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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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3月,崇祯帝自缢煤山,明中央政府就此灭亡。4月,清王朝在吴三桂的协助下挥师入关,取代明王朝成为中国大陆上新的统治者。之后,南京等地的明臣扶持明宗室朱由崧等人,在南方先后建立了数个南明政权。为了对抗清军,他们多次向外国请求军事或经济援助,即所谓的“乞师”或“乞资”。其中,南明诸政权向日本请援的次数最多——自1645年至1687年的四十余年间,周崔芝、郑芝龙等明室遗臣曾向日本请援二十余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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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3月,崇祯帝自缢煤山,明中央政府就此灭亡。4月,清王朝在吴三桂的协助下挥师入关,取代明王朝成为中国大陆上新的统治者。之后,南京等地的明臣扶持明宗室朱由崧等人,在南方先后建立了数个南明政权。为了对抗清军,他们多次向外国请求军事或经济援助,即所谓的“乞师”或“乞资”。其中,南明诸政权向日本请援的次数最多——自1645年至1687年的四十余年间,周崔芝、郑芝龙等明室遗臣曾向日本请援二十余次,这一行为往往被称为“日本乞师(资)”或“请援日本”。在这二十多次的乞师、乞资中,能够确定的由郑成功发起的乞师有三次,分别在1648年、1658年及1660年。郑成功之所以频频向日本请求军事援助,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愿像父亲郑芝龙一样臣事清朝,而是以恢复明朝天下为己任,奈何己方势弱,无奈之下只能请日本出兵相助。此外,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国,有很长的交往历史,且德川日本是当时东亚诸国中一个国势较为稳定(与朝鲜、琉球、安南相比较而言)的国家。最后,郑氏家族与日本的密切关系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尽管郑成功三次乞师,但德川政权始终未发一兵一卒。究其原因,不外有三点。首先,天主教的东传引起了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日本统治阶级的警惕,认为传教士将会通过发展信徒颠覆他们的国家,因而多次迫害天主教徒、下达禁教令,并以此为目的下达了多道“锁国令”,禁止除荷兰人以外的欧洲人前来日本的同时,也禁止日本国民渡航海外。可以看到,如若幕府出兵则会违反幕府自身颁布的法令。其次,镰仓末期两次“蒙古袭来”给日本带来的恐惧持续到了江户时代。一方面,日本深受中国华夷思想的影响,认为满人是“夷狄”,对其有着鄙夷、轻视的心理;另一方面,日本统治者又惧怕满人占领全中国后会和当年的蒙古人一样,挥师东来。在此种心理下,幕府不会主动介入明清战争来引火烧身的,所以对于郑成功和乞师不会有任何回应。最后,南明诸政权由于内讧而导致迅速败退,其相关情况幕府高层已通过到长崎贸易的中国商船员的口述情报(唐船风说书)得知。幕府也许出于忌惮心理而未敢有任何行动。郑成功等人频繁的请援,一方面帮助日本加速了夷狄身份的摆脱一—周、郑等人在乞师信中“称臣自小”的行为极大提升了日本的自信,从而出现了大量日本已由“夷”变“华”的言论;另一方面则给了日本在近代侵略我国的口实——如日本侵占我国台湾暗含着这是“响应”二百多年前郑成功的号召之意。明清之际的国人,对于乞师外邦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将此视为“吴三桂乞师之续”的引狼入室行为而加以阻止;另一种则是将此视为拯救大明的途径并积极付诸行动。后者被迫走上乞师之路后,尽管回避了几乎贯穿明朝始终的“倭寇”问题,但他们依然陷入了一种道德困境:满清是夷狄,而日本亦是夷狄。因此,乞师者们只能以申包胥自解。郑成功等人的乞师是明清之际,明室遗臣为了挽救明王朝而在军事力量薄弱的情况下想要实施的一种“以夷制夷”的策略——但这一方法却是不可取的,这只是这些走投无路的“叛逆者”在绝境中找出的一个并不十分完善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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