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施行后,经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共同探索,该制度发展逐渐成熟,在节约司法资源、提升诉讼效率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然而通过收集2021年度H省X市检察机关办理的认罪认罚上诉案例,运用实证分析法,对认罪认罚后的上诉率、抗诉率、法院判决结果等进行比对统计分析后不难发现,由于缺乏明确、具体的上诉法律规制,认罪认罚上诉在司法实践层面还存在被告人滥用上诉权、自愿性保障不足等问题,不仅浪费了日渐紧张的司法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公信力,有悖于该制度设立的价值目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子系统,而其在适用过程中之所以出现各种上诉问题,根源在于与母系统的刑诉制度有着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在主观上,被告人存在侥幸心理,甚至利用“上诉不加刑”原则恶意上诉以达到拖延诉讼进程的目的;在客观上,由于值班律师制度的不健全,被告人得到的有效法律帮助比较有限,致使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了解不够深入,从而引发认罪认罚自愿性及真实性无法确保的问题。另一方面,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主导者,检察机关还存在诸如量刑建议不扎实、职权主义心理作祟、示证措施不健全等履职不规范的现象。针对学界争议较大的被告人在认罪认罚案件中上诉允否的问题,从保障上诉权利和约束公权滥用的角度出发,应当允许上诉;但考虑设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并借鉴域外经验,则应对滥用上诉权进行限制,因而宜采“上诉限制说”。针对实务界讨论激烈的检察机关“以抗制上”正当性问题,从被告人与检察机关权利和权力的“矛”“盾”样态,以及法检两院量刑权的分配冲突等角度考虑,针对无理由上诉的“以抗制上”是有必要的。立足于现行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现状,解决当前我国认罪认罚上诉问题可从如下方面着手:一是建立上诉审查制度,将“程序限制说”与“条件限制说”有机结合,从审查范围、条件、主体及程序等多角度对认罪认罚的上诉进行审查限制。二是针对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中存在的诸多履职不完善的问题,应以提升检察自觉为根本,慎用抗诉权,并从明确告知义务、构建示证程序、精准量刑建议、程序全程留痕、统一类案法律适用标准、监管案件质量等方面规范检察履职行为。三是应完善值班律师制度,对认罪认罚的被告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从源头降低其上诉的可能性,以确保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目的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