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报导的恶性校园欺凌事件凸显出社会的持续关注以及我国对其进行治理的必要,即将生效的《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修订）》专门定义了“学生欺凌”的概念,并要求学校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但目前我国并无规范校园欺凌的专门法律,相关防控工作缺乏具体的细则指引,各项防控措施还处于探索展开阶段,并无成熟应对方案。我国校园欺凌存在着普遍性、危害性、隐蔽性的基本特点,大量欺凌事件隐蔽于学生群体中,不能得到及时介入,我国已逐步建立起未成年人受侵害强制报告制度,并在各地方具体实践中取得一定成效。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与其他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有类似之处,存在着发现难、干预晚的问题,在已有现实基础之上,构建校园欺凌强制报告制度成为解决“发现难”问题的思路。构建并完善校园欺凌强制报告制度,需要首先确定其立法思路。应在关于未成年人立法的总原则下,以全方位反欺凌为立法目的,明确界定“校园欺凌”的概念,强调积极干预,力求权责清晰,由政府进行资源统筹调配,协助学校落实具体政策。根据前述立法思路,构建起校园欺凌强制报告制度的基本制度框架,包括责任主体范围、报告形式、报告时限及报告内容、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对报告者的保护。基于全方面反欺凌的目的,将强制报告的责任具体到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工作人员,设定责任机制,未报告或虚假报告的主体将承担行政责任。同时,对报告者给予个人信息保密和善意报告免责的保护方式。此外,规范报告后的衔接程序,包括对欺凌事件的调查和处理。调查程序强调主体的明确和调查规范的完善,可以依据欺凌类型和后果的不同,采用中高风险分级方式,从而对应不同的调查主体和处理模式。调查过程始终遵循信息保密和全面调查的基本原则,由学校和公安等机关分别承担不同的调查处理责任,相互协助,有序衔接,共同实现校园欺凌防治专业化、常态化。同时,强调加大对受欺凌者的救济保障,尤其需要重视其法律权益保护和心理康复援助,向其释明法定诉讼权利并提供专业的心理救助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