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医学与生物技术的进步和提高,人们在有效治疗和防御疾病的同时,也要应对非法人体试验、操纵基因、滥用生殖技术等伦理挑战。这不仅需要有效掌握高新技术领域的走向,还要为健康事业制定适宜的保险政策,并为之提供道德基础,生命伦理学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广泛发展起来的。西方生命伦理学从上个世纪以来对各种涉及医疗问题的技术、实验、政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伦理评估,使其成为一门囊括学理性指向与实践性指向的学科。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各种理论流派在规范性理论与生物医学实践中呈现相当复杂的冲突,多元文化共识必须在统一规范的伦理原则框架之内才能达成。而当代生命伦理学原则是评价生命科学与医疗保健的框架,在规范应用伦理学的意义上,原则的功能不是提供具体的行为指南,而是为规则和判断提供最普遍、综合性伦理支撑。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主流生命伦理学派在原则主义基础上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研究范式,包括比彻姆、邱卓思的“四原则”与恩格尔哈特的“允许原则”。中国生命伦理学伴随时代步伐,吸收借鉴国际成果的层面上立足本国国情,及时对技术伦理问题进行研究,融合本土化生命伦理学传统思想,逐步搭建起统合义务论与效用论的当代生命伦理学研究平台。基于此,本文的内容分四章展开:第一章从生命伦理学与医学伦理学的关系入手,提出生命伦理学作为医学伦理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在应对医学高新技术中共同理论难题的同时,也在文化价值的意义上思考生命年限的延长与生命质量的提高。进一步提出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内涵,分析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与争论,指出确立生命伦理学原则决策框架的必要性。第二章基于理论背景、具体内容以及效用情境,来充分阐释比彻姆、邱卓思的“四原则”。他们在综合分析经典伦理学体系的各种原则后,推出作为初始义务的四原则无法为具体行为提供直接指导,需要运用成本、风险和利益的权衡形成更为细致的分析方法,在尊重自主原则与公正原则的限制下,进行成本—效益分析（CEA）、成本—利益分析（CBA）以及风险-利益分析（RBA）,以确保不伤害原则与有利原则的效用。第三章从道德多样性、理论内涵及文化价值几个方面论述恩格尔哈特主张的“允许原则”。启蒙的失败与理性的抽象法则无法为现代生命伦理学提供具体的道德情感,进而无法提出充满内容的道德原则。以允许原则为基础在道德分歧间进行可能的道德商谈,通过行善原则指导不同主体行动,可以确保道德共同体层面上的公共政策与国家权威。第四章通过对比“四原则”与“允许原则”的路径异同,总结出作为生命伦理学原则,二者都体现出对方法论追求以及原则与境遇的结合的实际应用。在此借鉴意义上,中国生命伦理学不仅可以在美德与公正相互涵养的基础上形成惠及民生的医疗体系,也可以在传统文化资源中探索生命伦理学的本土形态。总的来说,学者们对于建立普世的生命伦理学原理、原则,以及是否存在全球性生命伦理学持不同观点,这使得原则主义不断遭遇合法性与实践有效性的双重考验。但面对世界范围内诸多相似的伦理问题,当代生命伦理学依然需要诉诸普遍有效的伦理原则与伦理价值的认同。在此背景下,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应积极探索公共道德基础与传统文化资源,为本国政策与制度的完善提供伦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