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种新发展战略的确立
　　
　　1960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写道：“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10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它。我们要以第二个10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可以把这段话看作是毛泽东向全党提出的60年代的任务。
　　5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各国改革浪潮的兴起，刚刚开始按照苏联模式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也以自己的方式加入了这个大潮。由于中国革命的传统，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和探索精神，做出这种选择是很自然的。改革之初，相对于其他一些党来说，中国党的认识和实践都是比较超前的。中共八大及在此前后毛泽东等的一系列著作、讲话都证明了这一点。紧接着，这种改革变得异常激进和急促。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对苏联模式第一次大规模的挑战。它们虽然在形式上与苏联模式大异其趣，但从实质上看却是将其固有的单纯公有、平均主义、急于过渡等弊端发挥到极致。激进的改革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严重损失，而且造成了把阶级斗争引向党内的严重后果。这是中国进入60年代的国内背景。
　　60年代初期，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对50年代后期各种激进的改革目标、措施进行调整，恢复经济。调整一方面是对原有体制的恢复和修补，一方面也包含着对苏联模式的某种改革，如当时农村出现的“三自一包”等等。从经济领域里开始的调整，不久就扩展到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调整有力地扭转了大跃进等所造成的混乱，恢复了经济，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调整深化了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邓小平当时的一段话可作为代表：“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实际上，这段话已经包含了中国以后改革的基本思路，成为可以生发出一系列深入改革的思想源头。但是，由于对苏联模式及大跃进等认识上的局限性，不断深入的调整也发展了党内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一些分歧。
　　1962年秋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当成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这一结论不仅是对当时我国国内形势的一个基本判断，而且确立了此后观察和解决国内问题的基本方法，这就是毛泽东在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个思想到1963年9月被概括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论断产生的原因，首先的和直接的是用传统的阶级斗争观点观察和分析困难时期党内、国内的一些消极现象的结果。其次，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简单地用阶级斗争观点看待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僚主义问题。不发达国家在启动现代化阶段，一般都会选择国家主导、计划发展的战略，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如此。这种发展初期几乎是唯一有效的调控方式所必然带来的一个副作用，是权力高度集中体制下难以避免的官僚主义问题。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僚主义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和忧虑，认为它是旧社会的遗留，严重地破坏了党群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温床。当他的认识没有在体制层面深入展开而只是停留在阶级斗争的框架中时，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第三，由于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分歧，当调整深入到对传统模式的改革及对大跃进错误的纠正时，容易产生“否定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误解。
　　“以阶级斗争为纲”只能造成更多、更大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在当时与苏联党争论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在帝国主义越来越明显的战争威胁时。1963年5月制定的《前十条》中认为当时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四清”、“五反”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一年后，这个估计又发展为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与此同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过火批判也在不断升级。在此期间中苏两党间展开的波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除了反对苏联党的霸权主义内容外，也反映了处于现代化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国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及对改革的不同认识。此后，虽然经济上调整和恢复的任务基本上还能按照原定计划继续进行，但上层建筑领域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却一步步发展。尽管当时这种斗争暂时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政治与经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这种不协调总是不能长久的。
　　1965年11月，作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实际上是以文化批判的形式，提出了1958年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上的分歧与矛盾，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与大跃进之间内在的深刻联系。出于对苏联教训的高度警惕和对当时国内形势的严重估计，“文化大革命”采取了更为激烈的群众运动方式。除了“天下大乱”式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外，它还有更为激进的民主、平等和公正诉求，这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及当时对巴黎公社理想的召唤，以及1968年后全面展开的“斗、批、改”运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十六条》中要求按照巴黎公社“全面的选举制”原则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让群众直接参与管理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废除考试、贬抑文化知识、课堂教育和知识分子的“教育革命”，轻视正规医院、医生的“医疗卫生改革”，让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和让城镇居民“不在城里吃闲饭”的“上山下乡”，为反对官僚主义让干部与群众“划等号”的下放劳动，以阶级斗争为纲塑造“高、大、全”式英雄人物的“文艺革命”，取消管理和裁撤管理人员的“企业改革”，如此等等。
　　同样的内容还反映在经济方面，因为“文化大革命”同时还是一场“经济大革命”。1966年8月8日，在通过《十六条》的同日，《人民日报》发表批判孙冶方经济理论的文章。之后，许多报刊相继发表此类文章。康生则把孙称作“中国的利别尔曼”。这种时间上的巧合已经昭示了“文化大革命”的经济内容。十多年后，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孙冶方的经济理论正是改革传统模式的先驱，代表了当时改革的正确方向。
　　1968年至1970年间，在完成“全面夺权”任务之后，基于经典作家当年有关社会主义的设想，基于全民所有制具有更为先进的性质以及商品经济具有资本主义属性的认识，挟“全面夺权”、“全面专政”之威力，继1958年后，农村再次出现了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高潮，将经济核算单位“升级过渡”，没收或限制自留地，严格限制集市贸易。在城市，将公私合营企业改为国营企业，将大型合作商店逐步转为国营商店，取缔城镇小商小贩及其他各种个体经济，使这个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全民所有制覆盖范围最为广泛的时期。在分配领域，反复批判“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工分挂帅”、“联产计酬”、“计件工资”，把八级工资制当成“资产阶级法权”，取消奖金和附加工资，工资制度进一步单一化，分配领域中平均主义泛滥。将大量临时工转为固定工，进一步强化了统包统配，使企业用工形式趋于单一化。在金融领域，196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并入财政部，成为其领导下的一个独立业务单位，其对国民经济进行管理和监督的职能大多丧失。同时进行的合并税种，简化税目，使税收作用进一步弱化。
　　所有这些变动，目的都在于提高公有制水平，弱化商品经济、物质利益、经济杠杆在发展国民经济中的作用，都源于“一大二公”、“急于过渡”、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等基本理念。而这些都不过是大跃进的再版。
　　“文化大革命”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模式从对国外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中也可略见一斑。例如当时《人民日报》上批判别国“在农村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铁证”中就有“大力扶植私有经济，鼓励社员大搞副业”以及“鼓励农产品自由买卖，让自由市场到处泛滥”；一些国家当时缓慢进行的经济改革被说成“全面推行以利润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恶果累累”，“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套；“大肆提拔‘经济专家’”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控制党的各级领导”；批判利用“国际旅行事业为西方‘游客’大开门户”是“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开辟直航西方国家的航线是与帝国主义“加紧勾结”；甚至把实行“五天工作周”说成是“加紧剥削工人的新骗局”，如此等等。不难想像，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来理解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当然是必要的了。
　　按照原来的设想，“文化大革命”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基本结束。九大政治报告号召“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指出“可以断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必将促使经济战线和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新的跃进”。果然，从1969年下半年起，中国又出现了新一轮的经济冒进、“翻番”浪潮，直至1971年底出现“三个突破”的严重局面，即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工资总额突破300亿，粮食销售量突破800亿斤，大大超出预定计划，以至不得不再次进行调整。
　　从宏观角度看，对中国来说，60年代是发展模式转换的年代，是一种新型发展战略——抓革命、促生产——逐渐形成的年代。这是一种基于对社会主义新认识上的新型现代化发展战略。如果说，50年代是对苏联模式的第一次冲击，那么60年代则是第二次。虽然这次冲击更为激烈、全面和彻底，但在一些基本理念上却较苏联模式更为传统。
　　“抓革命，促生产”的要义，一是强调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反作用，二是强调阶级斗争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毛泽东特别重视政治对经济、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先进思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反作用。1958年，他曾多次谈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1957年政治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成果。如果说在50年代，他所侧重的是先进思想对经济基础、先进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那么，到60年代，在不断确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过程中，这种反作用逐渐演变为阶级斗争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反作用。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结束时，毛泽东曾要求不要因为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担心因阶级斗争影响了生产。但他很快便放弃了这种顾虑。继1963年2月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后，5月他又十分肯定地指出，“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这一思路终于在60年代末发展为“抓革命、促生产”的发展战略。
　　除国内因素外，这种战略的形成还带有60年代特有的鲜明烙印。当时西方发达国家与苏联面临的困境及第三世界兴起的反帝浪潮，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对时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影响着中国对改革模式的选择。可以说，60年代中国越来越激进的现代化模式选择，有一个越来越激进的世界形势背景。正是苏联改革的曲折，使人们感到中国的选择是一种与苏联工业化和官僚化模式决裂的较好形式。中国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支持第三世界，对内反对官僚特权、追求平等和群众广泛参与的种种运动，不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那些反对技术统治论、消费至上主义、官僚等级制的左派中都有广泛的基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号召力。
　　由于国情、传统、发展程度及认识上的种种差别，始于5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革，在60年代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至60年代末，苏联的改革逐渐趋于停滞，而中国则是以确立“抓革命、促生产”的模式进入下一个十年。从现象上看，在对传统模式的改革中，两国的道路似乎十分不同，但在追求“一大二公”和高度计划的体制，限制商品经济及反对市场经济等方面，两国却有许多相似之处。这种多样性后的统一性，一则反映了改革的紧迫，一则反映了改革的艰难，再则也说明对传统体制进行成功的、实质性改革的条件尚未成熟。
　　从世界范围来看，60年代，不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东方社会主义国家，都在酝酿或进行模式转换。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开始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中酝酿着自“新政”以来某种体制内的重要调整。处于第一次现代化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各国则正在对斯大林模式改革的过程中艰难跋涉。因为改革的深刻性和艰巨性，这曲折的十年应被看作是寻找正确改革模式过程中一个难以避免的阶段。它起码使人们知道有一些尝试是不成功的，从反面准备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契机，凸显了70年代另一些选择的必然性。
　　
　　否定之否定的70年代
　　
　　相对于50年代来说，60年代的巨变几乎可以说带有浓厚的戏剧性色彩；相对于60年代来说，70年代的变化虽没有那样的戏剧性，却也十分深刻、巨大。
　　至7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长期滞胀局面日益明显，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新政”在其无法逾越的制度性障碍前陷入窘境，走到尽头。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更激化了这些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对福利制度失败的弥补，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为代表，西方国家出现了从凯恩斯主义向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转变。新保守主义以激烈的经济自由化否定国家干预主义，以效率和安全取代平等与社会公正的理想，以市场原教旨主义对凯恩斯主义进行狂热讨伐。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被主流经济学界接纳并被奉若神明，诺齐克基于极端自由放任主义的“最小国家”说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新宠。7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全盘私有化成为主流，正如国家干预在五六十年代占了上风一样。西方国家经过这次调整，缓和了福利资本主义所激化的矛盾，加之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在20世纪末又出现了一次发展高潮。与此同时，随着7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的结束，西方社会左翼力量和激进思潮逐渐衰落。作为对60年代左翼思潮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批判，保守主义思潮开始泛滥，正如60年代左翼思潮勃兴一样。
　　 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在60年代达到其20世纪最后一个高潮后，在70年代继续深入发展，在促进南南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南北对话，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环境的剧烈变化，第三世界国家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其作用和国际地位也受到削弱。
　　进入70年代后，苏联开始实行集约化方针，强调把加速科技进步作为推行集约化方针最重要的措施。在深化“新经济体制”的同时，为进一步改革进行试验，如通过了在工业中普遍建立生产联合公司的决议，开始改变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虽仍在进行，但与旧体制的弊端和改革的迫切性相比，已远不敷需要。已经进行十多年的改革不仅没有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取向，反而与从60年代末开始的对“市场社会主义”不断升级的批判并行，因而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官方文件和领导讲话中，“改革”已被“改善”所替代。1973年起，苏联在世界石油危机中借油价上涨大获其利，巨额的石油收益掩盖了越来越严重的体制危机。沉重的军备负担扭曲了国家经济结构，积习已深的隋性使党政机构的官僚化程度不断加深，整个社会死气沉沉，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速度不断下降。70年代的苏联被世界公认为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
　　在中国，从70年代初起，毛泽东已开始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前期一些“左”的或极左政策。在他的支持下，出现了1972年周恩来领导的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和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以及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在这两次著名的整顿中，周恩来提出要加强管理，要落实农业《六十条》，要向世界“开门”，“银行要研究国际经济动态”，批评了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的说法。陈云提出“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1975年，邓小平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他主持制定的重要文件中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当作“我们伟大的新长征”，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要求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70年代初，中国实现了继50年代引进156项工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而引进的对象已从苏联转向西方。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和准备，中国在1976年结束“文化大革命”动乱后，于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实现了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伟大转折。
　　对于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虽然起点不一，方法不一，结果不一，但却都是要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苏联等的渐进改革到70年代逐渐停滞。长期停滞在社会结构、心理状态方面造成的后果不仅大大削弱了苏联再次启动改革的动力，增加了改革的阻力，而且破坏了社会对改革的承受力，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加之地缘政治方面不可忽视的作用，增加了欧洲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培养出一大批体制内外的反对派。渐进改革的失败加之西方80年代掀起的强大私有化浪潮，造成了80年代末激进的自由化转轨，造成亡党改制世纪悲剧。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仅大大增加了中国再次启动改革的动力，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而且增加了全社会对改革前期阵痛的承受力。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与其说我们知道如何改革或在改革中应当怎么做，不如说我们痛切地知道不能怎样做。经过十年动乱的中国在70年代末走上了一条成功的渐进改革之路。在社会主义各国改革纷纷失败，世界范围左翼力量消沉，右翼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风头大炽的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却一枝独秀，其举世瞩目的骄人业绩使人确信社会主义完全可以通过成功的改革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
　　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奥斯卡·兰格等早在20年代便已提出。但因其太过超前，在近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正统马克思主义和正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当作异端邪说。对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态度，一直是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战后，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实践已经成熟到人们可以比较冷静、客观地对它进行一些探讨和研究。从70年末到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复兴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已成为主流认识。促成这一发展过程的主要不是理论的推导，而是实践，特别是60年代的实践。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现代化基本模式间的竞争，除了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层面进行外，也在更深层次的自我调节、自我改革能力、机制等无形层面展开。就后者来看，正是在60年代，两种现代化模式都处于自我调整（或改革）的曲折与反复之中。至70年代末后，经过种种阵痛，这一历史阶段竞争的结果终于尘埃落定。
　　从50年代至70年代，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剧烈、迅速发展变化的世界图景，其深度、广度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在第一、二次现代化的推动下，时代发展之快使传统与现代的界线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僵硬和分明。昨天是现代的，今天可能就已成为传统。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如果没有一种开放的、解放的、与时俱进的思想状态和精神状态，那失去的就不仅是发展的机会，而是立足的空间。
　　
　　60年代对现代性批判及其启示
　　
　　长期以来，60年代中国和西方几乎同时出现的“文化革命”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和困惑。西方左翼理论家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兴奋和鼓舞，西方激进青年效仿中国的红卫兵。在一些人眼中，西方的文化革命简直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再版。其实，如果考虑到西方当时已开始进入第二次现代化，而中国则刚刚开始第一次现代化的过程，这种发展程度上的巨大差距决定了东西方文化革命在内容、理解和诉求上的巨大差别。但是，两者在一些内容上的确存在着明显的相似之处，起码从现象上来看。例如：对平等、普遍参与的渴求，对官僚化的厌恶，对物欲的摒弃和讨伐，把意识形态作用绝对化，等等。文化革命在东西方同时出现是一种偶然现象吗？
　　第一次现代化在创造了极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付出了种种使人难以承受的代价。19世纪西方现代化和工业革命启动之初，马克思已提出人的“异化”问题。20世纪初，从韦伯开始，有更多的人对现代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非人性”、“非道德性”、“非理性”进行了更为广泛的批判，对科技文明的工具理性与现代进行了深刻反省。自60年代起，随着第一次现代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完成，资本主义现代性（也包括苏联传统模式）更受到了来自各方面广泛的批评：从东方到西方，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从左翼到右翼，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当代西方最为驳杂、庞大的哲学、思想流派——后现代主义，从哲学大师到文坛骄子，从“街垒之夜”的热血青年到放浪形骸的嬉皮士，从示威抗议到性放纵与吸毒……各种思潮蜂起，蔚为一时之盛。60年代是反思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高潮之年。
　　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左派与后现代主义一些流派指出，工业社会、工业文明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它们还存在着种种弊端和局限性；对科技文明、工具理性与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批判、匡正，是向更高层次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发展的前提。
　　在他们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广泛批判中，有几个共同点尤为引人注目。
　　反对官僚制。继马克思之后，韦伯又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官僚制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与批判。一方面，他承认官僚制是有效的管理形式，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他又把它视为对人类某些最重要的价值的威胁。人类在那些受规则支配的、非人格的力量支配下，丧失了个人自由、感情和创造性、主动性，成为贯彻别人意志的机器上的齿轮。战后，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发展，国家官僚体制愈发膨胀，对它的批判也愈加尖锐。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指出，官僚制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使效率高于正义，使人成为“管理对象”和单纯的手段，因而是不人道的。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只看到了生产社会化和雇佣劳动制度之间的结构冲突，却忽视了社会生活行政化和官僚化的危害，而这正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突出特征。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则声称，他们斗争的目标在于“建立人人参与的新制度以取代现在的官僚机构”。由此出发，西方左翼对日益官僚化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感到悲观。引人注目的是，在反对官僚化和管理至上等方面，左翼和右翼理论家竟然找到了许多共同的语言。
　　强调反作用。60年代西方左翼运动、学生运动的一个鲜明特质在于它主要不是社会运动，是带有浓厚文化和政治色彩的“文化革命”或“文化解放”。“60年代永不磨灭的成就是它带来了文化的变革”。它不是贫穷和匮乏的产物，而是富裕和教育的产物，与古典的、以经济原因为主要目的的社会革命有着明显的区别。其原因应当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领域以外的地方去寻找。新左派同其他许多新激进分子一样，更感兴趣的是新型的社会文化关系，而不是经济所有制问题。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则把道德至上的信条作为其意识形态的主旨。杰姆逊等因此认为，这既是对各种物质决定论的大胆挑战，又过分强调了上层建筑的能量和价值，是“上层建筑信用膨胀”。
　　60年代初，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提出多元决定的“优势结构论”，以修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论。他将文化和意识形态解释成生产方式，与经济基础处于平等的地位，不存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区别。“矛盾在原则上是被多元地决定的东西”。由此出发，他对当时中国重视意识形态，以文化领域里的革命对抗并超越现代性的文革理论十分赞赏，认为“意识形态可以是决定一切的战略点”。杰姆逊发展了阿尔都塞的理论，否认经济基础决定论，将文化革命的作用绝对化，甚至认为迄今为止人类的历史即文化革命的历史。实际上，这种理论是对现代化过程中某一阶段特征的片面反映。这种特征是：在第一次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侧重满足人类物质追求和经济安全；在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中，生活质量是第一位的，侧重满足人类追求幸福和自我表现，物质生活质量可能趋同，但精神文化生活高度多样化。
　　人的解放。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异化时曾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韦伯在分析现代西方的合理化时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铁笼”。其中，物质商品获得了对人的生命的无情权力，物欲至上几乎成为压倒一切的价值。马尔库塞则证明，发达工业社会通过技术进步使大众媒介占领人们的私人空间，通过富裕的生活使人们满足眼前的物质需要而不再追求自由，通过“强制性消费”把本不属于人的本性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无限制地刺激起来，使个人成为物质的附庸而单面化，为商品拜物教所支配；它通过消费主义成功地压制了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消费至上的资本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彻头彻尾的非人道操纵行为的场所，是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霍布斯鲍姆评价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时说，学生工人造反的原因是因为感到“自己在消费者社会中的生活毫无意义。即使他们在物质上感到惬意，却不得不被大公司任意驱使，成为机器一样的东西丧失了人的尊严，比以前失去了更多的权利。”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能够迅速扩展并得到普遍支持的重要原因，是人民群众日益感受到消费主义死气沉沉的压力。
　　人的解放的另一层含义，是要把人从“技术至上”、“技术统治”下解放出来。西方科技革命的后果之一，是造成了科学、技术对人的统治和人的价值、自由的失落。这点甚至往往成为西方左右翼的共识。左翼特别强调了“技术统治”与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认为它是资本主义压抑人性和非道德的表现之一。
　　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的这些产生于60年代或在60年代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发达国家的“现代病”，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内在的尖锐矛盾，它要解决的是富裕后的问题。置身于发达国家的观察优势，使这些思想家能够在马克思、韦伯等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分析框架和概念。
　　令人深思的是，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左派往往自称从第三世界特别是从中国获得灵感和启示。佩里·安德森所著《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把中国作为替代苏联的革命后社会的模式，和一种在西方进行社会主义探索的样板”。的确，从现象上看，60年代的中国的确向西方左翼或激进思潮提供了许多在他们看来十分有利于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思想资源，例如：越来越激烈地反对社会主义中的官僚主义，直至付诸“大民主”的形式以实现人民群众的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以空前规模发动群众自上而下地冲击和“改造”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构；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通过“三结合”的方式让群众参与各种管理，实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平等，打破社会等级，反对精英政治；通过参加体力劳动、上山下乡、亦工亦农等方式使知识分子与工农打成一片，实现两者的平等，塑造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高度重视和发挥“反作用”的力量，通过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不断革命”推动生产发展；力倡艰苦奋斗，崇尚无私、忘我的道德境界和革命精神的力量，认为人的意志、精神、觉悟不仅是发展生产的强大动力，也是发展生产的目的；贬抑物质利益，缩小收入差别；认为富裕的生活会腐蚀人们的革命意志，而艰苦的环境和俭朴的生活则有利于培养和保持革命的精神，所以“一穷二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有利起点；坚持政治具有压倒一切的地位和作用，反对技术决定论，反对用经济效益评判一切，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概括起来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一种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双重超越的现代化模式。
　　考虑到当时东西方严重对立和长期隔阂，各自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及文化背景各异，各自的理论传承、思维方式也大异其趣，特别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现代化的不同阶段上，双方了解的不多，误读的不少。简单的类比肯定是危险的，正如当年西方左翼用“文化大革命”理论作为对抗、超越现代的革命和消解西方现代病或替代苏联模式的良方，中国则把法国“五月风暴”当作“伟大的阶级斗争”去欢呼一样。
　　但是，从马克思到韦伯再到60年代具有十分不同背景的东西方左翼，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的相同或相近的批判，是否恰好说明当时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尖锐性，以及这些问题存在的长期性？
　　在现代化过程中，东西方都面临着一些诸如效率与公平、计划与市场、物质与精神、管理与民主、政治与经济等基本的、共同的问题。这些问题必然在不同发展阶段，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不同的现代化之路上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顺序表现出来。由于上述东西方的不同，人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各不相同。人们可以对这些思想的是非、高下提出不同意见，但却不能不承认这些问题有超越国界的重要性。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尖锐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弊端，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启动阶段警惕地关注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但是，时代特征和中国落后的发展水平限制了他的眼界。这使他一方面对那些现代化过程中不同发展模式所共有的一些特征十分敏感，一方面经常被后现代化国家中普遍出现的那些难以避免的矛盾、弊端和两难选择（例如：市场与道德、平等与效率、管理与民主、法制化、体制化与人民群众生动活泼的创造、精神与物质、官僚主义与群众参与，等等）所困扰。而当他从阶级斗争为纲的角度来观察和处理这些问题时，就只能引发一次次以群众运动形式出现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就想实现普遍的平等，在生产力低下的基础上希望缩小甚至消灭差别，在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条件下追求广泛的群众参与，在利用“强政府”高度集中优势实现赶超战略的大环境中要求清除官僚主义，在限制商品经济、否定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希望实现生产的跃进……毛泽东晚年对斗争哲学的强调，从更深的层次看，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反映，正是现代化过程中众多两难选择中的困惑。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对现代化进程中难以避免的种种缺失，总要有某些理想、实践、精神来平衡、制约、冲淡它们。这些东西可能是片面的、激烈的甚至是极端的，但往往又是不可缺少的。其中一些内容，在60年代来看可能是不现实的，但在今天，当我们已经享用现代化的成果并不得不面对现代化自身的一些深层矛盾时，对此可能更有一些新的感悟。正如同今天人们在强调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的同时，更加注重平等、公正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在强调物质利益、经济杠杆的同时，也更多地强调“以德治国”；在突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强调现代化“以人为本”的人性化一面；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