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犹太文学作为美国文学的重要分支,其文学成就和文学价值有目共睹。事实上,在早期的美国犹太文学中,犹太戏剧在美国文坛的影响力比小说和诗歌更大。尤其在十八世纪晚期美国族裔剧团出现后,犹太裔剧团被认为是美国族裔剧团中最突出的一个。和其他族裔戏剧一样,当时的美国犹太剧作家们也主要反映美国犹太移民在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上,与主流文化之间疏离和同化两难的尴尬处境。进入二十世纪,美国社会无论在经济还是意识形态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生活方式、思想意识都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截然不同。无论是物质消费还是文化消费上,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对国家、社会和家庭都产生了许多不确定的、难以预测的风险,也引发了审美标准的变革。随着第二代、第三代的美国犹太移民不断地融入主流社会,新生代移民和后裔,在语言、生活方式、宗教习俗、价值观上大都入乡随俗、与时俱进,发生了改变,他们在美国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也随之节节上升。新生代移民及其后裔生活的改善与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使他们的生活视野和胸襟境界更加开阔。所以,对美国犹太戏剧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种族歧视、种族身份被边缘化的层面上,否则会显得过于简单、片面,也不尽符合当代美国犹太人的现实生活状况和文学创作的实际。作为少数族裔群体,种族、身份的问题固然有,但不能忽视这些问题的产生和解决,仍然离不开美国这个大环境,不能脱离美国社会自身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每每遇到的迷茫、困厄和矛盾冲突的复杂历史背景。也就是说,必须把犹太戏剧的研究放在美国的历史语境下,才能作出较为全面、中肯的阐释和理解。事实上,无论是犹太族群,还是其他少数族裔群体,他们和其他美国人一样,都参与并见证了美国国家的建立与发展。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从整体上说,少数族群更多地是受到来自主流社会的歧视和压迫,但即便是在少数族群内部,由于经济状况、社会地位、道德标准和价值不同,每个人对美国的理解往往大相径庭。从人的本性上看,人的生存和生产实践活动,都落脚在对自身的关怀上。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人类整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面对全面异化的现代西方社会,米歇尔·福柯主张要消灭科学话语给主体带来的危险。而建立一个和谐民主的社会,必须首先确立人的生命权力。福柯以“关怀自身”为终极目标的生存美学观,正是以自我为目标塑造个人的生活原则和生存的自我文化。他从权力、知识、主体三个方面入手,剖析其中的规则、管理技术、伦理道德,以及自我的实践活动,呼吁个人在与生活的博弈中获得更为自由的生存空间,创造适合自身的生存美学。本论文以福柯权力、知识、主体三个观点为框架,借助其他学者的相关理论,以社会历史发展的时间为顺序,分析近一个世纪犹太族群在美国生存、奋斗、抗争、发展、融合的生活经验和历史现实。论文中选取的作家,无论性别,在美国,乃至世界文坛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所选取的剧本不仅在体裁上兼具悲剧喜剧,在内容上也具有丰富的文学意义和研究价值,题材上也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二十世纪各个时期美国的社会特征,以及美国犹太人和其他美国民众的生活状况。二十世纪初,正值美国经济转型时期,无论是女性、少数族裔群体和所有社会底层被边缘化、被剥夺权力的人都在为争取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权益而斗争。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福柯在他的权力观中进一步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规训和惩罚的社会。全景敞视式的规训和治理方式已不仅仅发生在监狱、学校、军队等规训场所中,更有可能发生在诸如普通家庭中等不易被人察觉的地方。同为左翼作家的美国南方犹太女剧作家丽莲·海尔曼和克利福德·奥第茨创作的《小狐狸》和《等待莱弗蒂》,诠释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金钱和权力资本对个人和家庭的侵蚀和规训技术在现代的发展。无论是家庭的管理,还是国家的统治,无论从集体到个人,权力干涉无处不在。剧作家们呼吁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不同种族的人,只有突破权力关系网络的束缚,才能实现自身的自由和发展。特别是因资本的剥削和劳动的异化而赤贫的劳苦大众,只有抗争才能夺回被资本家剥夺的生命权力。二战之后,尤其在六十年代左右,受女性主义、民权运动、反文化主义等层出不穷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普通大众对这些新奇知识一知半解,对生活产生认知上的偏离,导致欲望和人性的扭曲,引发了个人和家庭的悲剧。这个时期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和尼尔·西蒙的《俗丽丽人》反映了在社会、历史不断发展和变化中,人对知识的理解受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影响,被纳入到各种权力关系中,并最终影响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状况。剧作家试图告诉读者,在现代西方社会,知识已经与权力紧密关联起来,成为了权势与地位的象征。底层小人物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严重贫乏的状况下,受到自身认知能力的局限把自己的身体当作资本、当作崇拜和消费对象,是一场很奢侈、很危险的生存游戏。只有当知识和权力相结合而产生出权力-知识,才能用自我的生存技术去改变自己的思想、行为和生活方式,摆脱困境,达到快乐的生存状态。二十世纪末是一个更加关注“自我”的时代。包括美国犹太人在内的许多美国人不断地探索如何摆脱现代主体性的束缚,成为真正具有生命权力的主体。在此社会背景下,大卫·马梅特的《奥莉安娜》和托尼·库什纳的《天使在美国》从话语权和身体两方面阐释“人”到“主体”的变化过程。话语是主体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主体不仅用话语进行自我解释,同时主体的思想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不同话语的规范和制约。主体间在经济、等级、种族等背景上的差异,影响话语权的争夺。而身体中的性态,让主体和社会、政治、文化密切关联。文本中的主体们由于疏离或超越了当时主流的习俗规范和道德理念,幻想一个乌托邦的现实存在,被视为“不正常的人”。生存美学是一种生存实践的美学,关注的正是人类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元素。只有当主体能掌控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表达自己的各种诉求时,主体才能获得自由。对权力、知识、主体的探究,归根结底都是关于“人”的问题,而生存是人最首先的任务。人在现实生活中创造、劳动、交往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生存艺术。“关怀自身”不仅仅展示道德行为主体与他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同时也是运用自身的生存技巧,以便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中,享受到尽可能多的自由和快感。这些在所选的剧本中都有生动而具体的反映,正是每部剧中人物的生活实践丰富了生存美学的表现和意义。本论文分析了在二十世纪不同阶段,不同历史背景下,主体对自身生存环境和体验的不同诉求。美国犹太人在经历了生活的苦难后却依旧热爱生活,在体验生活残酷艰辛的过程中拥抱生活、认识生活,既认识了自我,也提升了自我。在美国多元文化的语境下,他们与其他民族共生共荣,见证了美国社会历史的变迁。在不同的时期和社会环境下,为适应时代的发展不断地改变生存策略和生存技艺,创造出自身的生存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