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在三权分置的背景下,学界往往关注个体层面或制度层面对农地流转的影响,而未考虑到农村家庭的阶段性特点所导致的劳动力配置差异。本文基于社会化小农的分析框架,利用848份农户调查数据,采取Heckman二阶段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随着小农日益卷入社会化分工体系,家庭内部的劳动者劳动收入能力与消费需求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演变发生变化,促使小农通过家庭劳动力有效配置以获取最大化的货币收入,导致了不同的农地流转决策。具体而言:在农地流转的需求方面,家庭生命周期显著影响了小农的农地转入行为和农地转入率。第一,与以往研究中发现的家庭生命周期在农地转入或规模经营意愿呈“倒U型”分布不同,考虑到家庭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劳动力与消费力”变化,新构建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在转入农地概率与农地转入率上呈“M”型态势,劳动力受约束阶段的抚养I期、负担I期与赡养期比较多转入农地,其转入农地需求和扩大农业生产的概率较高;第二,对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类别间的t检验进一步表明,基于农村女性化的客观现实,按照儿童照顾对女性劳动力产生的“母职惩罚”为依据,对家庭生命周期进行划分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第三,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影响其农地转入的因素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农地流转的供给方面,总体而言,家庭生命周期对农地的转出行为和农地转出率影响不显著。由于社会化小农的行为动机是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其理性选择为亦工亦农,降低农业生产规模,因此大部分的小农参与到农地转出的决策,导致了回归结果未能形成差异。尽管如此,研究发现劳动能力未受到限制的抚养II期和稳定期,其参与农地转出的行为发生概率要显著低于其他周期,这与以往家庭生命周期对农地转出的“U”型分布不同,农地的转出行为概率呈现出“W”型的分布状况。最后,影响各个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农地转出行为的因素也显著不同。总体而言,抚养I期、负担I期与赡养期较多参与了农地流转,即参与农地转出也参与农地转入;抚养II期与稳定期较少参与农地流转;起步期、负担II期与空巢期是农地流转的主要供给方,较少参与农地转入。最后,本文为避免样本自选择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采用Heckman二阶段计量模型进行处理,提高了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并通过更换计量模型确保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基于以上研究发现,本文认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重点要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农村家庭采取差别化对待,特别是政府在鼓励年轻人返乡就地就业创业等政策上应该瞄准不同周期精准施策。社会化小农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演变,其行为与动机受家庭货币支出压力的约束,表现为差异化的农地流转决策。本文认为识别农村家庭的异质性,不仅对我们回答农村中“什么家庭在种地”和“什么家庭来种地”这一现实问题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培育农村农地流转市场,实现农地资源的有效配置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