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悬置在公司侵权人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股东派生诉讼一直被视为股东维护公司利益的一大利器。自2005年设立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以来,我国派生诉讼案件数量逐年上升,由初期的零星案件发展为每年百余案件的状态,其制度功能初见成效。然而,在关注“量变”的同时,更应考虑“质”的因素。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存在不当诉讼泛化、滥诉风险激增等问题。现行制度无法充分发挥阻却不当诉讼的效用,致使大量无价值诉讼进入审理程序,不仅浪费司法资源,还会侵扰公司的经营秩序甚至损害公司利益,这无疑背离了派生诉讼制度的立法初衷。针对上述问题,应在股东派生诉讼中设立庭前司法审查制度,对不当诉讼加以规避。庭前司法审查制度是法院在案件进入正式审理程序前对原告及公司进行审查以决定诉讼是否继续进行的前置性程序,具有相应的附属性、程序性与实体性的特征。一方面,其以权利制衡理念、诉讼经济效益理念、禁止权利滥用理念、诉讼正当性审查理念为依托,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其以降低滥诉风险、维护公司独立人格、维护利益平衡为出发点,是完善我国派生诉讼制度的现实需要。就比较法层面而言,各国股东派生诉讼中均在不同程度上适用庭前司法审查制度,为我国的制度构建提供了模式借鉴。综合考量域外审查模式与我国制度现状,我国宜适用以特别诉讼委员会模式为主,辅以二阶段审查模式、诉讼许可模式以及法院驳回模式的审查模式。具体而言,股东派生诉讼中庭前司法审查制度应从如下方面加以构建:首先,应坚持司法干预与公司自治相平衡,诉讼激励与约束机制相结合的原则,保障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其次,在程序设计上应与现行民事诉讼制度相结合,形成集通知程序、审查程序、异议程序为一体的审查机制。其中,审查程序为司法审查的核心所在。依据审查对象不同,其包含对原告与公司两方面的审查。最后,从原告与公司两个层面对审查程序加以细化。对于原告的审查,应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明确对其主体资格、证据以及前置程序履行情况的审查标准。对于公司的审查,应以赋予公司提出终止诉讼之请求的抗辩权为前提,明确公司可依据被告身份的不同组成诉讼委员会,由诉讼委员会向法院提出终止诉讼的申请,法院应在审查诉讼委员会独立性的基础上,综合考量公司利益、股东利益、社会利益等内容作出是否继续诉讼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