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有关部门制定形成了《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并于9月13日发布,自2020年11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第一次从法律上为金融控股公司（以下简称金控公司）个人信息内部共享提供依据,实际上为金融控股集团（以下简称金控集团）个人信息内部共享有限制地开了“共享绿灯”,作出了金融行业的信息监管在适用个人信息保护一般性法律基础上的特殊规定,也为现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以金控公司个人信息内部共享的特殊性和规制必要性出发,探析金控公司内部信息共享中存在的诸多法律问题,结合法理与现有法律制度分析问题成因,以期给出完善建议。除引言外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金控公司的定义,金控公司个人信息内部共享的特殊性以及规制的必要性进行说明。第二部分通过对金控公司的隐私政策书、司法案例等分析,提炼金控公司个人信息内部共享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从金控公司内部共享的权利滥用和责任承担两个方面着手,讨论金控公司内部共享的边界问题、内部共享的客户授权问题,从事前、事中、事后角度分析内部共享侵权的损害救济问题以及侵权风险的防范问题。第三部分从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探索金控公司个人信息内部共享问题的成因。首先对现有理论下金控公司价值选择的困境、人格权和财产权二元权利体系的困境以及知情同意原则作为信息处理唯一正当性的局限性进行探讨。再通过一一对应的方式就目前法律规定对金控公司个人信息内部共享中诸多问题的具体回应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对金控公司个人信息内部共享现行法律制度的困境进行说明。第四部分对金控公司个人信息内部共享的相关法律制度提出完善建议。理论上应当以利益平衡的理念指导立法,对个人信息采用多元化的视角认识其法律属性,构建多元的个人信息处理正当性基础。对具体法律而言,一是要厘定金控公司的个人信息内部共享的合法边界;二是要优化金控公司个人信息内部共享的授权模式;三是要完善金控公司个人信息侵权的责任规则;四是要构建金控公司个人信息内部共享的监管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