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过度维权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这一问题,我国司法实务界和法学理论界始终存在肯定论与否定论之争。司法机关对同一案件态度反复的现象不仅容易使人感到公平的缺位,也损坏了司法的权威性。本文首先从过度维权行为的概念入手,概括过度维权行为、普通维权行为以及普通敲诈勒索行为之间的共性与差异。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将研究范围限定在侵权损害所引发的赔偿矛盾中。过度维权行为的权利基础既可以来源于法律规定,也可以产生于道德规范。由此,过度维权行为可以分为基于法律权利的过度维权和基于道德权利的过度维权。当前我国刑法学界对过度维权行为定性问题主要存在三种意见:财产罪说、非财产罪说以及待定说。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相关数据显示,公民维权行为触及敲诈勒索罪的可能性不断增大,但是过度维权案件中行为人的犯罪状态为未遂的情况较多,行为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较小。如此一来,妥善处理过度维权行为,严格限制其入罪标准是十分必要的。结合案例分析司法机关针对此类案件的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不难发现过度维权中行为人的主观是否具备“非法占有目的”、行为人的维权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胁迫行为一直是司法机关的判定难点。司法实践中同案异判现象普遍且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缓解。因此,探讨出科学合理的认定标准迫在眉睫。综上所述,我国刑法学界以及司法实务界对于过度维权行为定性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是否存在法益侵害、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过度维权行为是否为“胁迫”行为。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是对认定焦点进行详细解析。首先,敲诈勒索罪所侵害的法益为财产法益和被害人的意志自由。判断过度维权行为是否存在法益侵害,应当在法秩序统一的前提下,坚守刑法以及刑事违法性判断的相对独立性,从刑法自身目的出发分析法益侵害的有无。其次,“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中,民法不是转移财产的唯一合法依据。刑法对财产保护法益的拟制规定优于民法相关规定。在遵循无罪推定原则的前提下,采用刑事推定的方法认定占有目的的非法性更为科学。这样既可以避免主观归罪的嫌疑,也具有实际操作性,有利于司法公平正义的体现。最后,敲诈勒索罪的实行行为包括暴力行为。用暴力手段维权无论如何都是被法律所禁止的。通过底线理论有效区分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行为以及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谈价行为,否认带有威胁性质的合法维权行为可以认定为敲诈勒索罪的“胁迫”行为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