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批评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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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的批评方法不仅是刘勰文论的核心元素,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宝贵资源。既有的《文心雕龙》批评方法研究或热衷于“以西释中”,或专注于“一隅之解”,常常遮蔽了刘勰文论固有的中国性和整体性。《文心雕龙》的批评方法既根源于儒道释文化的方法论,更是刘勰对他那个时代文学理论和批评问题的现实回应。就后者而言,刘勰文论的问题意识表现为与批评方法相关的三大现实忧虑:一是“近代之论文者……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二是文学批评者“各照隅隙,鲜观衢路”,三是文学创作者“多欲练辞,莫肯研术”。刘勰的三大忧虑(或曰“问题意识”)催生出《文心雕龙》文学批评的三大方法:溯源法、博观法和折衷法。研究《文心雕龙》的批评方法,需要追溯儒道释文化的方法论根基和刘勰文学理论批评的现实忧虑,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文心雕龙》的三大批评方法“释名以彰义”和“敷理以举统”,进而揭示《文心雕龙》批评方法的历史意蕴和现代价值。依照上述思路及框架,文章除绪论和结语之外,分为四章展开论述。第一章主要探讨《文心雕龙》批评方法的问题意识。《文心雕龙》是一部救弊之作,刘勰试图纠正南朝宋齐时期重文轻质、辞趋浮靡的不良风气,提出寻根溯源、原道宗经的文论主张,从儒道释文化之中寻找方法论根源及要义。刘勰不仅看到他那个时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三大困境:一是“去圣久远,文体解散”,二是“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三是在古今、奇正、心物等问题上不能“兼解以俱通”;刘勰更认识到由此三大困境而酿成的批评方法的三种弊端:一是“未能寻根”,二是“各照隅隙”,三是“莫肯研术”。如何走出困境?如何解除弊端?刘勰提出并践行文学理论批评的三大方法:溯源法、博观法和折衷法。刘勰的批评方法既具有“秉持一道”的统一性,也具有“善兼众术”的多样性。三大批评方法不仅是“道”与“术”的有机统一,本身也具有极强的涵摄力与理论深度。第二章主要探讨《文心雕龙》溯源法的内涵、形态与主轴。溯源法具有线性的史学意识,通过回溯某一现象的起源、发展与终结,从发展过程中获取规律并指导实践。《周易》“原始反终”的理论体现出彰往察来的溯源思维;《庄子》对古之道术的向往和描述,展示了由方术至道术的溯源路径;《史记》“原始察终”的笔法彰显了通观盛衰的溯源目标,这些都是溯源法的理论来源。《文心雕龙》溯源法广泛应用于文体论中,主要以“史”的方式对历代作品浚通源流,有字句溯源、修辞溯源、文体溯源和事义溯源四种具体形态。溯源法不仅注重“铺观列代”,在溯源时进行纵向沟连,也强调“撮举同异”,在溯源时使用横向比较。整体来看,溯源法以时间演进为线索,并遵循文体、质文和原道这三条主轴追根溯源。第三章主要探讨《文心雕龙》博观法的内涵及其在文学创作与鉴赏之中的具体应用与特征。博观法具有圆备的空间意识,通过研习经典以扩充视野和智识,通过博学博练以提高创作水平,通过博见博观以提升鉴赏能力。儒家主张“贵全”、“博学”,道家主张“神全”、“知天知人”,佛教主张“圆极尽妙”,这些均为刘勰博观法的理论来源。《文心雕龙》博观法广泛应用于文学创作论与批评鉴赏,文学创作之博观,以“神与物游”突破身观之局限,以“贵在虚静”积学酌理、陶钧文思,以“博而能一”馈贫拯乱、垂帷制胜。批评鉴赏之博观,以破“我执”拓展批评空间,以标“六观”使批评视野圆备圆照,以“深识”“见异”获取最大的鉴赏自由。第四章主要探讨《文心雕龙》折衷法的内涵及其“执正以驭奇”和“兼解以俱通”两大特征。折衷法以“尚中”破“对立”,大量用于对文论范畴的敷理以举统。作为刘勰折衷法的理论来源,《周易》以中吉为尚,儒家以中庸为美,道家以环中为至道,佛教空宗以中观为显征。折衷法是统摄《文心雕龙》全书的批评方法,是对文术的整体观照。通过折衷句式和奇正概念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出,折衷法以“正”为根本准则来处理对立范畴,具有不变的总纲和轴心。同时,折衷法在具体实践中也具有高度灵活性,强调根据具体情况、文体特征和个人才性进行文体选择,强调对立范畴在交织、偕同和互为表里中融合促进,强调在两相结合中融合创新。通过对《文心雕龙》批评方法的整体观照,可以揭示出《文心雕龙》批评方法的时代价值与学术意义。对以往从创作论、鉴赏论和文体论分而谈之的龙学研究来说,以批评方法为切入点、以刘勰的问题意识与解决方法为轴线进行梳理是一次有益尝试。刘勰的批评方法也对后世例如诗格、诗式、诗法等批评方法的演进起到启迪和指导作用。此外,探寻中国古代文论宝库中的批评方法,有益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对当今的文学批评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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