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是我国人口总数中占绝大部分比例的群体,农村是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场所。无论是对经济,还是对社会来说,农业的生产,农民的发展,农村的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建国以来,我国三农状况从农业的薄弱、农民的贫困、农村的落后一路发展,成绩斐然,无论是在农业产量、农民收入消费、还是农村经济与生活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与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及城乡比较来看,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要想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和谐,必须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富裕,才能稳步走在小康社会的道路上,并向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行进。“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就是对农业农村农民重要性的最好阐述。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改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全国范围来看,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是诸多不平衡中的重中之重,农村地区发展的不充分也是诸多不充分中的最大不充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迅速发展经济,采取“赶超策略”,优先发展工业,“重工轻农”,国家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投入不多,但是农业农村农民又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向工业提供支持的任务。“多取少予”的政策给农业、农村、农民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城乡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消费和投资结构等方面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也不断加大,造成了城乡之间严重的不平衡。农村地区发展不充分主要体现在农村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如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虽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对于一个农业和农民人口的大国来说,其量和质上都突出了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平衡发展,解决农村地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问题,成为化解中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关键突破口。在农业农村农民的重要性及发展现状、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这样的农情国情背景下,振兴乡村,促进乡村的产业生产,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农民的生活富裕就显得极为迫切。党的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是一项符合我国当今现实情况的战略举措,是对当下日益衰落与凋敝的乡村现实的回应,是对乡村地位和价值的充分肯定;是新时代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和今后“三农”领域的主要工作目标导向,同时也是我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需动力源泉和新引擎。财政支农支出是财政中涉及农业的支出,是国家支持农业、弥补农业领域市场失灵,发展农村地区以及对农民收入进行再调整分配的主要手段。基于财政支农支出与三农领域紧密相关,乡村振兴战略自然对财政支农支出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支农支出要实现国家干预三农领域的初衷,助力乡村振兴,必须紧扣乡村振兴的内涵目标,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框架下进行设计、投向。本文就是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框架,研究财政支农支出对乡村振兴的效应,旨在测算现行财政支农支出助力乡村振兴的效果,从中发现问题,并提出优化建议。除了绪论章节外,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索研究并得出结论:一是研究了财政支农支出和乡村振兴的有关问题。首先从理论背景、现实背景、启动条件方面分析了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以及内涵目标进行了分析。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就会关系到国家调控三农领域的主要政策工具——财政支农支出。本章对财政支农支出的理论与现实依据,概念、范围界定、历史演变进行了研究。接着,将财政支农支出和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来,研究了财政支农支出影响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并根据乡村振兴战略对财政支农支出提出的要求设计了支农支出促进乡村振兴的总体框架。二是研究了财政支农支出和乡村产业兴旺。首先从内涵上研究乡村的产业兴旺。乡村产业兴旺是一个多维目标,要求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农业产业、生产、经营三大体系的有机统一,实现农村产业融合。结合产业兴旺的内涵要求,本章从理论上研究了财政支农支出作用于农业科技化、农业效率化、农业品质化、农业融合化的的机理与实现路径。接着,以农业科技化、农业效率化、农业品质化、农业融合化为系统层,根据科学性、代表性、可行性原则选用指标构建乡村产业兴旺指标体系。结合指标数据,运用熵权法对指标进行赋权,测算出2007 2016年中国大陆28个省市的乡村产业兴旺水平,并以此为被解释变量,财政支农支出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面板模型。在实证方法的选择上,考虑到财政支农支出与乡村产业兴旺可能存在相互因果关系而带来模型内生性问题,因此运用了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估计。实证结果及稳健性检验均证实,财政支农支出可以显著地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助力乡村振兴。进一步,论文将研究样本分为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实证,发现各地区的财政支农支出对乡村产业兴旺仍然是显著正向作用,但是效应存在地区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中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提升乡村产业兴旺的力度最大,西部地区最弱。结合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结论,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上的地区异质性被认为是造成财政支农支出对乡村产业兴旺地区异质效应的主要原因。三是研究了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民生活富裕。农民生活富裕包含着多维内涵,主要体现在农民脱贫、农民增收及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农民消费升级三大方面。论文从理论上研究了财政支农支出作用于这三大方面的机理和实现路径。接着以这三方面为系统层,选用适合指标构建农民生活富裕指标体系。结合数据,运用熵权法对指标进行赋权,测算出2010年-2017年中国大陆26个省域农民生活富裕水平。在实证策略上,考虑到生活富裕在空间上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所以以空间地理经济学为基石,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进行研究。论文以各省域之间的经济距离为空间权重矩阵,先对被解释变量——生活富裕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Moran’I指数和莫兰散点图都证实了空间效应的存在,为选择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接着,对模型进行LM检验和LR检验,确定选用空间杜宾模型（SDM）的形式进行研究。经过极大似然（ML）回归估计和变换空间权重矩阵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在考虑空间溢出的前提下,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生活富裕的总效应是显著积极的,可以有力地促进农民生活富裕水平的提高。但是从直接效应来看,财政支农支出对本区域农民生活富裕的效应却不明显。这一结果再次要求相关部门重视财政支农资金的运用效率问题。四是研究了财政支农支出和乡村生态宜居。乡村生态宜居也是一个多维内涵的目标,包括乡村自然环境优美、人文环境舒适、生活设施便利健全。论文从理论上研究了财政支农支出作用于这三个内涵的机理和实现路径,并以生态宜居的这三个内涵为系统层,选择适合指标构建乡村生态宜居指标体系。结合数据,运用熵权法对指标进行赋权,测算出中国大陆26个省域2007-2016年乡村生态宜居水平。考虑到生态宜居变量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论文构建以乡村生态宜居为被解释变量,财政支农支出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为了克服动态面板模型自身存在的内生性和宏观经济变量可能由于相互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论文运用差分GMM方法进行回归估计。实证结果及稳健性检验证实,财政支农支出对乡村生态宜居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可以有效地助力乡村振兴。进一步,把财政支农支出进行细分,划分为农林水支出、乡村社区事务支出、乡村节能环保支出进行回归,发现乡村社区事务支出、乡村节能环保支出仍然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提高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农林水支出的效应不显著。究其原因,认为最大的可能性在于农林水支出主要通过农业绿色补贴对乡村的生态宜居发生作用,而我国的农业绿色补贴政策在2015年才在部分省份进行试点实施,2016年才在全国正式推开,这意味着在论文的研究时段里绝大部分时段的农林水支出中的农业补贴还是以提高产量为导向的补贴,因此对乡村生态宜居的效用不显著。五是对论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财政支农支出的进一步优化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主要有三个结论,农林水事务支出可以显著地促进乡村产业兴旺,但是其效用大小存在地区异质性;在考虑空间溢出前提下,包含农林水事务支出、乡村教育经费支出、乡村社会救济支出在内的总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生活富裕的总效用是显著正向作用,可以有效促进农民生活富裕水平的提高,但是直接作用不显著。包含农林水事务支出、乡村节能环保支出、乡村社区事务支出在内的总财政支农支出可以显著地促进乡村生态宜居,进一步细分后,乡村节能环保支出、乡村社区事务支出对乡村生态宜居的正向作用依然显著,但是农林水支出的作用不再显著;在以上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论文从原则思路、管理体制、支出内容、创新方式四个方面对财政支农支出提出优化建议,以更好地契合新战略,助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