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对于文学家和读书界是难忘的。一大批被称之为“伤痕文学”的作品轻而易举地征服了众多的读者。那一时期的作品，几乎篇篇都在述说着国家的兴亡、民族的荣枯，而公众也渴求从作品中获取转折时期的重要社会信息。而今天的公众，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兴趣却已转向了以娱乐为其主要功能的“通俗文化”，严肃的纯文学失去了大量的读者，而为大批软性刊物取而代之。当今的文学家，已不屑于急急忙忙地告诉别人一些什么，而更倾注精神于怎么说上。因此，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出现了：文学作品的语言正越来越偏离以往被视为正统的文学语言，朴野、粗鄙、俚俗、甚至不免下流的语言，带有浓厚乡土味的方言，文白夹杂的夹生语言，乃至《聊斋》式的典雅文言蜂拥而出。而同时，有预见力的批评家就站起来宣告：文学的主体性出现了！
　　为什么语言意识的觉醒标志着文学的主体的成熟？法国当代哲学家P·利科尔(Paul Ricoeur)的理论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利科尔在他的《言语的力量：科学与诗歌》中，把人类语言分为两个极端的类：科学语言和诗歌语言。“科学语言可以定义为防止语言歧义的防卫步骤”，这种防卫步骤的“最高阶段”是“逻辑—数学的符号体系以及公理化。”人类的进步绝对离不开科学语言，因为“我们需要一种用尺寸和数目来说话的语言，一种精确的、一致的和可证实的语言”。“它把我们引向一种与物的单纯联系——人对物，以及人对人的统治、探索、控制的联系。”这种语言在分门别类的精确性方面，正如手术刀能把人体分割成一块块的肌肉组织一样，它使我们收获到许多为我们的理性所不可或缺的概念，然而一旦有机的生活被抽象成概念时，我们的认识就因暂时达到一个目的而停止了。实际上我们在概念中认识到的生活是死了的生活，正如用手术刀分离成几大块肌肉的人一样。这时候，不甘因循的人就开始积极突破旧概念，寻找新概念，突破僵死的语言，寻求鲜活的语言，而有的人就吊死在旧概念和死语言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极为赞同歌德的这句话：“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绿”。“常绿”的生命需要“常绿”的语言——诗歌语言，用它来“表达罕见的、新颖的、独特的，因而也就是非公众的经验”，利用语言的歧义创造出“活的隐喻”。“一首诗就是一个巨大的、连续的、持久的隐喻”(即“诗的象征”)。为什么要把本可以说得简单明了的语言弄模糊呢？这就涉及到对诗的价值的理解，大而言之，也就是对文学的价值的理解了。
　　诗歌要说明什么？如果“说什么”仅仅意味着富于某种现实的信息的话，那么，“诗歌没有说出任何东西。它取消世界”。它展示的是另一个世界：作品的世界。一个充满感情的世界。诗歌表现感情，而“感情是一个确立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问题”。“说一首诗创造或引起一种感情，是说它创造或引起了一种发现和感受到自己生活在世界中的一种新方式”。一个科学概念可以开拓我们理性思维的一个领域，一种以新的方式描写出来的感受则丰富了人和世界的联系，或更换了一种生命的体验。
　　如果我们把小说看成趋向于诗歌的文学样式，小说的文学成分的多少相当于诗的成分的多少，那我们就可以用利科尔的这套理论来考察我们的当代文坛。同样说上山下乡，《伤痕》直截了当地告诉了我们“文化大革命”的罪恶，但却难于给人留下经久的记忆，因为语言在这里只是达意的工具，人们从这篇小说中需要找到的只是一个概念。几年后我们又在阿城的《棋王》中再一次读到对上山下乡的描述时，我们的兴奋却被分散在阅读的整个过程中，分散在古怪的、令人越嚼越有味的语言中，当我们掩卷而思时，我们得到了什么明确的认识吗？没有。有的只是一堆觉得深刻而又难以言说的感受。你可以找一个角度评说它的意义，但你的评说很可能只是从一个活的躯体上截取到几块已死的肌肉，死的肌肉也可能是有价值的，但那是另一类型的价值，正如福尔马林药水浸泡着的躯体之于活人的躯体一样。
　　在出现一大批报告文学和口述实录的小说的同时，小说家们也不再汲汲地报告新鲜事了。纯正的文学正渐次退出畅销书的行列，成为在一个个读者圈里才被特别注意的对象(代价是软性读物的泛滥)。同时，读者群的阅读素质也在逐年提高。随着社会的发展，爱好文学的人数在增多，一批批青年为创作的梦想所吸引，正是这些本身也想写点什么的读者促进了文学主体意识的成熟。他们对文学作品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呢？最重要的是他们要求参与和分享写作的快乐。语言成了能否吸引他们“参与”进来的关键。说偏激一些，他们简直在寻找一种遣词造句的冒险的乐趣。当人们在《棋王》里为读到类似“他吃相很恶，使人看了有一种惨无人道的感觉”这样的句子时，会感到一种特殊的快感，这种快感实际上隐藏着“要是我就写不出来”的想法。当人们在阅读《红高粱》中活剥人皮的场面时，只觉得欲罢不能，一边胆战心惊、头皮发麻，一边却迅速地埋头读下去。那个场面提供给我们一种“感官”的无比真实性，人们为能制造出这种真实而惊叹。这样说也不意味着走向形式主义，苛刻的读者对华而不实的语言早就嗤之以鼻。因为人们在咀嚼语言的同时，往往也在品味着历史感、哲学感。另一方面，现代的读者还要找到作品所提供的作为一个整体的感性世界，获得另一种“活法”，现代人，正如加缪所言：“要紧的不是生活得更好，而是生活得更多”。人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人生体验。所以，人们通过《你别无选择》中别具一格的“妈的力度”般的语言，找到一种扩张自我式的体验；通过《无主题变奏》中睥睨一切的语言，找到一种走出人群的体验；而《棋王》则提供了一种对现代紧张生活的解脱。
　　利科尔说：“没有什么比感情更具有本体论的性质，正是凭借着感情，我们才居住在这世界上，每首诗都突出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它提出了这些态度。”好诗都应触及到人的主体，好的小说都趋向于诗，所以好的小说也应触及到人的主体，同时实现小说作为主体的价值，这，也许就是利科尔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