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0年以来,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学前教育三年入园率从2010年的50.9%提高到2019年的83.4%,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水平也迅速提高,学前教育财政性经费占GDP比值从2010年的0.06%提高到2016年的0.18%。但普及率和投入水平提高的统治性话语,可能会遮蔽其他重要议题,公平就是其中之一。学前教育公平是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平的基础,而财政公平作为学前教育公平实现的重要外部条件,理应纳入到学者的考察范畴当中。Barnett指出,学前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能通过促进处境不利儿童的学业成功和收入增长来打破贫困的代际循环,同时也能通过支持低收入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提高她们的收入而积极作用于性别平等。目前国内已有较多学者关注城乡之间,不同类型园所之间（如公民办园）和不同区域之间的公平问题,关注处于这种机制下的儿童发展问题,但少有学者关注到私有部门照管学前儿童的主要承担者——已婚女性。因此本文以教育财政为出发点,将视角聚焦到已婚已育的女性身上,深入探究改善儿童照管服务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原本由国家通过单位分担的社会再生产方面的职能和服务逐渐社会化,转移到个体家庭身上（CookandDong,2011）。1997-2000年我国幼儿园总数大致保持在18万所左右,之后国有企业纷纷在改革中将所属幼儿园“关停并转”,幼儿园总数在2001年锐减至11万所,直到2012年才恢复到18万所。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政府在学前教育财政经费上投入不足,在各地区间投入不均衡,这种不足导致了儿童养育由社会化向私人化转变,这种转变对于家庭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已婚妇女身上,因为大量已婚女性承担着家庭中照管儿童的主要角色。因此,母亲作为儿童的主要照管者,同样承受着来自教育财政方面的冲击。因此,如果能够通过改善农村的儿童照管公共服务等方式有效地减轻女性的儿童照管压力的话,就可以降低女性就业的机会成本,从而进一步改善人力资源配置效率,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并进一步促进中国社会的性别平等。同时,由于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导致的地区间差异,对弱势女性群体带来的冲击是否会带来另一轮的收入差异,这种差异如何缓解也是现阶段政策层面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五大方面。第一,本文对以往的文献进行了梳理为两大支,一支总结学前财政投入的体制特征与目前存在的问题,另一支总结照管儿童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第二,使用Tobit和Clad对基准模型进行回归,初步观察学前教育经费支出与女性收入之间的关系。第三,根据城乡和是否具有国有体制身份分别进行分样本回归,研究学前经费支出对不同女性群体的异质性影响。第四,将毛入园率和生均教育经费以及女性的就业参与率和工作时间作为中介变量,对学前教育经费支出提高女性收入进行机制分析。第五,对本文女性样本群体的丈夫的收入进行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的结论为,第一,政府在学前教育经费上的支出显著且正向的影响女性的收入。第二,政府在学前教育经费上的支出对城乡女性的收入影响存在差异,对具有国有体制身份和非国有体制身份的女性同样存在差异。学前教育经费上的支出对城镇和具有国有体制身份的女性的影响正向且显著,对于农村和不具有国有体制身份的女性则不显著。第三,机制分析表明,从政府在学前教育经费上的支出对女性劳动力的影响来看,对于农村女性,学前教育经费支出的扩张更多的是通过提升女性就业参与率来进一步影响女性的收入;对于城镇女性,学前教育经费支出的扩张同时通过提升女性就业参与率和工作时间来进一步影响女性的收入。从政府在学前教育经费上的支出对学前教育供给的影响来看,学前教育经费的支出扩张下通过提升学前教育质量并仅对城镇女性的收入具有中介效应。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通过学前教育财政的引入进一步将视角锁定在已婚女性身上,同时选取了 3 1个省份的样本数据,从实证上去研究学前教育财政与城乡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因果关系。然而,本文研究依旧存在很多不足。首先,本文鉴于样本量及数据质量只利用了 2016年的截面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同时由于其次由于缺乏公办园民办园的分布数据,无法进一步深入探讨学前教育经费投入特征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