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的]本研究旨在探讨吸气峰值流量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关系,对PIF指标与其他临床资料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对重-极重度的COPD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将各患者的PIF与其使用装置的最小及最佳PIF进行对比,回顾临床医生是否遵照《稳定期慢性气道疾病吸入装置规范应用中国专家共识》为患者选择了最佳的吸入装置,由此来规范临床医生对吸入装置的选择。[方 法]我们对2020年10月至2021年10月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诊治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患者及健康体检的人群进行回顾性研究分析。本研究共纳入135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及54名健康体检人群,记录患者使用的吸入装置。分析对照组、COPD组之间PIF是否存在差异;根据肺功能检查中气流受限的不同程度,将COPD患者分为轻-中度组和重-极重度两组,记录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性别、BMI、吸烟史、病史年限、肺功能结果（PIF、PEF、FEV1%pred、FVC%pred、FEV1/FVC、MMEF75/25）及血清白蛋白、血清前白蛋白、淋巴细胞、血红蛋白,分析PIF与临床资料的相关性和临床价值;对重-极重度的COPD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将慢阻肺患者的吸气峰值流量与正在使用的装置的最小吸气流量及最佳吸气流量进行对比,回顾临床医生是否遵照《稳定期慢性气道疾病吸入装置规范应用中国专家共识》为患者选择合适的吸入装置[1]。因要评估患者最佳使用设备能力的关键呼吸参数是指通过设备阻力下检测的吸气峰值流量（PIFdev）。由于检测方法复杂,不易在临床中开展,且数据不易获取,国外研究者根据转换器及数据分析后,可以得到用常规肺功能检测所需的最小及最佳PIF值[2-4]。由此来分析患者中未达到装置所需最小吸气流量与最佳吸气流量的人数比率。[结 果]1.本研究纳入135名COPD患者和54名健康患者,两组在性别、年龄、吸烟史中无统计学意义（P＞0.05）。PIF及PEF在两组间的比较中具有统计学意义,COPD组的PIF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COPD组的PEF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将COPD患者根据肺功能检查中气流不同受限的程度分为轻-中度组74名,重-极重度组61名,两组患者与对照组在性别、年龄、吸烟史中无统计学意义（P＞0.05）。PIF及PEF在各组间的比较中具有统计学意义。重-极重度组的PIF低于对照组和轻-中度组,对照组与轻-中度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两组间比较PEF,轻-中度组与重-极重度组的PEF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轻-中度组PEF低于重-极重度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相关性分析显示,PIF与年龄、病史年限呈负相关（r=-0.170、-0.271）,与 BMI、PEF、FEV1%pred、FVC%pred、FEV1/FVC、MMEF75/25、血清白蛋白、血清前白蛋白呈正相关（r=0.195、0.696、0.569、0.556、0.364、0.535、0.201、0.220）。4.对重-极重度气流受限的COPD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病史年限和低水平的PIF、PEF、FVC%pred、MMEF75/25是COPD出现气流严重受限的危险因素。5.在使用准纳器（?）装置的12名患者中,有1名患者（8.33%）未达到准纳器（?）所需的最小吸气流量,有6名患者（50.00%）未达到准纳器（?）所需的最佳吸气流量;在使用都保（?）装置的50名患者中,有13名患者（26.00%）未达到都保（?）所需的最小吸气流量,有45名患者（90.00%）未达到都保（?）所需的最佳吸气流量;在使用比斯海乐（?）装置的57名患者中,有10名患者（17.54%）未达到比斯海乐（?）所需的最小吸气流量,有10名患者（17.54%）未达到比斯海乐（?）所需的最佳吸气流量;在使用易纳器（?）装置的58名患者中,无患者（0%）未达到易纳器（?）所需的最小吸气流量,有6名患者（10.34%）未达到易纳器（?）所需的最佳吸气流量。[结 论]1.慢阻肺患者存在PIF的下降,尤其在重-极重度组明显降低。2.PIF 与年龄、病史年限、BMI、PEF、FEV1%pred、FVC%pred、FEV1/FVC%、MMEF75/25、血清白蛋白、血清前白蛋白呈相关性。对于无法行肺功能检测的老龄、女性或营养低下的慢阻肺患者应尽量避免选用高阻力的吸入装置。3.PIF下降是COPD出现气流严重受限的影响因素。4.临床上仍有部分患者因吸气能力的降低未能达到装置本身所需的流量,因而在选择装置时应充分评估患者的P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