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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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国际政治理论认为,小国只是国际体系被动的“接受者”,在国际安全领域无足轻重,其外交政策受到体系的严重制约。小国处于国际体系的边缘,大国行为对于地区政治和安全形势的影响迫使小国只能被动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因为小国之“小”,无法单独应对国际实力关系的影响,因此国际体系的变迁对于小国而言的影响更大。关于实力关系的解释存在两个层面,在国家层面是指小国自身综合国力的具体体现,表现为避免其他国家的干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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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国际政治理论认为,小国只是国际体系被动的“接受者”,在国际安全领域无足轻重,其外交政策受到体系的严重制约。小国处于国际体系的边缘,大国行为对于地区政治和安全形势的影响迫使小国只能被动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因为小国之“小”,无法单独应对国际实力关系的影响,因此国际体系的变迁对于小国而言的影响更大。关于实力关系的解释存在两个层面,在国家层面是指小国自身综合国力的具体体现,表现为避免其他国家的干涉,根据国家的发展情况呈现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在地区层面,指地区内行为体对他者产生影响的能力。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小国必然会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选择安全利益最大化、安全风险最小化的外交政策,但海湾小国所处环境相同,政治制度相似,国家利益相符,却出现与理论推测不相符的不同的外交政策倾向与行为模式。海湾小国在应对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上,遇到了小国面临的普遍问题,也有海湾小国的特有问题。海湾小国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和巴林与其他中东小国不同,在中东地区实力关系持续出现复杂变化的情况下,以不同的方式应对地缘政治周期性动荡造成的安全挑战。海湾小国围绕国家利益制定多元化的外交政策,以应对来自海合会内部以及周遭环境的影响。地区与国际体系的变迁深受大国实力变动的影响,小国为了确保自身的国家利益,呈现出绥靖、平衡或追随的外交政策选择。海合会作为小国联盟构建的制度,其发展势必会受到小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而海湾小国的外交政策选择也会对海合会制度的稳定性产生复杂的影响。海合会作为区域一体化组织,其组织结构是一种制度关系。本文综合国家利益与小国理论,确定海湾小国的国家利益偏好,基于国家利益对外交政策进行理论分析,需要将其转化为利益关系的逻辑,进而构建小国在海合会制度关系与地区实力关系中动态平衡的理论模型,以“实力关系-制度关系”的理论模型,对海合会成立至今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结合政治、经济、安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分析小国在海合会中的外交行为模式及其对海合会构成的影响,并根据理论模型总结海合会制度关系的动态变化特征,对海合会的发展进行理论化的规律总结。通过对海湾小国外交政策变化以及海合会制度关系发展的梳理与研究,本文认为海合会成立的原因是由于海湾阿拉伯国家自身的国家实力难以单独应对地区实力关系变化导致的地缘政治周期性动荡产生的安全威胁。从小国理论视角出发,小国普遍存在受规模狭小限制而无法摆脱的“脆弱性”难题,普遍存在国家实力不强的情况。海湾小国作为资源丰富,地理位置重要的资源禀赋型小国,在享受到其提供的发展红利的同时,更多地受到基于实力关系出发的大国干涉。而作为在国际社会中少量遗留君主与王室统治的国家,统治者对于主权的敏感度更高。海合会制度关系的构建仅涉及少量的主权让渡,小国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主权的独立与完整。因此,海合会既不是联邦也不是邦联,而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弹性制度关系。对于小国而言,追求独立自主是无法更改的国家秉性,因此在地区实力关系相对稳定,地缘政治格局宽松安全或存在实力空白时,小国会选择相对激进的外交政策动摇制度关系;在实力关系的领域内谋求更多的国家利益,以弥补主权让渡造成的利益损失。在地区实力关系处于动荡状态,小国自身难以应对安全威胁时,让渡部分利益构建制度关系,庇护安全利益并保证主权完整与政权延续是另外一种必然的选择。由于构成制度关系的小国普遍国力孱弱或存在明显缺陷,导致制度关系统合的实力偏弱,因此需要引入外部势力以实力关系作为基础提供安全保护。海合会制度螺旋上升式的发展,符合“实力关系-制度关系”的理论模型,在海合会内部高福利的社会契约能够稳定延续时,“斗而不破”将会是海合会制度发展的常态,海合会的区域一体化建设既不会产生更为紧密的联系,也不会彻底走向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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