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是构建网络强国和美丽中国的先决条件,剖析并识别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中国实现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与发展方式高质量转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近年来,伴随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新建,城市间“信息桥梁”愈发畅通,经过数据编码的知识得以借力数字化优势,以更低成本于城市间自由流通,提高了创新要素的溢出效率。且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创新要素的区际流动存在明显的空间知识溢出现象,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那么,“包容性绿色增长”作为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延伸化理念,城市间知识流动又能否促进其显著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又能否通过知识流动而赋能城市经济包容性绿色增长?这些问题在现有研究中并未得到应有关注,均是本文迫切所求的内容。本研究立足于“宽带中国”政策实施这一典型事实,致力于厘清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知识流动与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关系的理论机制,探索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基于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文章首先构筑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直接影响框架,以及知识流动在两者关系间发挥中介作用时的间接影响框架。进一步地,利用2003～2019年中国284个城市面板数据,借助多类经济地理学方法刻画了主要变量的时空现状。最后,在理论研究与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由“宽带中国”政策效应评估展开,通过多种计量经济模型探讨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知识流动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效应、传导机制与空间外溢现象,主要内容与结论如下:（1）运用文献推演和逻辑演绎法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知识流动与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理论研究。本文在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知识流动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系统回顾了经济增长、知识流动与新经济地理学等相关理论。进一步地,依据上述理论构筑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直接影响框架,以及知识流动在两者关系间发挥中介作用时的间接影响框架（传导机制框架、空间外溢框架）,以此为后文研究开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框架指导。（2）借助多类经济地理学方法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知识流动与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等核心变量进行了测度与时空现状分析。本文将“宽带中国”战略视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外生政策冲击,并利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非期望产出的Super-EBM模型对知识流动与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利用经济地理学多类方法分析主要变量的时空现状。研究发现,知识流动与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较为契合“宽带中国”政策实施节点,且两者在空间演进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趋势特征,这从现实维度再次印证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知识流动与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之间具备某种潜在关联,后续有必要将三者纳入统一范畴而开展实证研究。（3）利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直接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以“宽带中国”政策为表征的数字基建是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与效率“齐升”的重要助力,且该结论不受“异质性处理效应”的影响。同时,“宽带中国”政策实施在非资源型城市、高知识禀赋城市更能发挥比较优势,且消费互联网（数字金融）与工业互联网（工业智能）的形成完善能够从不同维度加速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进程。（4）通过考虑内生性的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多重中介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对知识流动的传导机制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知识流动是数字基建赋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核心机制,通过方言多样性指数、地形起伏度等工具变量的内生性识别后结论依然成立;障碍因素分析显示,地理距离的现实壁垒、文化差异与制度障碍等隐形壁垒均是阻碍城市间知识流动的障碍因素;物理渠道解析表明,在“宽带中国”政策影响下,知识流动可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与“刺激创新创业”两类渠道来间接促进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微观途径剖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在微观层面上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进而为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奠基,其中,“人力资本集聚”、“模仿与学习”、“投资与贸易往来”、“研发合作与联盟”等知识流动的微观途径均是数字基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间接传导机制。（5）基于空间杜宾双重差分模型对知识流动所引发的空间外溢现象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知识流动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影响下,数字基建对周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且不同区域、不同城市群表现出了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另外,相对于交通基建或数字基建的独立效应,“交通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协同效应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在以下方面进行了创新性尝试:（1）理论框架上,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知识流动与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拓展了质量型经济增长理论,补充了“包容性绿色增长”实现情境领域的理论文献。（2）研究方法中,从“水平”与“效率”维度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进行综合测度,保证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标测度的全面客观性;利用工具变量法审慎识别知识流动中介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填补现有文献中缺乏中介机制内生性考量的研究空缺。（3）机制探索时,以“知识流动”为机制讨论核心变量,通过分析知识流动的障碍因素、物理渠道与微观途径来分辨数字基建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传导机制路径,以此部分打开知识流动传导机制黑箱,深化数字基础设施影响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机理分析。（4）实证策略上,通过构建知识流动空间关联矩阵,来识别数字基建对知识邻近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探察了“交通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空间协同效应,以此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与优化提供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