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加重责任制度起源于美国金融机构监管实践活动中。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金融危机造成美国存款机构大量破产,导致了联邦存款保险基金的损失。因此,为了避免清算陷入财务危机的存款机构,保护存款保险基金免于损失,监管机构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向不能清偿债务的子公司注入资金或者向存款保险基金或者赔偿因子公司经营失败给公共债权人（例如存款人）所造成的损失。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动用了大量的财政资金来救助那些陷入破产危机的大型金融机构,引发了人们对道德风险的关注。以实力来源为核心的商业银行股东加重责任在危机后银行业全面的监管改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避免存款保险基金的损失到抑制银行股东道德风险、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维护金融系统的整体安全,股东加重责任制度功能实现了从单一到多元化的发展。商业银行股东加重责任超越了传统有限责任制度下股东的责任边界,增加了银行主要股东在银行危机时的救济义务和银行失败以后损失分担义务,没有改变以有限责任为基石的公司制度,不属于无限责任,而是有限责任在商业银行领域适用的特例。加重责任制度最根本的法理属性是银行股东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控股股东或大股东基于其对商业银行的控制权和收益权获取了超额利益,导致了其权利义务失衡的现状。赋予商业银行股东加重责任,能够改变其权利与义务失衡的现状,是抑制银行股东道德风险、改善银行公司治理的有效途径,也是维护金融系统整体安全的一项制度。随着我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必然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完善银行危机处置与救济机制具有现实的必要性。民营银行“自担剩余风险”的金融实践开启了一种新的监管路径和银行危机处置与救济措施,属于股东加重责任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民营银行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一套从发起设立到破产清算完整的商业银行股东加重责任制度体系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但是也面临着诸多问题。我国商业银行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现实情况决定了股东加重责任不能简单地一体化适用于所有商业银行,而是应当根据一定的标准来分层逐级地扩大加重责任的适用主体,直到所有银行一体化适用。我国商业银行股东加重责任的立法活动应当在我国现有立法的基础上展开,将股东加重责任融入到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实现其与现有法律制度的衔接。此外,如何与其他银行监管和危机处置措施实现有效衔接也是我国股东加重责任构建过程中需要直面的问题,只有不同制度之间相互协作、共同配合,才能实现化解银行危机、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的监管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