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能系收购万科、融创举牌金科、恒大系A股“扫货”、京基进攻康达尔等“野蛮人进攻”式敌意收购屡见不鲜,反收购措施的合理性也逐渐被业内人士所认可。2018年《公司法》修改后第一百四十二条第六款规定:“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利益所必需,上市公司可回购股份”。由此,打开了我国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制度的新大门。鉴于此,有必要构建我国上市公司防御式股份回购法律制度。当前我国上市公司防御式股份回购面临的主要困境主要表现在:其一,事前的制度困境,即《公司法》对“上市公司防御式股份回购”规定模糊,而沪深规则对“上市公司防御式股份回购”限制严苛;其二,事中的实践困境,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行为极易导致内幕交易发生,存在潜在操纵市场的风险;其三,事后的救济困境,即债权人权益受到侵害时难以得到保障,普通股东诉讼救济成本高。从“防范敌意收购的风险”、“维护公司股东利益”和“消除公司控制权的威胁”的作用来看,我国上市公司防御式股份回购法律制度构建具有必要性。上市公司通过“回购股份”行为足以有效防御敌意收购。而新《公司法》修改后新增了“维护上市公司价值”条款,即存在上市公司收购防御决议机制的法律基础,可见构建我国上市公司防御式股份回购法律制度存在制度上的可行性。鉴于此,我国上市公司防御式股份回购的法律规制应从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维度展开:一方面,明确上市公司防御式股份回购的事前法律规制,即明确上市公司防御式股份回购的决议程序,规范上市公司防御式股份回购的资金来源,限制上市公司防御式股份回购的数量及价格;另一方面,明确上市公司防御式股份回购的事中法律规制,即禁止内幕交易行为,并区分操纵市场行为;再一方面,明确上市公司防御式股份回购的事后法律规制,即完善我国上市公司防御式股份回购的库藏股制度和股东诉讼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