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区域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已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阻碍了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进程。为攻克这一难关,党中央根据我国国情和不同区域具体情况,制定了包括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等。众多战略中,西部大开发战略于2000年起正式实施,国家和地区也相继出台了各种政策支持西部发展,包括税收扶持、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引进和对外开放等方面。西部大开发实施21年里,地区的经济总量、发展活力和综合实力都得到明显提升。目前,西部大开发正处于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并有了新的使命和目标。党中央、国务院在2020年5月发布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提出西部地区要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的新格局,表明西部大开发战略已迈入新的阶段。在此节点上,对西部大开发21年取得的成就、带来的效应、存在的缺陷和所需要的优化调整进行总结分析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探究西部大开发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净效应,在归纳总结政策内容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评估的逻辑框架,并使用熵权Topsis法合成了经济发展指标。本文以1994-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法从整体上评估了西部大开发政策净效应,并对三个分项指标产业结构、就业水平和对外开放的政策绩效进行评价,检验了其作用机制和区域异质性,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最后总结了当前西部大开发政策存在的效益和缺陷,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本文的主要研究结果有:（1）将构建好的经济发展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对政策交互项进行回归时发现,中央和地方政府一系列的政策优惠为西部地区发展注入了动力,西部大开发政策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然而在衡量分项政策效应时,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甚至对产业结构转型形成抑制作用。（2）通过探究政策的作用机制发现西部大开发政策使得地区基础设施水平充分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明显改善,而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并不明显。（3）分析异质性后发现西部大开发效应存在地区差异,在经济总量高,人民生活较富裕-的省份,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更明显。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西部地区要主动转变发展观,资源不等于经济,正确处理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变革依赖资源和能源的发展模式,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注重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提升西部内在发展动力和科技创新水平,推动西部地区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2）西部大开发未能有效推动西部地区内部均衡发展,地方政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政府不能“唯GDP论”,要注重西部地区的整体利益,更要敢于打破以有的利益格局,循序渐进、坚持不懈地推进各项改革。（3）西部地区应扩大进出口,与“一带一路”相配合,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与周边国家形成良好的贸易合作关系。（4）国家应对西部地区建立长期有效的援建机制,继续加大政策优惠和资金投入,使西部地区实现可持续、协调发展。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拓展性工作在于:首先,在研究视角上,本文构建经济发展指标对西部大开发的整体净效应进行了评估,并分析评价了其产业结构、就业水平和对外开放方面的政策绩效。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内生性问题是政策评价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传统的检验方法无法对经济政策进行客观评估,因此,本文采用准自然实验,设置了对照组和处理组,使用双重差分法有效解决了内生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