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激励了企业研发投资么?——基于《中国制造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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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投资不仅对企业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制造业的繁荣和国家的强盛具有战略意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虽然我国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增长,但是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增长依赖程度较高,对企业研发投资活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企业的市场核心竞争力不强,乃至面临各种“卡脖子”。为了鼓励企业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我国政府适时地出台了相关产业政策,以应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如2009年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以及201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计划。特别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产业政策更加注重研发驱动以及新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应用,体现在2015年提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计划。然而,产业政策是否能够弥补市场失灵,调动企业的研发创新动力,进而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直饱受争议。中国制造2025作为我国近年来发布和实施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业政策,为我们评估产业政策的经济后果,尤其是评估和把握以中国制造2025代表的产业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效应提供了天然的实验平台。所以有必要研究以中国制造2025为代表的产业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这对于有效评估产业政策的经济后果,并探究该产业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机制,持续推进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的实施进程,提高企业研发投资水平、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为此,本文考察了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以及其中的作用机制。首先,界定了产业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概念,并基于市场失灵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寻租理论等理论视角,深入剖析了企业研发投资不足和产业政策激励企业研发投资的内在机理;其次,从理论上探讨了产业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总体影响,并从政府补助、银行信贷和税收优惠三个角度分析了产业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机制;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了产业政策给企业研发投资带来的激励效应在不同产权、不同区位和不同行业企业之间的异质性;最后,本文在对我国产业政策和制造业研发投资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选择2011-2019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具体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处理中国制造2025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以及改变被解释变量研发投资的衡量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此外,考虑到不同企业产权性质、不同区位性质以及不同行业性质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激励作用可能存在差异性,进行了相应的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能显著提高十大重点技术领域中企业的研发投资,说明产业政策对企业的研发活动有促进作用。产业政策是一种政府行政干预信号,政府的补贴、优惠等一系列举措弥补由于研发活动本身的正外部性给企业带来的研发成本,而激励信号缓解了企业和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缓解了企业外部融资约束,最终促进了企业的研发投资。该结论在双重差分检验、改变被解释变量研发投资的衡量方式两种情况下依然稳健。(2)本文检验了中国制造2025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具体影响机制,发现产业政策能够通过政府补贴、银行信贷和税收优惠促进十大重点技术领域中企业的研发投资,尤其是民营企业的研发投资。一方面,政府补贴机制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研发成本,缓解企业的资源约束,激励企业研发投资;另一方面,银行信贷机制能够通过增加企业信贷资源,缓解企业外源融资压力,激励企业研发投资;此外,税收优惠能够通过减少企业现金流出,提高企业内源融资能力促进企业的研发投资。面对激励的市场竞争,民营企业会更加努力地利用这个机会提升自身的研发创新水平。(3)本文进一步从企业产权、企业区位以及企业行业的三个角度来检验中国制造2025对企业研发投资影响的异质性,发现中国制造2025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激励效果更多地存在于民营企业、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可能的原因是,民营企业在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时,往往更加重视技术研发;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因为对外开放进程较快,积累了丰厚的资金和技术人才用于研发活动;而对于技术密集性企业来说,不间断地开展研发创新活动才能维持其市场核心竞争力。依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了以下建议:(1)在优化和改善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必须好好利用市场的自动调节作用同时,政府也要进行必要的干预,特别是研发投资这种具有正外部性的企业活动,政府需要通过必要的产业政策引导企业调动更多资源进行该项投资行为。(2)充分发挥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的研发投资效应,畅通政府补贴、银行信贷和税收优惠等传导机制在其中的作用。此外,还需要注意产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企业可能会开展“寻租”活动,也可能进行策略性创新,造成社会福利水平下降。为了激励企业自发开展研发活动,我国应该通过完善市场功能的功能型产业政策来鼓励企业的研发投资。(3)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政策,面对不同类型微观主体,必须有针对性地制定符合其实际情况的共同而有区别的政策,尤其是应该通过差异化的产业政策重点支持那些研发投资更为敏感的企业加大研发创新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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