们的科学理性至多也只是一种批判思维，而非真正的自我价值的构建。除此之外，由于他们大多刚从科举时代走出，他们的主张及行为带有浓厚的科举心态，他们缺乏对文化启蒙及其功能的深刻理解，他们尚未彻底脱离中国古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却仍然以精神贵族自居，这也就决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的不彻底。
由此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固然有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相通之处，但不同之处也显而易见，不在少数，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其二者不可随意划等号。
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局限性的理解
纵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程，有一种思想极大地影响着历史的发展，那就是激进主义。激进主义有深厚的社会政治根源。近代中国因受西方列强荼毒蹂躏至深，专制主义又残暴压榨人民，有识之士无不忧愤迫切之至，希冀能尽早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
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大范围展开之时，运动领袖们都或多或少的提出了一些激进的主张，例如，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吴稚晖主张要把线装书都跑到茅厕去，鲁迅也把中国历史文化比喻成连续不断的人肉宴席，等等。这些激进主义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确进行了一些打击，对于新思想的建立起到了一些效果。
时至今日，不少国人将现在国民信仰缺失、中国传统文化断层的现实归咎于五四运动的人们，我认为这有失公允。首先，五四新文化运动诸领袖们多数都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精神的研究，如果说他们真的从内心深处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这于情于理都是讲不通的；其次，由于中国传统观念对于国人的影响太深，可谓根深蒂固，所谓不破不立，他们企图在批判否定传统文化并建立起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时候再对传统文化予以扶持，在当年那样一个时代，这样的主张也是可以理解的。由此观之，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既有其历史根源，同时也极大地受到了时代的影响。
历史局限性的第三个表现是泛政治化。所谓国家的独立与民主的建设是五四时人们的强烈追求，而这正是一个政治问题。因而政治在近代中国社会无疑具有明显的优先性和主导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及其以后，政治成为大多数人品评人物、品评历史事件、品评文学或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对人本身却缺乏应有的尊重。这也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时至今日，“政治挂帅”的思想依然在很多领域存在，连春晚、《感动中国》这样的栏目都或多或少的掺杂着政治。
关键词: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启蒙运动;中国传统文化;文艺复兴
【中图分类号】K871.62
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概念的理解
现今学术界常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来作为上个世纪十年代后期和二十年代前期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爱国主义运动，事实上，这一概念包含了两个历史事件——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二者互有关联，相互影响，不可混为一谈。五四运动，从狭义上来说，是指1919年5月4日因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而在北京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从广义上来说，则是指1919年5月4日北京爱国运动之后扩展到全国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则是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开始的标志，比五四运动早四年。除时间上的差异外，五四运动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发生的，而五四运动的爆发和迅猛发展，又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马列主义便在这个时候传入中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二、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问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既具有欧洲文艺复兴的性质，也具有启蒙运动的意味，换而言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某些方面与他们是相通的，但也在某些方面与它们是存在不同之处的。
关于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艺复兴的比较，最早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人是新闻记者黄远庸。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确有类似之处：第一，二者都是反对传统文化中诸多观念制度的运动；第二，二者都是张扬个性、解放个人的运动；第三，二者亦都是对旧有僵化的文学形式进行革新的运动。但是，与此同时，二者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首先，文艺复兴是古文明的再生，是对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重新审视和利用，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要讲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的猛烈批判。其次，作为文学革命至关重要的白话文运动也存在差异，欧洲白话文兴起于文艺复兴之后，而中国的白话文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就已产生，
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启蒙运动的比较，我以为其最大的共同点恐怕就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了，而在反对方式上，二者都紧紧抓住了与封建专制制度紧密联系的文化形态，即中国的儒家思想和欧洲的教会。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孔子与儒家学说，与欧洲反对教会权威十分相似。但二者已存在不同：首先，从二者发生的原因上看，启蒙运动的兴起是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与封建制度日益尖锐的矛盾，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由于国内紧迫的民族危机；其次，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启蒙运动重在自我启蒙与觉醒，五四新文化运动重在救亡图存，这也应该是二者最大的不同。启蒙，从本质上讲，首先应该是自我启蒙，是精神上的自我觉醒，而这一项工作，是只有有相当精深的文化修养的人才能进行的，这也就意味着，启蒙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一场运动，并非全民运动，或者说，启蒙是精英知识分子向自我内心的觉悟，而非指向国家和社会。而五四时期作为时代领袖的中国知识分子显然没有具备这一自我启蒙的重要素质，他们也难以驾驭足够的科学理性。他们的科学理性至多也只是一种批判思维，而非真正的自我价值的构建。除此之外，由于他们大多刚从科举时代走出，他们的主张及行为带有浓厚的科举心态，他们缺乏对文化启蒙及其功能的深刻理解，他们尚未彻底脱离中国古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却仍然以精神贵族自居，这也就决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的不彻底。
由此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固然有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相通之处，但不同之处也显而易见，不在少数，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其二者不可随意划等号。
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局限性的理解
纵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程，有一种思想极大地影响着历史的发展，那就是激进主义。激进主义有深厚的社会政治根源。近代中国因受西方列强荼毒蹂躏至深，专制主义又残暴压榨人民，有识之士无不忧愤迫切之至，希冀能尽早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
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大范围展开之时，运动领袖们都或多或少的提出了一些激进的主张，例如，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吴稚晖主张要把线装书都跑到茅厕去，鲁迅也把中国历史文化比喻成连续不断的人肉宴席，等等。这些激进主义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确进行了一些打击，对于新思想的建立起到了一些效果。
时至今日，不少国人将现在国民信仰缺失、中国传统文化断层的现实归咎于五四运动的人们，我认为这有失公允。首先，五四新文化运动诸领袖们多数都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精神的研究，如果说他们真的从内心深处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这于情于理都是讲不通的；其次，由于中国传统观念对于国人的影响太深，可谓根深蒂固，所谓不破不立，他们企图在批判否定传统文化并建立起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时候再对传统文化予以扶持，在当年那样一个时代，这样的主张也是可以理解的。由此观之，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既有其历史根源，同时也极大地受到了时代的影响。
历史局限性的第三个表现是泛政治化。所谓国家的独立与民主的建设是五四时人们的强烈追求，而这正是一个政治问题。因而政治在近代中国社会无疑具有明显的优先性和主导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及其以后，政治成为大多数人品评人物、品评历史事件、品评文学或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对人本身却缺乏应有的尊重。这也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时至今日，“政治挂帅”的思想依然在很多领域存在，连春晚、《感动中国》这样的栏目都或多或少的掺杂着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