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礼记》学基础相对薄弱,历来学者对其也多持轻忽的态度,然而元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在《礼记》学史上也有其特殊地位。这一时期享有盛名的《礼记》学家是吴澄和陈澔,他们《礼记》学的代表作分别是《礼记纂言》和《礼记集说》。这两部著述,对后世《礼记》学发展有较大的影响,经过时代的披沙拣金,流传至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整个时代《礼记》学的特点。目前学界对元代《礼记》学的研究并不多见,故而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整理研究十分有必要。从政策转变来看,元代推行了一系列政策促使学术有着与其他朝代不同的特质。从学术风貌的角度上看,元代《礼记》学研究既受到了宋代理学思想及宋代疑经改经学风的影响,同时还基于元代注重求实、追实尚用以及调和性复古的学术风貌,这些原因促使元代的《礼记》学具有独特性。从对吴澄《礼记纂言》和陈澔《礼记集说》的文本梳理与比较分析上看,《礼记纂言》体现了吴澄重构《礼记》、对汉唐注疏的继承与调整、疑改经文、疑改旧说、自立新说的解经特点;《礼记集说》体现了陈澔汉宋兼采、简明扼要、独自解释立说、疑改经文、求是存疑的解经特点,其中吴澄重构《礼记》、自立新说以及陈澔独自解释立说无不体现出一种创新思想。另外,吴澄、陈澔二人各自独特曲折的人生经历以及学术历练也影响着他们各自的《礼记》学研究,吴澄《礼记纂言》和陈澔《礼记集说》分别凝聚着二人独特的《礼记》学思想。吴澄认为礼是源于人情的,并且以中节为度,以礼修身需要以持敬为主,同时礼的作用巨大,教人以礼可使其明庶物人伦,治国以礼可定天下之序;陈澔主张制礼应取法于自然,应以人情为本,也应该因俗而变,同时礼与乐结合能更好地教化人心。可以说《礼记纂言》与《礼记集说》思想形成及成书具有特殊的思想渊源和社会背景。通过进一步分析比较,可以发现这两本书无论是在解经特点还是在对《礼记》思想阐释上,都有其相似之处,比如都做到了汉宋兼采,不盲从他人之说的同时对于一些经文错简也大胆指明,在一定程度上都突出了礼的重要性。这些相似之处恰恰表明了元代的《礼记》学具有无门户之见、通俗易懂、尚实用的特征,对元代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元代《礼记》学的独特风格及成就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礼记》学著述不少借鉴元代,有些甚至在元代的研究成果上作进一步探讨,或是补充元代《礼记》学著述的遗漏之处,或是纠正其错误之处。总之,以吴澄和陈澔为代表的元代《礼记》学在《礼记》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