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动力工资不断上涨，企业用工成本持续增加的背景下，学界掀起了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是否丧失了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内陆地区是否具有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能力的讨论。实际上讨论劳动力成本优势不仅要考虑工资还应考虑生产率，因此学术界相继采用了平均劳动生产率和边际劳动生产率来调整劳动力工资(本文分别叫单位劳动力成本和边际劳动力成本)后认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工资持续上涨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单位或边际)劳动力成本优势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持续增强，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单位或边际)劳动力成本优势才逐渐减弱。
　　本文认为，单位劳动力成本指标中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包含了多种要素(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对产出的贡献，却不能将某一要素对产出的边际贡献提取出来，只能从总体上把握制造业优势。使用边际劳动力成本指标的做法，虽然能提取劳动力对产出的边际贡献，却也通过假设资本的收益率等于边际生产率，简化并忽视资本要素的边际贡献。
　　事实上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体”，即使是流动性强的资本要素在国家内部也会存在差异，因此，本文放松对资本的假设，假定资本收益率还是在国家内部地区间没有变化，而边际资本生产率在地区间存在差异。由此构造能同时考虑劳动力工资、资本收益率、边际劳动生产率和边际资本生产率的成本优势指数，该指数是对边际劳动力成本的扩展，因此本文研究也是对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优势研究的一次扩展。另外为保证研究的实效性，本文选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同时又因为该数据库问题较多，本文创新数据的处理方法，从而得到更优质的数据，为研究奠定了数据基础。
　　本文同时采用单位劳动力成本、边际劳动力成本和成本优势指数，共同探究中国(各地区)制造业(劳动力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得出以下结论：
　　(1)本文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无限劳动供给说预测不一致的是，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这里为折算后的实际工资)一直在上升，但经过(平均或边际)劳动生产率校正后，(单位或边际)劳动力成本整体上出现了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过程，即在2008年之前，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在增强，2008年之后，劳动力成本优势才逐渐减弱。另外，中国八大地区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同样存在先增强而后减弱的过程，只是各地区开始减弱的年份略有不同。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2)若使用本文构建的成本优势指数来衡量，即以边际资本成本作为基准调整边际劳动力成本后，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也可以说中国制造业的资本成本相对于劳动力成本来说一直具有优势。同时，这种优势也存在于国内各地区、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间。
　　(3)中国各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成本优势指数具有从南向北、由东到西逐渐衰减的趋势，这从一个侧面验证了雁行型态理论。具体来说，即中西部地区具有利用(边际)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潜力，沿海地区则可以通过产业转移回笼资金，进而利用资本成本的优势来推动产业升级，这就为沿海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可以说这在小国之内是难以想象的，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不同于小国的大国发展模式。当然中国各地区间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成本优势指数整体上也具有由东向西梯度衰减特征，而且衰减程度比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更为明显。
　　(4)本文通过与已有研究进行对比，不仅验证了已有文献的基本结论，而且通过构建成本优势指数还有新的发现。按三大地区分类的已有研究认为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下降速度很快并和中部地区一起在承接产业转移上有劳动力成本优势，这与本文的结论基本一致，此外，通过对三大地区成本优势指数的考察，本文发现，在东部逐渐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同时加深了资本成本的优势，因此东部地区抓住时机进行产业升级是适宜的，同时，中部地区相较于西部地区来说承接产业转移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更大。若按六大地区进行分类，同样得出了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可行性，以及沿海地区产业升级的迫切性结论。
　　最后本文依据以上分析结论提出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