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对以“小额、多数”为特征的证券纠纷时,传统的单独诉讼、共同诉讼或代表人诉讼均难以妥善应对,因此《证券法》确立了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为遭遇证券违法行为的投资者提供司法救济。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一方面由投资者保护机构主导进行,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公益性与专业性的支持;另一方面适用“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诉讼参加与退出制度,降低投资者参与诉讼的成本,促进投资者“接近司法”。但是,目前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面临启动困难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启动方式繁琐、启动场景局限、启动标准内容模糊且保留前置程序和启动主体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等。这些问题导致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所预期的“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惩戒违法主体、防违法行为和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等价值功能难以充分发挥。当前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启动困难的根源在于制度定位的不合理。该诉讼形式目前被定位为证券普通代表人诉讼的“特殊阶段”或“特殊形式”,只能藉由证券普通代表人诉讼获得启动,不能由投资者保护机构直接提起。因此,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启动仍需依赖于投资者积极采取行动,由其提起“人数不确定的”普通代表人诉讼。但投资者在实践中面临“理性漠然”与“集体行动困境”等问题,绝大多数投资者并不会主动提起诉讼,诉讼形式的转换也因此无法进一步实现。最终,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将面临难以被提起,价值功能无法实现的窘境。在这一情况下,重新对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进行制度定位,使其能够独立于证券普通代表人诉讼被提起便尤为重要。通过与域外证券集体诉讼制度相比较,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与证券团体诉讼较为类似。这两种诉讼形式均由具有公益性质的机构或团体主导诉讼的进行,而非由投资者或律师所主导;并且两者的请求权类型、所能实现的价值功能也具有一致性。因此,将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定位为证券团体诉讼较为合适。对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的重新定位,是为了使这一制度能够获得独立性,不依赖于证券普通代表人诉讼而直接启动。因此,在新的制度定位下,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启动制度需要重构。在启动主体上,需要探寻投资者保护机构原告适格的理论基础,赋予其直接提起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原告资格;在启动方式上,在保留现有启动方式的基础上,应新增由投资者保护机构直接提起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启动方式,以简化启动程序,拓宽启动场景;在启动标准上,应当为投资者保护机构构建透明合理的选案标准,逐步取消“行政处罚或刑事裁判”这一启动标准,避免对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启动造成障碍。通过构建新的启动制度,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启动将更为容易,从而促进这一诉讼形式价值功能的发挥,为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提供更有效的司法救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