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是资本市场的驱动力,信息效率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上市公司不仅受到投资者的关注,其关注度还受到分析师的影响。分析师利用其自身职业专长,将对行业和公司的专有信息通过发布研究报告、向买方机构路演等方式转化为投资评级、盈利预测等可用于投资决策的估值定价内容,引导资源自由流动,提高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在分析师发声的方式中,研究报告为其公开展示研究能力和投资观点的形式,因此分析师是否发出具报告、在何时出具报告、报告的内容和观点是什么能引起上市公司关注度的变化。IPO是公司进入证券性市场的入口,发行政策直接决定了市场的有效信息含量、定价效率几何、有无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以及是否能够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国外资本市场多采取注册制,而我国基于早期计划经济,IPO的发行制度有着浓烈的行政色彩,在将近30年的证券市场发展历程中,我国的IPO制度几经变化,在多重政策目标间摇摆不定而呈现出紧-松-紧-松-紧-逐步过渡注册制的演变历史。随着注册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IPO定价制度的顶层设计在逐步加强,参考国外的IPO全定价流程,研究估值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而这正是分析师的用武之地。现有的文献大多直接研究IPO定价制度与新股定价效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则认为IPO定价制度影响证券市场的路径之一还在于影响分析师所在的信息市场效率,即影响上市公司关注度,具体来说则是IPO定价制度的放松与严格将影响分析师是否出具新股报告与否、出具报告的时间为何。本文将分析师的价格发现功能具体划分至新股询价以及次新股估值两部分,以形成完整的从一级市场到二级市场的全链条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最终得出以下四点结论:1、IPO定价放松时,分析师在新股上市前因具备询价功能而倾向出具新股定价报告,上市公司关注度高;而IPO定价管制期间,分析师为避免声誉受损、同时受到监管层、券商内部投行业务的压力下而保持沉默,上市公司关注度低。2、分析师在二级市场延续了来自一级市场的沉默期,IPO定价管制期间上市公司的关注度低于放松期间,即对次新股的覆盖也明显少于IPO定价放松期间,一方面分析师乐于追踪已覆盖公司,主要原因为分析师期望通过持续跟踪保持与买方机构和上市公司的交流以获取收益和私人信息;剔除新股已覆盖后结果仍然一致,则表明了分析师信息发布市场上存在着一定的羊群效应。3、IPO定价管制下,无论是在上市前还是在上市后一年内,上市公司来自于大券商的关注度减缓地更少,即大券商相对小券商更倾向于发布新股报告或首次覆盖报告以保持信息的领先优势。且本文将上市后一年的时间延长至一年半后,结果出现了反转,即相比于IPO放松期间上市的公司,大券商的分析师反而对在IPO定价管制期间上市的公司出具更多的研究报告。这一部分说明了大券商分析师对市场的追踪更为广泛和领先,同时或许IPO定价管制确实导致了部分新股估值低估,而大券商则更有精力或能力来实现对新股的覆盖。4、通过添加上市公司营收市占率的调节变量,龙头公司在新股发行和二级市场上受到分析师明显地“追捧”,上市公司的关注度明显提升,并且能够部分缓解IPO管制对分析师发声的抑制效果。通过组间系数差异检验可知,分析师在管制期间在二级市场对龙头公司的青睐程度提升,吸引了更多的分析师发布研究报告。一方面是由于龙头公司受到市盈率限制的作用强度将远高于一般企业,因此其具备强烈的估值低估,且龙头公司对于特定板块来说承载着行业的诸多特性因而本身具备研究价值以丰富分析师对行业的了解。另一方面IPO管制之下,分析师因避免声誉受损以及询价功能的缺失而保持了在上市前的噤声,但由于龙头公司的收益要价远高于其成本,分析师在二级市场上倾向于发布研究报告来传递信息而获得收益并展示其研究能力。从贡献和创新角度看,本文在理论上从分析师新股覆盖角度分析了IPO定价制度对上市公司关注度的影响,在实践中上能够为监管层提供借鉴意义,包括IPO制度的设计和执行上,如何充分发挥分析师的价值发现功能,以及如何管理分析师职业使其保持职业的独立性、客观性来维护市场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