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循方志编撰与文学活动之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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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循在经学、数学等领域的建树,使得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忽视了其方志学与文学的成就。实际上,焦循在方志学与文学领域都有代表著述,其《北湖小志》《雕菰集》等均为人所称道。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越来越关注焦循方志学、文学的研究。台湾学者何泽恒《略论焦循之史学》专节阐述焦循的方志理论及其与章学诚之关系,对拓宽研究焦循方志学角度很有价值。刘瑾辉《焦循评传》单章专述焦循古文、诗歌与文论特色,并分析了其文学研究不深的原因,对焦循文学成就作了较为全面的叙述。但始终未有分析焦循方志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身处清代方志学与文学联系愈加紧密的乾嘉时期,焦循以文人身份加入修志事业,在不断的碰撞交融中,其文学交游、创作等与方志编撰慢慢产生关联,形成其既具时代共性又具个人特性的方志编撰与文学活动之关系。本文以焦循方志编撰与文学活动之关系为研究对象,触及前人从未深论的领域。主要以焦循《北湖小志》以及其现存文学作品为研究材料,通过跨学科研究对焦循方志编撰与文学活动的相互关系与表现作出较为系统的梳理与研究。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简述焦循生平及其著述。焦循秉承忠厚待人、文学传家的家训,为人诚笃、平和、孝友、勤学。他虽学识渊博,却科举坎坷,无缘仕途。焦循在父亲与嫡母逝后,作为长子,为扛起家庭重任,坐馆授徒、游幕治学。他中年归隐北湖,用心著述,以疾而终。焦循治学涉及经学、数学、方志学和文学等多个领域,著述广博,成就颇丰。《易章句》《加减乘除释》《北湖小志》《雕菰集》等均是其代表作,意义颇大。其提出的“本经文实测”“性灵经学”“以算求理”“随类取入”“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等观点,识见精卓。第二章概述焦循方志编撰与文学活动之关系。从清代方志编撰兴盛原因、盛况表现及其与文学活动关系三方面阐述这种关系的产生背景。清代方志编撰兴盛之因主要有以下四点:清廷统治需要、前代修志遗风熏染、官吏立功需要和文人立言渴望。清代方志编撰的盛况体现在志书种类最齐全、志书数量最庞大、志书质量多上乘、作者来源最广泛、方志理论最精深等方面。清代方志编撰与文学活动的密切关系体现于创作主体的同一化、创作思想的互溶性以及实践中方志编撰与文学创作的统一性。本文整理了一百余位清代著名方志文人及其典型方志代表作,以便直观地了解当时撰志者兼具文学家身份的突出现象。同时,本章从思想与实践两方面说明焦循自身的方志编撰与文学活动关联基础。在思想上,经世致用与性情说在焦循方志编撰与文学活动之关系中具有融通性。焦循重视诗文的社会功用和方志的劝世教化作用,并注重文学与性情密切联系,这在《北湖小志》有全面体现。在实践中,焦循的文学交游与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方志印迹;同时,其方志编撰亦具文学色彩,突出体现于方志材料选择与撰志手法运用,特别是《北湖小志》中述评结合的论赞形式。第三章论述焦循方志编撰影响下的文学扩容。这种文学扩容展现在三方面:文人交游的扩展、创作题材的丰富与史学趣味的增加。焦循因为方志编撰而扩展交游,其内容由探讨志书编撰到其他学术交往以及日常生活来往。焦循的方志编撰丰富其文学题材。其诗文内容,一方面,包含方志家较为偏爱的山川地理、自然景物(花草树木)、风土民俗等;另一方面,包含与方志相关事件,如《里堂札记》中四十封信扎,吐露焦循真挚心声,亦可窥见其时文人方志交往情形。焦循文学创作中史学趣味的增加突出体现于词作中,他后期喜于词中稽古,在词后自注时融入学术考证过程,流露出重征求实的方志思维。第四章归纳焦循文学活动对其方志编撰的影响。焦循方志编撰采录文学作品秉承博览精核与随类而录的原则,且焦循自作之文对其方志编撰具有借鉴意义。焦循《北湖小志》述评结合的论赞形式体现了鲜明的文学色彩。其“焦循曰”式论赞侧重平实、自然,字句精炼,形式灵活且具有文学辑佚功能。此外,焦循在《北湖小志》中勾勒出从王纳谏开启兴盛局面,由范荃师门一脉而下,众多文人名士共同参与下的北湖文学兴盛史。总之,本文拟通过方志学与文学综合研究的方法,以焦循方志编撰与文学活动之关系的剖析为例,以期揭示在清代方志兴盛发展背景下的方志编撰与文学活动关系,为清代方志研究与文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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