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个人生活和就业决策的基本单位,从家庭视角探讨城市移民问题具有必要性。家庭化流动态势下,移民就业质量的新老问题交织,国家倡导“高质量发展”及城市户籍制度放开背景下探讨家庭化流动对城市移民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及性别差异有重要意义。基于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筛选北京、上海、广州相关样本,分析超大城市移民的流动模式、夫妻流动顺序以及单维度和综合就业质量的特征,构建回归模型探究家庭化流动对城市移民就业质量的影响以及性别差异;基于定性访谈探讨影响机制,关注移民主客观就业质量。对比全国及其他地区样本的同类研究,揭示超大城市研究的特殊性。主要结论如下:（1）超大城市中已婚已育移民的家庭化流动特征是移民大多与核心家庭成员共同居住并且大多与配偶同时流动;（2）分析就业质量的群体差异发现,较年轻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移民可能仍具有“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城乡二元结构在流入地存在深刻烙印,乡-城移民就业质量较低;（3）从流动模式与综合就业质量的关系看,不论男女,核心家庭成员或再加上父辈三代共同居住的移民综合就业质量最高,单独流动次之,仅夫妻二人共同在流入地最低;（4）夫妻流动顺序与综合就业质量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男性移民中先行者综合就业质量最高,而女性移民的综合就业质量不会因其相对于配偶何时流动而有明显变化;（5）流动模式对移民单维度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家人在流入地的陪伴对男性的影响更多表现在收入水平上而不影响其是否就业,访谈得知,当子代和父辈都在超大城市共同生活会激发男性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激励其追求更高收入的工作;对女性的影响更多表现在就业参与上而不影响其收入水平,与丈夫和孩子共同居住的女性就业几率最低,她们可能秉持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所以“流而不工”,而对于在超大城市已实现就业的女性,人力资本对其收入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6）针对全国范围的同类研究发现以家庭形式在流入地的移民的就业质量低于独自流动者,但大城市中若有更多的家庭成员陪伴则就业质量更高,这可能与大城市的进入门槛和生活成本较高有关;（7）访谈得知,虽然仅夫妻二人居住的移民客观就业质量最低,但他们的主观就业质量以及生活质量未必最低;虽然还存在一定比重的未就业女性移民,但这一定程度上是衡量了家庭与事业后的主动选择。基于以上发现,本文认为要从国家制度正视城市移民就业和家庭发展的双重需求,在超大城市郊区落户政策不断放开背景下推动城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考虑城郊移民二元化结构特征对郊区新城未来发展的影响,最终通过多方努力提升城市移民的主客观就业质量与举家生活质量,促进城市移民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