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前我国老龄化问题愈加严重。而与城市相比,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则更为明显。在农村,伴随着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打工潮”,大批农村青壮年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老年人则留守农村,那么在未来的养老问题上,一方面,养老主体与养老客体距离的增加,导致农村“养儿防老”的实际作用弱化;另一方面,外出务工者在性别上呈现出的“男多女少”的特征,以及伴随着农村留守女性社会进步和经济地位的逐步提升,导致更多农村多子女家庭中的“女儿”逐步地参与到父母的养老过程中来,并最终导致原来“儿主女辅”的家庭养老模式逐步发生变化。本文在社会性别理论和代际交换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陕西省榆林市J村的实地调研,系统分析了农村多子女家庭女儿参与养老的基本状况,探索了农村多子女家庭女儿在养老过程所面临的困境,并尝试从个案工作入手来探索社会工作介入的可能路径。研究发现:首先,在农村多子女家庭女儿养老现状方面,参与调查的女儿中,有高达83.9%的人选择了参与父母养老;其次,在农村多子女家庭女儿养老的方式方面,主要包括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情感慰藉和医疗照护;最后,在农村多子女家庭养老的模式方面,包括自我养老、儿子养老、女儿养老及儿女轮养四种类型,其中女儿养老的模式主要为儿主女辅型、儿女共担型、儿女轮养型、女儿负责型,分别占比38.69%、29.17%、15.48%、16.67%;多子女家庭中女儿参与父母养老的人数远高于未参与的人数;女儿参与养老的方式更加多元化,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情感性支持;女儿参与养老大多是与家里的儿子相互配合,独自承担父母养老的情况较少,这与我国一直以来“养儿防老”的思想有关。通过问卷和访谈对农村多子女家庭女儿在养老中面临困境的实证调查发现:农村女性在经济地位和家庭地位都有所提升的基础上,或主动或被动的参与到父母的养老中,但也面临着经济有限（75.6%）、距离太远（61.31%）、时间不足（55.95%）不被认可（41.07%）、没有实际继承权（39.88%）及能力不足（36.9%）等方面的困境,具体表现为为传统性别观念排除了照顾父母的主体地位、“从夫居”的传统提升了照顾父母的时间成本、单系继承增加了照顾父母的不公平感、经济附属性降低了照顾父母的决策权及多重角色要求降低了照顾父母的质量等,女儿在养老中存在的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困境成为制约她们进一步参与父母养老的重要因素。通过对访谈资料的评估,选取一名问题较为综合、改变意愿强烈的案主,经过七次个案服务,协助案主缓解情绪问题,挖掘支持资源,建立支持网络,学习家政技能,融洽了案主的家庭关系,增加了案主的经济独立性,提高了案主参与父母养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整个个案探索中也丰富了“抚养——赡养——回报”的代际交换理论。但家庭系统理论的缺失及个案服务时间较短、次数有限,导致本研究推广性较差是本文的重要缺陷,与此同时,实务探索中女儿养老对公婆及农村整体养老资源的影响并未做深入全面的分析,这将是今后农村女儿养老研究的主要方向。总体而言,本研究运用个案工作介入农村多子女家庭女儿参与养老困境的实务探索,对于发挥农村女性自身优势和潜能,以更加独立的主体参与父母养老,增加老年父母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实现女儿与父母的良好互动具有重要意义,为缓解农村地区养老资源不足提供了一个新的实践视角,丰富了社会工作介入农村问题的领域。同时,个案介入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与案主建立的平等专业关系,对于进一步深化农村地区“男女平等”理念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