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于1982年开始建立债券市场,此后发展迅速。经历了2015年信用债的改革,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信用债券在债市中占据的比重越来越高,然而相比较国债等利率债,信用债存在着较大的违约风险。2020年是债券市场不平静的一年,我国信用债先后经历了疫情恢复期的牛市,以及货币政策收紧期的短暂熊市,年底的多只信用债暴雷更是把债市推向了风口浪尖。因此,如何利用货币政策对债市进行有效调控,合理控制债市的相关风险显得至关重要。目前,我国央行已开发多种结构化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并且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债券“破刚兑”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研究结构化的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如何作用于各中介变量最终对债券利差造成影响,对于我国经济增速换档和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债券市场的健康稳健发展。本文选取央行2013年创设的常备借贷便利（SLF）和中期借贷便利（MLF）为研究对象,选取基准利率和信贷增长率作为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的代理变量,分析新型货币政策工具通过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对信用债利差的影响。首先,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论证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信用债利差的利率传导渠道和信贷传导渠道的显著性,同时分析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其次,通过SVAR模型的结构化脉冲响应函数研究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信用债利差影响随着时间变化的特征;最后,通过GARCH模型综合研究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能否有效的降低信用债利差的波动性。本文最终研究发现:SLF和MLF均能通过信贷传导渠道和利率传导渠道影响信用债利差,同时利率传导渠道的强度大于信贷传导渠道;SLF能够在短期内对信用债利差造成持续的负向冲击,MLF的影响效果持续时间更长;SLF能够有效的降低短期信用债利差的波动,对中长期限的债券调控效果较为薄弱,而MLF能够显著的降低中长期债券利差的波动,对短期债券的调控效果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