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奇诺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对十五世纪佛罗伦萨的历史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哲学思想和著作一直是史学家和哲学家们研究文艺复兴文化的重要课题之一。十九世纪,艺术史学家开始重新构建艺术史脉络并审视艺术与其它包括哲学在内的学科之间的关系,但斐奇诺这一人物常常不被纳入艺术史研究中。史学家们普遍赞同斐奇诺对哲学和文化的影响,但对于斐奇诺是否影响艺术创作这一问题仍存争议。因为他并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艺术理论家。基于这一争议,二十世纪两位艺术史论家提出了打破学科界线的新的“艺术科学”研究方法,将斐奇诺纳入艺术史的研究范围,承认其对艺术创作和发展的影响。斐奇诺的确与艺术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斐奇诺在其信件和作品中明确表达了视觉艺术的尊贵,他重视视觉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并将绘画提升到与算数、几何等与智力相关的技艺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这一思想与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艺术家、理论家阿尔贝蒂以及达芬奇不谋而合。另一方面,十五世纪绘画创作的巨大改变与斐奇诺的某些具体哲学和宗教思想是有一致性的。因此,为了理解斐奇诺在文艺复兴艺术研究中的重要性,该论文从斐奇诺的具体哲学观点出发,例如关于美、灵论、视觉经验等概念、结合具体的绘画作品,从选题视角、观看视角、表现视角等方面分析画家创作视角与斐奇诺哲学思想的一致性。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十五世纪佛罗伦萨的整体文化背景,新柏拉图主义的兴起,美第奇家族对推动这一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斐奇诺这一人物的生平、主要作品和对当时以及后世产生的影响,突出其在哲学、宗教以及其它领域的贡献,尤其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文化中重要的地位。第二部分分析了斐奇诺与艺术的关系,除了之前提到的学术界的争议,这一章主要论述了斐奇诺对于“视觉”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的认知,以及斐奇诺如何将绘画的地位由低下的匠人手艺提升到与“七艺”同等重要的地位。第三部分是本论文的重点,结合了斐奇诺的具体哲学思想和绘画作品。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以充满符号和隐喻等象征意义的元素为特点,其表现之一就是古典神话与基督宗教的结合,这与中世纪时期基督宗教占绝对统治地位、排斥异教和古代神学的状况是截然不同的。斐奇诺对古代神学和诸神持接纳的态度,他认为这些与基督宗教都有着共同的精神来源,共同目的都在于净化人的心灵、引导灵魂回归上帝。因此,斐奇诺将古代神话纳入了基督教的教义中,为古典神话赋予浓厚的哲学和基督教的涵义。除此之外,论文的另一重点在于分析绘画中的透视技法与斐奇诺哲学思想的关系。文艺复兴时期对透视法的挖掘和运用其实有着更深层的哲学涵义,体现了个人的视角和宇宙整体的关系,绘画不再是简单的平面创作,而是人、视觉经验和整个宇宙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体现。斐奇诺在其重要著作《柏拉图神学》中,将个体的灵魂认为是宇宙的中心,可以连接高等级的上帝、天使和低等级的属性、形体。而具有理性灵魂的人在宇宙空间和时间中的活动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也肯定了人在绘画创作中视角的重要性,为透视法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此外,透视法也被赋予象征意义。例如在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1416-1492)的《鞭笞耶稣》和拉斐尔(Raffaello Sanzio,1483-1520)的《雅典学院》中,不同时间的灵魂被置于同一空间之中,画面在空间上是处于中心位置,而在时间上是偏离中心的。事实上,在斐奇诺的宇宙等级中,附在身体中的灵魂随可以根据人的活动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改变,这被定义为人的视角,即灵魂视角。而处于高一等级的天使是“不动”的状态,可以同时捕捉到所有的事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十一世纪就出现于巴格达的透视法并没有影响到具有多个灭点的巴格达绘画——他们采用的是天使视角。文艺复兴全人达芬奇将透视法运用到了极致,此时被摆在宇宙中心位置的人与整个中世纪以来的神权中心发生了冲突,而达芬奇则试图用透视法平衡人与上帝、灵魂与天使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笔者得到的结论是,斐奇诺关于灵魂、爱情、人与宇宙的关系等方面的哲学思想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绘画则通过选题、表现方式和选用的技法直接或间接地反应了斐奇诺的观点。由于篇幅的局限性,此论文只分析了斐奇诺思想对绘画的影响,但事实上除了绘画,斐奇诺也对其它视觉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其灵魂观和冥想观直接影响了米开朗基罗的创作,成为艺术家的灵感来源和理论基础。此篇论文可以作为未来继续深入研究此课题的出发点。另外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绘画,或是艺术,不仅仅是一种表达形式或是材料、技法的简单混合,而是思想的外化表现,展现了某一特定时期的整体社会文化思想。因此,艺术不能仅仅被局限于自己的领域,艺术史也毫无疑问应该与哲学、政治、宗教等以跨学科的方式进行研究,这也体现了最初瓦尔堡和潘诺夫斯基的打破学科界线的艺术史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