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再次强调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同时强调了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推出“四万亿”计划，宏观杠杆率大幅上升，形成了杠杆率增速较快且结构不平衡的特点。目前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在经济增速变缓的压力下，结构性去杠杆显得尤为重要。在结构性去杠杆的过程中，把握好各部门杠杆之间的影响机制，才能把握好“结构性”。通过分析部门间的溢出效应，制定精准的“手术刀”政策，避免“一刀切”。
　　本文首先对宏观杠杆率进行统计描述，分析变动、增速、国际间对比情况。中国总体杠杆率经历了1996至2008缓慢上升、2009至2016年快速上升、及2017至2019年趋于平稳三个阶段。中国宏观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主要在于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过高，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主要在于国企杠杆率过高。
　　理论部分，本文结合各部门杠杆率变动的影响因素、杠杆率本质、前人文献，通过逻辑分析定性推导各部门杠杆相互间的溢出机理。居民部门通过减少储蓄扩大内需途径对其余部门产生负溢出效应；非金融企业部门通过吸引消费投资对居民部门产生正溢出效应，通过隐性担保人对政府部门产生正溢出效应，政府部门通过政策示范吸引投资对其余三个部门产生正溢出效应，金融部门通过资金流入对其余部门产生正溢出效应。
　　实证方面：采用“债务/名义GDP”衡量宏观杠杆率，政府部门采用BIS数据，其余部门采用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数据，分三个时段，将各部门杠杆率增长率作为内生变量建立三个VAR模型。结果如下：居民部门的负溢出效应在第一、三阶段对企业部门显著，在第二、三阶段对政府、金融部门显著；企业部门的正向溢出在第一阶段对居民部门显著，在第二阶段对政府部门显著；政府部门对居民部门的正溢出效应在第二、三阶段显著，对金融部门的正溢出效应在一二三阶段均显著，对企业部门溢出效应不显著；金融部门对居民部门的正溢出效应在第三阶段显著，对企业部门的正溢出效应在第二、三阶段显著。
　　实证补充了理论，使得溢出机制更加完善，同时体现了中国去杠杆政策行之有效：政府部门对企业部门的正向溢出被挤出效应抵消，最终无显著溢出效应；第二阶段，僵尸企业问题导致居民部门对企业部门的负溢出效应不显著，第三阶段僵尸企业问题得到解决，居民部门对企业部门的负溢出效应再次变得显著；第三阶段隐形担保人问题得到解决，企业部门对政府部门正溢出效应不再显著；金融部门资金在第二阶段主要流向企业部门，在第三阶段流向企业与居民部门。
　　根据各部门溢出效应理论研究以及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了进一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深化国企改革，增强政府职能等政策建议。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四个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分三个时段，理论机制与实证结果相结合研究了中国宏观部门间杠杆率的溢出效应。此前关于部门间影响机制的研究仅涉及实证，或仅涉及一两个部门。
　　本文局限主要有两点：一是本文数据样本量较少，二是本文溢出效应机理部分以定性分析为主，后续可以在机理部分尝试更丰富的理论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