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近年来,“行政黑名单”制度在我国的行政监督管理领域应用颇广,且监管效果良好。而“惩罚性行政黑名单”作为“行政黑名单”的最常见样态,是行政机关公开披露和曝光企业或个人的违法违规或者失信记录,并通过相应权利限制进行惩戒。但对其法律性质的界定在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主要存在“行政处罚说”和“行政过程论说”的分歧。法律性质的分歧也导致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缺乏程序规范、是否列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裁判不一,可获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年来,“行政黑名单”制度在我国的行政监督管理领域应用颇广,且监管效果良好。而“惩罚性行政黑名单”作为“行政黑名单”的最常见样态,是行政机关公开披露和曝光企业或个人的违法违规或者失信记录,并通过相应权利限制进行惩戒。但对其法律性质的界定在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主要存在“行政处罚说”和“行政过程论说”的分歧。法律性质的分歧也导致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缺乏程序规范、是否列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裁判不一,可获得的国家赔偿远远不足以弥补损失等诸多法律困境。本文通过对“惩罚性行政黑名单”法律性质两种学说的评析,试图得出“惩罚性行政黑名单”的负面信息披露属于行政处罚的“声誉罚”,而其相关权利限制部分属于行政处罚,部分属于行政管理措施的结论。并通过对全国2018年、2019年与“行政黑名单”相关的行政案例进行归纳整理、点评分析,找出目前“惩罚性行政黑名单”存在的法律困境,进而提出通过创建新的行政处罚种类,将其纳入行政处罚体系来实现立法规制,并通过严格的告知程序和退出机制来完善程序规制,最后通过将“惩罚性行政黑名单”纳入目前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体系来实现司法救济。
其他文献
“孤证不能定案”规则虽然不是我国法定的证据规则,但是其作为我国司法证明的传统规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孤证不能定案”规则业已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金科玉律”,但是学界和实务界对“孤证不能定案”似乎都处于当然接受的状态,而缺乏相应深入的省思,以至于学界对此缺乏系统性的研究而实务界则存在不同程度的误用情况。因此,尤有必要在对“孤证不能定案”规则的规范意蕴进行释解和规则背后的
在法治社会建设当中,民间组织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伊始,市场经济、政治体制为民间组织的生长和发展提供基础条件,社会互助传统为民间组织的生成提供社会资本。民间组织作为社会自治的组织载体,在推动法治社会建设过程当中具有秩序建构的功能,能够通过制定自治规范实现对内的秩序规范并补充微观社会领域的秩序要求,能够通过检举、诉讼等方式协助法律的实施,组织社会秩序。其作为社会中间层,能
翻异别勘制度是宋代刑事审判过程中特有的一项法定程序,“翻异”指在刑事诉讼中,犯人推翻原来的口供或临刑称冤;“别勘”即对翻异案件进行重新审理,重新审理的方式分为“移司别勘”和“差官别推”两种。翻异别勘制度的实施对于预防冤假错案的发生,维护宋代司法公正及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了慎刑恤狱的司法审判原则,代表着我国古代司法制度的进步与发展,对后世影响极大。本文以史为据,先行梳理宋代翻异别勘制度的起源
“治国之道,实由家治也”。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关系到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大事。习近平自主政以来就非常重视领导干部家风,并在许多重要场合及会议上就领导干部家风建设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了许多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习近平领导干部家风建设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揭示了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内在规律,全面阐释了家风
仲裁作为现代纠纷解决的重要方式,因其自身的便捷高效、高度意思自治等优势,不仅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的民商事主体的青睐,也获得了世界各国（地区）立法的普遍认同。但由于仲裁制度自身的固有缺陷,在仲裁过程中仲裁权被滥用或者当事人的不正当行为,都会导致仲裁裁决结果的不公正。当仲裁当事人用尽仲裁救济手段却依然无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时,就需要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人民法院仲采取必要的手段来监督和纠正仲裁裁决,以实现对当
瑕疵股权受让人追偿权是我国公司法领域在增加受让人为有限公司瑕疵股权转让后出资责任承担主体的基础上,赋予受让人的可向转让股东追偿的权利。这一追偿权的明确使得公司法在加强对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同时,不至于忽略瑕疵股权受让人的利益,为股权受让人提供一定的救济途径,是我国公司法发展史上较有意义的一次创新。然而,由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8条初次确立瑕疵股权受让人追偿权,相关规定过于简略,对于原股东抽
金融期货市场向来以高风险、高杠杆著称,加之我国现阶段期货投资市场中个人投资者占比高,投资群体整体普遍呈现投资经验与风险把控能力缺乏样态,我国金融期货市场信息不对称现象尤为严重。因而如何构建科学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实现投资市场资源优化配置成为期货市场投资者投资利益保护的关键所在。对此,我国证监会、金融期货交易所、期货业协会业已制定一系列的规范性文件,但实践中投资者适当性制度仍存在制度内容笼统空泛,投
随着金融供给侧改革进一步深化,我国银行业整体经营环境发生重大改变,部分中小银行由于资本不足、经营不善等原因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在此背景下,为了更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我国正大力推进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而接管作为一项已被各国实践证明能够有效化解银行危机的制度,在其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在我国对包商银行进行接管的过程中,暴露出许多值得我们进行深刻反思的问题,尤其是因程序性规则缺失所引发的非透明
民事审限制度是我国法院在面对司法效率性问题下的产物,也是一项以防止诉讼迟延为目的的民事诉讼程序管理制度。审限规定以要求法官在一定期限内结案的方式来防止法院迟延裁判,进而实现防止诉讼迟延的制度目的。在我国诉讼模式由职权主义转向当事人主义的过程中,审限制度逐渐暴露出其存在的结构性和功能性缺陷。审理期限在立法上体系化以及合理性不足,实践中基于法院本位所形成的审限管理又催生出法官的失范行为由此侵害了当事人
在我国债权让与规则体系中,“债权让与禁止约定”是对债务人利益最高程度的保护规范设计,但由于我国法律规定并不完整,这一规则在具体适用中存在不同的解释空间,尤其是在对其法律效力的解释上,司法裁判与学说论争中均形成了多种观点。对此,《民法典（草案）》几易其稿,并进一步区分金钱债权与非金钱债权的让与禁止约定,作出了不同规定。本文立基于我国司法裁判观点与域内外学说见解,并结合《民法典（草案）》的规定内容,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