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区位环境是影响企业发展的核心因素和空间基础。区位环境影响企业具有源头性效应及派生性效应,从成本、市场、集聚、人才等角度对企业产生异质性的影响,企业在适应区位环境的过程中,也促进了自身生产效率的提升（王国平,2019）。近年来,伴随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化以及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迅速普及,我国经济正面临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构建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寻求经济增长新动能,成为当下亟需突破的重点问题。而从企业的微观视角来看,有效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要素的投入及生产效率,是促进经济顺利转型的重要抓手。现有研究认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技术进步效率和规模效率都有下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合理的外部区位环境,尤其是经济及政策环境,限制了企业间要素的自由流动及知识的溢出（桂黄宝,2014）。因此,研究如何通过优化区位空间布局,构建良好的经济及政策环境,从而激励企业创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至关重要。企业区位环境的优化与生产效率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存在,那么影响的主要机制是什么?如何通过优化区位环境空间布局等手段,更好的促进企业创新及生产效率的提升?这些问题的解决,为从区位环境角度挖掘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研究了在微观视角下,企业周边交通可达性、消费多样性和住房成本等主要区位环境因素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并从信息交流、劳动力质量、通勤时间、幸福感等视角验证了区位环境影响生产效率的主要机制,为政府统筹规划城市功能区空间布局,实现产业集聚经济与不同功能业态的动态互补提供了理论依据。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就区位环境及生产率的相关问题展开了丰富的研究,但从城市内部的企业微观视角出发,探讨区位环境对企业生产效率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基于丰富的城市内部轨道交通数据、消费商铺数据及住房交易数据等微观数据库,首次实证验证了城市内部微观区位环境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因果关系,并探究了这一影响的异质性和主要机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科学合理的空间规划和政策选择建议。这对于优化城市内部空间分布,保持经济高质量增长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从企业生产效率的测算及影响因素、企业周边交通可达性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消费多样性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住房成本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等四个方面,对本文研究问题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首先,现有文献对于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因素的研究已经比较完善,但大部分文献仅关注单一因素的影响,而忽略了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将其视为一个整体,考察整体区位环境的影响效应;其次,关于交通可达性的相关研究,几乎没有文献关注城市内部短距离轨道交通建设对于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再次,关于消费多样性的研究大多从城市和区域等中观层面开展,而很少研究消费品多样性对生产的影响,尤其是从人的主观能动性角度探讨消费多样性对生产影响的研究几乎没有;最后,关于住房成本的研究,缺少从微观层面对住房成本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探讨。在对数据进行处理及进行实证研究之前,本文首先对三个主要的区位环境因素间的相关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构建了本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将区位环境视作一个整体,考察在控制其他两种因素的前提下,某一因素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基于该研究框架,本文首先测算了企业的生产效率。考虑到本文使用的微观企业数据的特征,第三章选择了合适的企业生产效率的测算方法,并对中关村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初步的测算和比较,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主要从交通可达性、消费多样性及住房成本三个角度探究了企业周边区位环境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在交通可达性方面,本文基于北京市地铁的修建和开通数据,实证研究企业周边交通可达性对于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周边交通可达性的提升对其生产率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在使用企业到最近“最小生成树”地铁站点距离对数做为工具变量处理模型内生性后,发现企业到最近地铁站点的距离每减少10%,带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升0.83%。该实证结果在更换企业TFP的计算方法、企业周边交通可达性的度量方法、仅保留新园区及考虑影响的滞后性后,仍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规模越小的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受交通可达性影响更大,这可能是因为企业规模越小、经营方式越灵活、劳动密集度越高的企业,地铁通过提升其员工通勤效率及人力资本质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更大。进一步的,本文还对企业周边交通可达性影响生产效率的微观机制进行了验证,发现降低员工通勤时间、促进企业间交流、提高市场可达性及促进企业人力资本质量提升是交通可达性影响企业生产率的主要途径。该研究发现为在城市内部进行精准化交通空间布局,构建高效率交通网络,加强资源的统筹与整合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消费多样性方面,本文主要关注消费多样性对生产的带动效应。使用餐饮多样性作为企业区位消费多样性的代理变量,利用“大众点评网”的餐饮类商铺数据与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数据进行匹配,实证考察了餐饮多样性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餐饮多样性对企业生产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在使用企业周边新开楼盘的交易面积作为工具变量处理模型内生性后,企业周边1公里范围内的餐饮多样性指数上升1个标准差,将会使得企业的TFP显著提升约8.9%;第二,上述影响对于非国有企业、员工数量越多的企业、对劳动和技术依赖较强的企业以及员工面临较高通勤成本的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第三,本文从消费选择效应和工作效率效应两个角度检验了餐饮多样性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微观机制,企业周边餐饮多样性的提高能够产生正向的消费选择效应,促进企业的人力资本质量显著提升,同时本地的餐饮多样性显著提高了就业者的生活和工作满意度,从而发挥积极的工作效率提升效应。本章的研究结论对于城市政府通过合理规划城市功能性空间布局,挖掘企业生产潜力、提高整体生产效率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在住房成本方面,本文基于北京市二手房交易数据,以企业周边一定范围内的平均二手房成交价格作为住房成本的代理变量,实证研究了住房成本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企业周边1公里范围内的平均二手房单位面积价格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且在使用小区坡度乘上一年北京市房地产开发土地购置面积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后,发现企业周边住房成本每增长10%,企业TFP下降8.9%;第二,通过计算企业周边不同距离范围内的平均住房成本,并对模型重新回归,可以发现1.5公里范围内的住房成本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最为显著,而超出1.5公里以后,住房成本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逐渐减弱;第三,通过机制分析发现,企业周边住房成本对企业创新具有“挤出效应”,住房成本越高,企业的创新投入和产出越少,此外,企业周边住房成本的升高还会延长员工的通勤时间,降低劳动生产率;第四,员工数量越多、劳动要素越密集、通勤时间越长的企业以及服务业企业受周边住房成本变化的影响更大。该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关于住房成本的相关研究,为政府科学制定住房成本调控政策,引导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基于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本文的边际贡献和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现有关于区位环境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的区位选择以及城市间区位环境的异质性经济效应,尚未有研究直接关注微观层面不同类型的区位环境因素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本文借鉴已有研究,使用轨道交通可达性、餐饮多样性以及平均住房交易价格作为衡量区位环境不同特征的代理变量,首次在同一框架下系统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区位环境因素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弥补了微观层面区位环境经济效应的研究空白。第二,虽然已有大量研究从外部环境、贸易、市场和内部环境等角度探讨了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经济和政治的等因素,也有部分研究探讨了工作环境与员工工作效率之间的关系,但少有文献研究特定区位空间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直接考察企业周边环境对企业生产效率影响的研究仍然非常少见。本文的研究成果从区位空间特征的角度丰富了关于企业生产效率的相关研究,为解释企业生产效率以及经济高质量增长提供了新的视角。第三,研究聚焦城市内部的微观企业。与以往研究多从区域和城市间的宏观和中观层面展开分析相比,本文使用城市内部微观企业、交通、商铺和住房数据库,且数据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和代表性。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北京市高技术企业,所有企业均处于相同的经济和政策环境内,避免了由于城市间不可观测的因素产生的模型内生性问题。更重要的是,相关研究结论对于城市政府制定规划政策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更加明确的指导价值。由于数据局限性,本文研究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首先,本文以北京市具有代表性的中关村企业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虽然能够避免城市层面不可观测的制度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但考虑到北京市的特殊性,以及中关村内企业多为高技术企业,本身的技术水平及生产效率就较高,且中关村园区的政策加速了产业内和产业间企业的集聚与互补。因此,本文的相关研究结论是否能够推广到其他城市以及其他类型企业,特别是中小城市,仍有待讨论及进一步的验证。其次,在本文的研究框架中,讨论一种区位因素的影响时,有必要对其余两种因素加以控制。受部分数据的限制,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较短,仅为2015、2017级2018年三年数据,样本量较小。实证结果更多依赖于城市内不同区位特征的异质性,难以完全捕捉交通可达性、消费多样性以及住房成本等区位因素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动态影响。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通过收集更多微观层面的相关数据,在更长的时间纬度上验证区位环境对企业生产的影响。第三,在机制检验部分,尽管本文已尝试从知识溢出、人力资本质量、员工通勤等多个角度分析区位环境因素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作用机制,但由于缺乏个体层面的微观数据,对于微观机制的验证,尤其是关于员工个人层面机制的分析,仍然不够精准。未来希望可以通过专家座谈、实地调研等方式,收集更多层次及更多类型的个体层面微观数据,以期对上述研究局限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