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芑孙的《读赋卮言》是乾嘉时期颇具识见的赋论专文,其不囿于前人琐碎的摘句批评,而堪进于辞赋“体性”的思考,并专题叙述赋源、赋体、赋法,具有极强的理论系统性,彰显出学者的意识。首先在考论赋史源流上,王芑孙提出“荀屈并祖”的观点,突出了荀赋在《诗》体向散体大赋转变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其虽承认赋自《诗》出,但已不再拘守于《诗》学本位的立场,提出“别子为祖”说,将荀子和屈原并称为赋之“近祖”,视《诗》为“远祖”,试图将赋与《诗》相疏离。结合具体创作观之,王氏所言宋玉赋兼综荀赋与屈骚,相如从荀法合乎一定的实情,然二人赋体的风格更直接来自于战国诸子散文,可见王芑孙缺乏文体发展的综观视野。其次在诗赋辨析上,王芑孙基于文体的角度将赋体脱离于诗学体系,指出赋体铺陈叙物的本质,由此揭橥赋既不像诗具备容涵情感的空间,也迥异于诗尚“理趣”的“清虚之赏”,既跳出了情本论的诗学标准,亦率先从“理”的角度辨析诗、赋的差异。句式上,王氏不仅意识到五七言对诗、赋界限的消解,并指出这类句式无论是单字着力的结构、抑扬顿挫的节奏还是整炼的句法风格均与赋体散缓的铺陈不侔,以此厘清诗、赋之体制特征,建构起诗赋异趋的文体论。最后在论赋的创作上,王芑孙受桐城派“以古文为时文”的影响,不拘限于绵密精细的技法之学,提倡以意为主的古文文法及章法结构,同时打破律赋以四字紧句起笔的陈规,提出以散语长句破题,追求古朴自然的审美风格。然其尊古亦不废律,其对唐律赋官韵体系的系统归纳,以及虚字着力的押韵之法都是颇有见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