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舆论生态环境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低级红”作为舆论场中的一种传播失范现象,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着社会的和谐,其危害性不容忽视。研究通过全景式的探讨,对于全面认识这一现象具有一定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低级红”相关研究的理论补充,对于减少“低级红”生成、降低其危害,提高舆论生态环境治理实效具有实践意义。文章通过对“客里空”“高大全”“低级红”“高级黑”“正面宣传”概念的横纵向比较,进一步明确研究对象,将“低级红”概念界定为:是一种基于“唱红”之目的使用褒扬性话语,但存在过度夸大渲染事实、违背常识不合常理、简单化庸俗化党的政治主张和理想信念等问题,因而导致解构权威的传播失范现象。研究以此为起点,运用案例分析法、访谈研究法,以20个“低级红”案例和24个访谈对象为例,归纳概括了“低级红”传播扩散过程的特征,旨在剖析舆论场中“低级红”生成原因、产生的后果,最后探讨对策,寻求“低级红”的治理之道。意义建构理论作为新的理论视角为研究提供了分析框架,研究首先通过前三章搭建意义建构理论分析框架、明确研究对象,为后文的分析打下基础。其次第四章、第五章使用意义建构理论分析框架,将“情境与使用”用于分析舆论场中“低级红”现象的生成原因,将“鸿沟”用于分析舆论场中“低级红”现象产生的影响,将“桥梁”用于分析舆论场中“低级红”现象的治理策略。最后得出结论,研究认为,“低级红”现象的生成是由于传受双方在意义建构中产生偏差。从意义生产维度看,信息生产者对新闻事实把握不全面、对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理解不到位、对于新闻的价值判断把握不准确是其生成的重要原因。从意义传播维度看,信息审核者内容把关不严助推了“低级红”现象在网络空间的扩散;从意义接受维度看,信息接收者需求层次的分化,使“低级红”现象既存在一定的受众土壤,又存在批判之声,呈现出更为消极的影响。研究还认为,“低级红”作为一种负面现象对社会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主要包括消解主流意识形态领导力、消解主流媒体引导力、撕裂公共价值的凝聚力三个方面,应从能力保障、机制保障、互动保障三方面进行有效的意义构建,减小“低级红”现象生成的可能性,降低“低级红”现象负面影响的危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