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经验研究--基于马克思-新卡莱斯基模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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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领域关注的经典问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呈现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一般趋势,尤其是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不仅处于较低水平,而且在1996-2007年间下降速度非常明显,虽然在2008-2015经历了一定的上升,但其绝对值依然相对较低。这种现象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大量文章围绕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与变动趋势进行研究,而事实上,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历史背景中,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最终需求因素也在发生新变化,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亟待转变,因此劳动收入份额作用于经济增长体制的理论机制和经验表现同样值得更深刻的探讨。与此同时,构建普惠性、共享性的发展,优化投资结构、创新驱动增长愈加成为改革的共识。十九大以来,我国政府多次强调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要协调,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本文的研究重点即放在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上,从需求机制和生产率机制两个角度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动能调整进行探索,为顺利实现“两个同步”提供经验论证。
  马克思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分配与增长问题上突出工资对消费(需求)和对生产效率的作用。在经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力价值由社会与经济因素决定的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消费资料价值确定,抑制劳动力价值虽然直接增加了资本所获的剩余价值,但是却为剩余价值实现和持续的再生产制造了危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亦强调需求对供给的关键性作用,意味着工资不仅是成本因素,更是需求动能,其中新卡莱茨基学派的研究,基于劳动收入份额对总需求的影响,区分了“工资领导型”和“利润领导型”两种增长体制。
  本文正是立足于马克思经济学分配与增长理论和新卡莱斯基模型,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动力关系进行理论梳理,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本文的理论框架,重点考察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选用我国30个省级区域1995-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基于2008年前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与投资比重经历了转折性变化的考虑以及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本文分别对1995-2017、1995-2007和2008-2017三个时间范围内劳动收入份额可能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需求机制和生产率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需求机制表现:1995-2017和2008-2017年间我国国内需求和总需求机制均为“工资领导型”;1995-2007年间我国国内需求机制为“工资领导型”,总需求机制为“利润领导型”。(2)生产率机制表现:各时期范围内实际工资水平上升和产出规模增加均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卡尔多-凡登定律的事实特征。(3)两种机制共同作用之下的经济增长表现:1995-2017和2008-2017年间,劳动收入份额提高的总需求效应和生产率效应均为正;1995-2007年间劳动收入份额提高的总需求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为负。这意味着当我国的总需求机制呈现“工资领导型”特征时,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不仅提升了总需求,还会进一步推动劳动生产率增长,即验证了收入分配-需求-生产率之间正向的推动机制;反之当“利润领导型”总需求机制运行时,随劳动收入份额提高,总需求减少,并通过总需求的减少一定程度抑制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潜能。
  考虑到不同国家收入分配、经济结构与增长动能的差异,本文选取与中国贸易关系较密切的美国、英国和韩国,对其1995-2017年间国内需求和总需求的驱动力进行经验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和英国的国内需求和总需求均属于“工资领导型”,而一度倚靠出口驱动模式赶超发展的韩国,其国内需求属于“工资领导型”,但总需求属于“利润领导型”。近年来,伴随传统生产领域的全球市场竞争加剧,“出口驱动”的稳定性和潜能下降,“利润领导型”体制的国家愈加面临持续增长乏力的困境,此时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为主的需求驱动和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的创新驱动,是当前经济局势下多数国家较为合理的选择,进而形成“劳动份额上升-总需求增加-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
  相比较既有研究,本文较为完整地梳理了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卡莱茨基学派在相关领域的对话,在研究框架搭建和经济学模型建构中力求清晰地呈现分配对于需求机制以及生产率机制的可能作用,是经典理论模型化、实证化的尝试。同时本文对美、英、韩三国进行需求机制经验检验,进而将中国与他国经验作出了比较研究。从而全面对当前经济背景下改善收入分配-需求扩张-生产率提高之良性互动作出了探究,为“工资领导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可能性与实现机制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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