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批评主要关注的是当今殖民国家即发达国家与殖民地国家即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文化关系,认为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弱势文化仍是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在后殖民翻译理论看来,翻译在很多方面已沦为殖民工具,是强势文化进行文化霸权的途径；但同时翻译也应该被用于颠覆殖民统治,反抗殖民权力,成为弱势文化发扬本民族文化特色、反抗文化霸权的有力武器。从目前中国和英美国家的文化交流不难看出英美国家代表着强势文化,两者间存在着不平等的文化交流,这一现象在中国典籍的英译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道德经》是中国古代经典诗化哲学著作,对中外文化、哲学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道德经》中老子的许多广为流传的经典思想,早已为人们奉为圭臬。正因如此,古今中外翻译道德经的译者层出不穷。目前其译本已达到300多种,仅次于基督教经典《圣经》。《道德经》的正确译介,对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中华典籍,《道德经》的英译正是从弱势文化到强势文化的转换,但此前鲜有学者从后殖民翻译视角来研究《道德经》英译及其传播效果。本论文选取从后殖民翻译理论视角来探讨研究韦利(1934)和辜正坤(2003)的两个《道德经》译本,采用对比分析和归纳法来研究二者翻译《道德经》所采用策略的异同、效果及原因。通过对《道德经》中语言、文化和风格三方面的32个实例206个数据的对比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宏观翻译策略方面,韦利倾向于使用归化翻译,而辜正坤则大量使用了异化翻译。辜正坤采用的异化翻译策略相较韦利所倾向的归化翻译策略更好地保存了《道德经》原文的音、形和意。在翻译哲学思想、文化负载词及文化意象词时,韦利大量使用了归化翻译策略,导致不同程度的文化丧失。相反辜正坤则大多选择了异化方式来忠实的反映源语文化,将《道德经》中的思想和文化较好的传播到了世界；对于语言层面的一些通假字及多音多义字的翻译上,韦利没有深刻理解,简单的用异化方式翻译也造成了误读。而辜正坤则选择了使用归化释义法来真实传递原文语义；而句法方面他也倾向使用符合英语句式特点的归化翻译添加了主语和连词,没能真实传递源语的独特语言形式和句法；辜正坤多使用异化法较好的保留了源语特色。(2)影响二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原因主要有三：意识形态影响下中西方文化和政治权力的差异；译者与译本读者之间的权力差异；以及译者的翻译动机与目的的差异。(3)归化异化不能简单的被视为殖民或反殖民的手段,应与译者翻译背景、翻译动机及译文传播效果相结合。韦利早期受中国哲学思想的熏陶,不能忍受西方以自我为中心,想通过翻译《道德经》、《论语》等规定中国思想的基础文本,给人类学家一个“刺激”(impetus),以使中国能纳入他们的考察之中。辜正坤则带有更加明显的忠实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来翻译《道德经》。辜译本很好的传播了中国特色文化,丰富了目标语言的内容和形式。(4)《道德经》乃至所有文化典籍的翻译应该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求同存异”应是各国译者应意识到的文化交流的准则。即使译者使用归化翻译并没有实行文化霸权的目的,大量使用归化也不利于文化的传播及中西平等对话的建立。总之,在将弱势文化中具有浓厚文化韵味的文本翻译为强势文化语言时,保留原文特色的异化翻译能起到抵抗目标语文化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作用,有助打破差别,传播源语文化特色。在外国文化中找本国文化影子的归化翻译,不利于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之间进行平等对话。最后作者认为要发挥翻译在输出中国文化中的作用,翻译典籍的过程中应以异化为主,尽量传达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尽量传达原作的异语语言形式,尽量传达作者的异常写作手法。本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为导论部分,扼要介绍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和文章的基本结构。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综述,包括对后殖民主义的定义、发展、代表人物及代表著作的介绍和评价；第二部分是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综述,对后殖民翻译理论家的代表作、归化异化及该理论的局限性进行了评介；第三部分是《道德经》英译本的国内外研究综述,介绍了国内外《道德经》英译研究的视角及成就和不足。第三章介绍了本研究的语料收集和研究方法。本论文以韦利和辜正坤的《道德经》译本为语料,并收集了《道德经》中32个实例,运用对比分析和归纳法,结合定性定量分析来从后殖民主义角度对比分析二者翻译策略及技巧的异同及原因。第四章是本文的主体,主要从语言、文化、风格三方面收集了32个实例来对比分析《道德经》韦利译本和辜正坤译本译文的翻译策略及翻译效果。第五章总结了两译本的翻译技巧及策略,通过定量分析总结两译本的异同,并从后殖民翻译视角探讨了造成二者不同的原因及两译本的优劣及对目标文化的影响。第六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总结了本研究的发现以及启示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