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史上,爱德华·W·赛义德是一个无法从人们的视线中绕开的重要人物,他的代表作《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开了后殖民主义的先河,为后殖民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赛义德作为一名巴勒斯坦裔的美国人,作为西方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同时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切头衔都与他复杂的文化特性有关系。赛义德虽然从小接受西方教育,随然年龄的增长,他把毕生的奋斗目标放在解放巴勒斯坦民族和人民上,揭露西方和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侵略和丑恶行径之上。赛义德不主张故步自封的理论,主张理论要联系社会和现实,理论旅行,这样才能经受住时空的考验,这与他是一名世俗知识分子有关。本文从政治特性、社会特性、地域特性来探讨赛义德及其著作的文化特性。除了早期创作的《康拉德与自传体小说》《开端：意图与方法》《世界·文本·批评家》,赛义德的作品都带有浓厚的政治特性。他以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探讨了一些名家在名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帝国主义倾向。赛义德作为一名强权政治的坚定反抗者,他清楚什么是东方,东方只不过是受制于西方霸权支配的空洞的能指,同时他认为产生东西方这种关系的原因之一是文化与帝国主义的结合,表现为媒体日益丧失应有的道德感与良知,无耻地听从于权力,服务于权力。赛义德实际上受到马克思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把其理论作为自身作品的理论依据,尤其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运用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分析了大量西方经典文学作品,指出东西文化对立的缘由。在社会特性这一章中,探讨了赛义德的世俗知识分子角色,世俗知识分子必须脱离学院那套标准化体系,要从心灵上或者行动上去流亡,流亡者的命运可能很悲惨,但他们追求这种心灵的自由感,把一种固定、统一和内在的文化思想观念转变成一种没有藩篱、去中心化和流亡的力量。赛义德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似乎很少见,这确实有一定的原因,跟他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有关。他指出东方国家的女性受到西方和男性的双重压迫,处于西方权力话语和性别权力话语的边缘。赛义德作为巴勒斯坦裔的美国人,在身份上感到强烈的地域性。他是一个多重身份的人,他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身份,他的身份总是那样飘忽不定。他虽然是一名美国人,但他总是站在巴勒斯坦人民一边,抵抗着美国的霸权,抨击美国媒体报道的巴勒斯坦缺乏最基本的事实依据。正因为赛义德的多重身份,正因为赛义德的坚定的抵抗性,正因为他作为后殖民理论的奠基者,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学术界的关注。中国的学者自然而然地把它拿来运用到反抗西方话语中心当中,弘扬中华文明,我们不能盲目地“拿来主义”,方面中国学术界要摆脱西方文论的约束,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另一方面反对二元对立,又要反对西方文论的中心地位,既要重视西方文化的价值,又不能忽视其不好的地方。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运用赛义德的理论为中国的文化建设做出贡献。在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中,我们要确定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并积极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交流对话,以建立具有内在张力的稳定文化基础来反抗西方文化霸权,超越西方思维和中国思维的对立,尽可能实现多种思维的融合。西方中心主义已成为过去,现在需要的是对话交流的开放模式,来寻找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和民族文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